辛亥革命期间张作霖政治表现探析

辛亥革命期间张作霖政治表现探析

赵菊梅

本文首发于《关东学刊》2020年第1期

[摘 要]辛亥革命期间，张作霖依靠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调其进入奉天省城后形成的政治军事优势，利用革命党人政治上的不成熟和优柔寡断，挤走蓝天蔚，暗杀张榕，平息各种兵变，替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稳定了奉天局势。同时密切关注时局发展，积极向袁世凯靠拢，并大力招兵买马，千万百计扩充自己实力。这一切都为其职业生涯发生重大转变赢得了丰厚的政治和军事资本。文章以奉系原始档案为基础，并勾稽其他史料对张作霖在辛亥革命期间的政治表现进行全面梳理，对了解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并探讨张作霖的内心世界有所裨益。

[关键词]张作霖；赵尔巽；辛亥革命；政治表现

辛亥革命时期，张作霖的政治表现是关系到他一生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这改变其一生命运的关键阶段，张作霖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行为，为其职业生涯发生重大转变赢得了丰厚的政治和军事资本，进而从清军巡防营统领华丽转身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关于辛亥革命期间张作霖真实的政治表现，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专门的文章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拟以奉系原始档案为基础，并勾稽其他史料对张作霖在辛亥革命期间的政治表现进行全面梳理，或对了解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并探讨张作霖的内心世界有所裨益。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成功使东北各地的革命党人精神大振。他们分途聚集于奉天省城，密谋积极响应。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党人不敢发动民众，所以决定采取以“不流血的方式”谋取东三省的独立。11月6日，奉天革命党人张榕、徐镜心、商震等人集合在新军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的驻地——北大营进行密谋筹划，决定先成立一个“奉天国民保安公会”，并推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奉天咨议局议长吴景濂为副会长，然后逼迫赵尔巽宣布东三省脱离清政府而独立。

之后则计划像湖北省那样，成立军政府和革命军，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革命军“讨虏大都督”，张榕为奉天省都督兼总司令，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与此同时，蓝天蔚还计划新军第二混成协以“奉命开往关内”为借口，进入奉天城内，然后占据东三省总督府及军械库。

然而，出乎蓝天蔚预料的是，他们的计划很快就被他的部下——第三标标统聂汝清和管带李际春告发了。得知此消息，赵尔巽惊恐万状。他积极研究对策，四处调兵遣将，妄图镇压革命党人。可是，当时奉天的驻防陆军已无兵可调。原来，辛亥革命前奉天驻扎的军队有新军和省防军两大类，其中新军属于国家正规部队，由中央统一指挥，地方无权调度，而省属地方警备部队为旧军，也叫巡防营。当时，在奉天的新军主要有张绍曾任统制(师长)的第二十镇(师)驻扎在新民、锦州两府，蓝天蔚任协统(旅长)的第二混成协驻扎在奉天省城外的北大营。

奉天的旧军巡防营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路共四十五营。其中前路巡防营驻洮南一带，张作霖任统领；后路巡防营驻辽源、通辽一带，吴俊升任统领；左路巡防营驻彰武、黑山地区，冯德麟任统领；右路巡防营驻东边道，马龙潭任统领；中路巡防营驻沈阳、铁岭一带，朱道坚任统领。就在辛亥革命前一个月，新军第二十镇被调往关内滦州一带，参加秋操。这样，驻防省城的陆军就只剩下新军第二混成协和中路巡防营了。但是，中路巡防营与第二混成协相比，力量相差悬殊，无力制止新军的革命倾向。为牵制新军动向，掌控省城局势，驻守洮南的前路巡防营统领张作霖，被赵尔巽紧急调往了省城奉天。

11月8日，张作霖接到赵尔巽调他前往省城的急电后，亲自把电报送交洮南知府孙葆瑨阅悉，并于当天晚上率领张景惠管带的马三营和孙烈臣管带的马四营出发，快马加鞭、昼夜兼程，于11月11日到达了省城奉天。(1)赵菊梅：《张作霖入主奉天之谜》，《纵横》2012年第11期。按照革命党人的计划，11月12日奉天谘议局就要正式召开“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他们试图用和平的手段通过奉天省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的决议。一到奉天，张作霖就赶往总督府和赵尔巽、袁金铠等人商议，决定将计就计，先把“奉天国民保安公会”的领导权夺过来。

11月12日，在奉天国民保安公会的成立大会上，革命党人要求响应武昌起义，宣布东三省独立，但遭到了赵尔巽的坚决反对。就在双方各不相让，坚持不下之时，张作霖及其手下掏出手枪，对在场的革命党人说：“今日敢与总督异议者，请视此枪。总督能容忍，此枪不能容忍也！”(2)金毓黻：《张作霖别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选辑(张作霖等奉系军阀人物资料专辑)》第四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6页。当时，张作霖的武装军警早已暗中控制了会场内外，毫无思想准备的革命党人一筹莫展。

在张作霖武力威胁和恫吓下，赵尔巽等人利用革命党人的软弱和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弱点，强力扭曲了“奉天国民保安公会”的性质。在大部分革命党人相继退场以后，袁金铠以谘议局副议长的身份主持会议，他宣读了事先拟好的“保安公会”章程，并“公推”赵尔巽为国民保安公会会长，伍祥祯、吴景濂为副会长，袁金铠为参议总长，蒋方震、张榕为参议副长。(3)《赵尔巽为成立奉天国民保安公会及通饬办理保安分会事的札文(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三日1911.11.13)》，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辽出临图字(1981)第76号，第49页。同时，反对革命的新军军官聂汝清和因“保驾”有功的张作霖分任军政部正、副部长。

这样，蓝天蔚等人本来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但在张作霖“土匪式”的恫吓面前，革命党人表现软弱、退缩，最终导致了政权和平过渡的流产。而张作霖通过武力威胁革命党，迅速稳住了奉天局势，在镇压革命党人中立了头功，因此备受赵尔巽的赏识和信任。

11月12日当天，奉赵尔巽之命，张作霖续调前路巡防营张作相管带的马一营和依钦保管带的步一营赶往奉天。12月初，赵尔巽更是下达了张作霖的前路巡防营和吴俊升的后路巡防营换防的札令，并决定将张作霖所部的前路巡防营全部调往省城。(4)赵菊梅：《张作霖入主奉天之谜》，《纵横》2012年第11期。另外可参考《张作霖致孙葆瑨电稿(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年，第582—583页；《吴俊升给孙葆瑨移(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卷，第594页。

此后，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张作霖的作用，并壮大旧军巡防营的声势，赵尔巽索性任命张作霖为奉天城防司令，并将原来驻防沈阳、铁岭一带的中路巡防九营人马也交给了张作霖统一指挥。这样，到1911年12月底，张作霖所部兵力从原来的七营，增加到了十六营，近3000人；再加上前路巡防营帮统李蓬瀛分带的两营，张作霖所统兵力达到18营，近3500人。此时此刻的张作霖，俨然已成为奉天省最大的地方军事首领了。

张作霖照片

蓝天蔚，字季豪，湖北黄陂人，早年曾就读于湖北武备学堂，后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并加入同盟会。1910年再赴日本，进入陆军大学学习，回国后被任命为新军第二混成协统领，驻防奉天。

辛亥革命期间，即1911年10月24日，蓝天蔚与驻滦州附近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驻长春的第三镇代理统制卢永祥以及驻保定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等联名致电清政府，提出十二项条件，要求在本年内召集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并规定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提出要“特赦擢用革命党人”等。

这个电报名为“兵谏”，其实是一道最后通牒，它威胁清政府要把多年来拖延未办的大事在两个月内全部办完，如果敢说半个不字，他们将马上杀奔北京，绝无讨价还价之余地。为配合“兵谏”，吴禄贞还擅自阻截了清政府运往武昌前线的军火。这一系列的行动逼迫清政府不得不颁布“罪己诏”并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进一步缩小了皇帝的权力，扩大了议会和总理的权力。不仅如此，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三人还准备联合发动武装起义，但因为消息外泄，吴禄贞不幸被暗杀于石家庄，起义未能照计划进行。

挚友被难，蓝天蔚只好在东北继续展开斗争。如前所述，他与张榕等人策划了“不流血的方式”，想通过和平的手段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结果以失败告终。随后，赵尔巽便开始着手削夺蓝天蔚的兵权。他以商量事情的名义令蓝天蔚到东三省总督府，结果刚到总督府辕门，蓝天蔚就被张作霖的手下搜了身。见面之后，赵尔巽又“以其在驻地与革命党举行会议已被见责”为由，劝蓝天蔚交出兵权。

没等赵尔巽和蓝天蔚说几句话，侍立在侧的张作霖便拉起蓝天蔚的手，要求与他的部队一决高下。赵尔巽和张作霖一文一武双管齐下，逼迫蓝天蔚就范。无奈之下，蓝天蔚只好答应交出兵权。11月14日，赵尔巽给蓝天蔚下了一个札令，说：“查有第二混成协蓝统领天蔚，志趣正大，识见明敏，堪以派赴东南各省考察此次战事之实情、公众之意见，并传布奉省保安会宗旨，以谋国民之幸福。

为此，札委札到该协统，即便遵照，克日前往妥办，随时报告。此札。”(5)《赵尔巽委派蓝天蔚赴东南各省考察战事并传布奉省保安工会宗旨的札文稿(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四日1911年11月14日)》，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105页。被解除兵权的蓝天蔚受到张作霖的严密监视，只好逃离奉天，遁迹大连。

张作霖帮助赵尔巽镇服了新军将领，挤走了蓝天蔚，受到了赵尔巽的格外器重。军事实力增强之后，继续与革命力量对抗，镇压革命党人也成了张作霖面临的首要任务。以张榕为首的另一部分革命党人，不愿让东三省独立的计划半途而废，遂另行成立了一个名叫“联合急进会”的组织，由张榕任会长，张根仁、柳大年、李德瑚等人任副会长，继续展开了革命斗争。

张榕，原名焕榕，字荫华，辽宁抚顺人。祖上随顺治帝“从龙入关”，为八旗驻防官兵，后回到关外老家。张榕19岁时赴北京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习俄文，并逐渐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产生了要变革社会的想法。日俄战争期间，他弃学出关，毁家输财，组织“关东独立自卫军”。自卫军声势浩大，给东三省当局和外国侵略势力造成了很大威胁，不久被清政府严令解散。后来张榕在北京结识了革命党人吴樾，开始真正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

1905年9月，张榕与吴樾在北京前门车站密谋炸死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的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商部右丞绍英、兵部侍郎徐世昌和湖南巡抚端方等五大臣，曾经轰动一时。事败张榕被捕入狱，1908年化妆越狱，逃往日本东京并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下旬，张榕开始组织东北革命党人共谋响应武昌起义大计，奔走于奉天新军和革命党人之间，策动东三省独立，声援武昌。

由于奉天城内赵尔巽、张作霖等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联合急进会”决定派人分赴庄河、凤城、安东、辽阳、兴城等地自下而上发动武装起义，张榕等少数人则“居省调护，掌握中枢”。奉天省的革命局势一天天好起来，力量一天天壮大起来。面对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赵尔巽除了派各路巡防营扑灭地方武装起义的“星星之火”外，还与张榕约定：“东省事静，俟国会解决，彼此毋复争持”。张榕遵守了此停战条约，“并以生灵为念，亦允于停战期内不为强制之举”，但赵尔巽却“包藏祸心，实欲锄之以便己”。

1912年1月23日夜，张榕“赴袁金铠约，罢饮归，偕行过平康里。赵密檄军队尾随其后，突狙击之，中数弹，犹大声叱曰：‘咄！鼠辈胡无信至此，吾竟以守约死矣！’至死怒眦尽裂。露尸一昼夜，目未瞑也”。“赵复遣兵毁其室庐，掠其财物，并毙其塾师张振声”。(6)

《赵恭寅为收到张榕等五名事实清册并再补报一份事给城厢董事会的指令(三月二十五日)》之附文《张榕事略》，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145—148页。同时被杀害的还有张榕的好友宝崑和“联合急进会”秘书、急进会机关报——《国民报》编辑田亚赟。

此次行动皆系张作霖奉赵尔巽之命所为。《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中《张作霖为报告杀害革命党急进会张榕宝崑田亚赟等经过给赵尔巽呈》对此有详细的叙述：1月23日夜，张作霖“派侦探长于文甲带同兵弁，跟踪追缉，本拟将张榕捕获后呈请讯办。乃行至西关平康里路遇张榕上前诘问，该犯竟敢开枪拒捕，经于文甲还枪迎击，即将该犯当场击毙”。

随即还派人抄了张榕及其胞兄张焕柏的家。次日，张作霖向赵尔巽呈文道：“查有省城大北关张榕，前经组织急进会，自称会长，潜结亡命无赖多人，昼夜计议，并有暗杀党名，伺职出入。职早有所闻，只以无据风传，仍坦怀以待。近据密探报告，数日以来民军北犯已抵烟台，风声逾加紧急，连日该犯张榕纠集在会多人，大开秘密会议，与该军机关部来往通函，约期起事”。呈文还说从“该犯住屋搜出民军告示、委任状多件，又急进会会长木印一颗，小戳一个及信，内有东洋文字者数封，内有大连来信，系近日发自机关部者，并汇有巨款，即系约期急速起事之函，又内有速将双木消化一语，‘双木’盖暗寓职名(指张作霖，笔者注)也。又有一日文信函，内有速将张某、冯某致死，则余可无虑等语”。

据此，张作霖认定查抄出的两封函件是张榕“谋叛暗杀之铁证”，并说“闻该犯党羽甚多，以满洲人宝崑、田亚赟为死友，一切结会、通匪，多系宝崑之主谋，田亚赟辅之”。(7)《张作霖为报告杀害革命党急进会长张榕宝崑田亚赟等经过情形给赵尔巽呈(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卷，第617页。在此呈文中，张作霖还叙述了杀害宝崑和田亚赟的详细经过。

1月29日，张作霖又向赵尔巽呈报说：“张榕家人李鸿顺、刘贵山、杨顺、高桐、尹国栋，已于前日同时捕获，全系张榕羽翼爪牙，未便轻纵，拟请严刑法办，以警凶顽”。(8)《张作霖为捕获张榕家人李鸿顺等送请核办给赵尔巽呈(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卷，第619页。此后接连数日，张作霖指挥部下在省城大肆搜查革命党人，凡遇到形迹可疑或剪去发辫的人，即行砍头或关进监牢，省城上下人心惶惶，到处充满了恐怖的阴霾。

与此同时，驻外埠的张作霖中、前两路巡防营也参与了镇压革命党人的行动。据1912年3月1日《袁世凯为蓝天蔚电请停止张作霖等惨杀铁岭开原等地革命军致赵尔巽电》称：……开原军民早与地方和平接洽，至初二日由绅商代表欢迎进城并无战事。不意初三日(2月20日)，赵尔巽派张作霖军队围杀，民军进退无路，激成战争，张军到处惨杀淫掳，现今铁、开等处欢迎民军各绅商代表仍行搜杀，共计在蔚处避祸者人计千数，被赵、张冤杀、暗杀者前后不计其数，家属嗷嗷，惨不忍闻。”(9)《袁世凯为蓝天蔚电请停止张作霖等惨杀铁岭开原等地革命军致赵尔巽电(一九一二年三月一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卷，第641页。另外，前路帮统孙烈臣所部则在瓦房店、盖平、庄河等地镇压民军。由于兵力单薄，赵尔巽还电饬管带王永峰等带领炮队驰援，“以厚兵力，而期得手”。

对于张作霖镇压革命党人的行为，赵尔巽十分满意。他在张作霖呈文后批示道：“查张榕私结匪党，图谋不轨，本大臣久有所闻”，并盛赞张作霖说：“该统领不动声色，连毙三凶，实足以快人心而彰显戮，应侯出示晓谕，以明与众共弃之义”。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赵尔巽也多次为张作霖请功，说“张作霖骁勇善战”，请政府“破格升赏，以资鼓励”。清政府随即任张作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并将其所部改为第二十四镇，由张作霖任统制，相当于师长，不久又兼任巡防营务处总办。军事实力的增强，使张作霖的腰杆硬了起来。

张作霖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入驻省城，使自己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成为了奉天省最具实力的军事首领。但就全国而言，此时的张作霖尚处于人微言轻的状态之中。在这样一个举国动荡，清朝政府摇摇欲坠的形势下，如何才能引起中央政府当权者的关注与重视呢？张作霖一直观察着时局的发展。

辛亥革命发生后，清政府启用袁世凯镇压武汉革命军。袁世凯当然不想真正为清政府卖命，他的想法是既要利用革命军以威胁清政府，又要暂时保存清政府以对付革命军。(10)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91页。而当革命军提出只要他拥护共和，逼迫清帝退位，孙中山就让出临时大总统，推选他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时，袁世凯立即背叛了清王朝。

袁世凯重登政治舞台时的一切政治表现，身处东北的张作霖都看在眼里，尽管张作霖对袁世凯各种行为背后的真实想法并不一定完全了然，但他知道，此时的中央政府，袁世凯是执牛耳者。自己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他必须造势，发出响亮的声音，引起袁世凯对他格外的关注才行。

为此，1911年12月31日，张作霖联合奉天省的主要将领军官聂汝清、冯麟阁、吴俊升、马龙谭等人通电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政官员，号召组成一个联合的东三省“勤王之师，以铁血解决政体”。同日，张作霖等33人联名致电直隶、河南、山东、黑龙江、徐州、石家庄、吉林等地督抚宪及军队，号召他们“除将本省防务布置外，即由东省发起，就现有军队，编成劲旅，共任勤王，先发制胜。由齐、豫分兵南下，誓灭彼党，非达君主立宪之目的不止”。

1912年1月1日，张作霖与北洋军事将领48人联名通电，声称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1月2日，张作霖与孟恩远、马龙潭等又致电段祺瑞，再次表示可以随时“南下应援”，同时还致电北京各亲王，表示“争君主立宪以救危亡，非誓死决战不可”，并提出“亲贵大臣存放北京各国银行现款三千万，借以供军，大局尚可挽救，否则，军心瓦解祸变立至。”(11)

《关于驻奉天军队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发起勤王之师电(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卷，第603—605页。这组电文包括《潘矩楹张作霖等通电(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潘矩楹张作霖等致吉林黑龙江电(十二月三十一日)》《奉省各军致吉林孟恩远电(一月二日)》《潘矩楹张作霖等致段祺瑞电(一月二日)》《潘矩楹孟恩远张作霖等致北京各亲王电(一月二日)》。

当张作霖作出这些举动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非常清楚：袁世凯的新军镇压武汉革命军是不需要他们来帮忙的，这种政治手腕只不过是想让袁世凯知道，我张作霖是站在你和朝廷这一边的。张作霖希望袁世凯投桃报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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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张作霖，感觉自己受到了袁世凯极大的忽视，既然得不到袁世凯的垂青，于是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他积极发表言论，扬言袁世凯如果一定要依附共和，逼清帝退位，他将拒绝听从共和政府的指挥，无路可走时，只好采取自由行动。他对日本驻奉天的落合谦太郎总领事说：“如果日本国对本人及东三省人民尚有关切之情，则本人率民归依，并不是件难事。我们既然已经失去应为之效忠的皇帝，那么依附同种的日本，也属理所当然。”

他还说：“目前东三省兵马实权在本人掌握之中，断不容许革命党之类南方人任意蹂躏，如北伐军之类，何足挂齿！即袁总理，如有确实迹象证实其已附和共和，本人亦决不听从其指挥，必将自率部队，我行我素。日本国在满洲拥有重大利权，与满洲具有特殊关系，而为本人所熟知，亦为民众知晓。日本国如能以德相召，则东三省民众，必将人心趋向，有所依归。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与外人更为妥当。当此时刻，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12)《洛合驻奉天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第51号，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72页。

当时的张作霖，仅以第二十四镇统制的身份频频向日本发出示好言论，谋求日本支持，并向日本表示东三省可以脱离中国本土而独立，这在日本看来是十分不可靠的，因此日本政府对此并没有明确表态。当然，对张作霖而言，他的这些言论和行为，也并不是真的想让日本有什么实质性的回应，而只是想明确地向袁世凯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你袁世凯不重视我，我不但会成为你的反对者，东三省也可能因此而动荡不安。你在前方忙着和革命党人较量，我在后院就给你放火闹事，让你首尾不能兼顾，这样你才能知道我张某人的分量。

张作霖这种无中生有的招法果然奏效，袁世凯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东北问题本来就复杂，既有宗社党在活动，又有世受皇恩的“保皇派”人物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更有日本对东北的虎视眈眈。张作霖作为东北的实力派人物，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仅对东北局势影响很大，而且会影响到北京的安全，直接关系到自己统治地位的稳定。南方的革命军已经够自己忙乎的了，如果东北再乱起来，腹背受敌的滋味可不好受。面对着张作霖的咄咄逼人之势，袁世凯不得不接招。

为此，袁世凯给张作霖写了一封密信，告以清王朝大势已去，劝说张作霖放弃保皇主张，接受共和政体。在密信中，袁世凯还私下许愿，一旦清帝退位，本人就任民国大总统，将“任卿为东三省防务督办。”(13)[日]园田一龟：《怪杰张作霖》(内部参考资料)，胡毓峥译，辽宁大学历史系，1981年，第38页。除此之外，袁世凯还以军刀一柄及价值万余元的贵重物品赠与张作霖，以示拉拢。

收到密信的张作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共和制也好，君主立宪制也好，对我张作霖来讲都无所谓，我要的是官位和利益。我张作霖如此动作，你袁世凯还不考虑我的利益，那就别怪我另起炉灶，再说你袁世凯也没有理由和我死磕啊！

仿佛就像洞悉袁世凯内心的隐秘一样，张作霖得到了袁世凯的承诺。于是，他立即改变以往的言辞，见风使舵，转而开始说服赵尔巽等人并致电袁世凯称：“东三省之事无足为忧。”至此，张作霖导演的一出政治好戏换来了袁世凯对他的重视。在清帝退位两天之后，张作霖又和奉天的其他官僚一起，致电向袁世凯表示祝贺，表示：“国体既定，临时共和政府已建立，窃维推选袁世凯为大总统，实属至当”。(14)[日]园田一龟：《怪杰张作霖》(内部参考资料)，胡毓峥译，第39页。同时，张作霖还从奉天城内四平街的一家药店里，买得价值1200余元的人参和一套价值8850元的纯银餐具回赠袁世凯，以示巴结。

紧接着，在袁世凯反对南下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问题上，作为北洋外系，张作霖更是替袁世凯振臂。听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要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要求袁世凯南下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张作霖立即给袁世凯致电说：“大总统已公选全权，为天下人之贺。惟莅宁一节，军界不甚允协，仍以北京为妥，如必莅宁，恐有他变”。(15)

《奉天张作霖致袁大总统电》，《盛京时报》1912年2月27日。当袁世凯让手下人在北京制造骚乱以找借口不去南京赴任时，张作霖又推波逐浪，发表通电威胁说：“东三省逼处强邻，土匪每藉以肆虐，极力保全尚虞危险。幸以北京尚安，人心稍固，犹可维持。倘总统离京，恐匪徒乘机破坏，酿成交涉，至为可危。如果本省不保，全局立坏”。(16)《奉天专电二则》，《盛京时报》1912年3月6日。

曾发誓要以生命捍卫君主立宪制的张作霖，在得到袁世凯足够的重视后，立刻摇身一变，变成了他一度拼命反对的民国的拥护者。张作霖的变脸可谓神速，由此他也得到了袁世凯的青睐。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下令将“东三省总督”改为“东三省都督”，但同时又规定“惟官名虽改，职权仍旧，所有各省文武属官照旧供职，官制、营制概不更动，其应行之政务、应司之职掌仍当继续进行”。(17)

《袁世凯为更改地方职官名称令(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五日)》，赵焕林主编，辽宁省档案馆编：《民国奉系军阀档案(一九二二年卷)》(1)，北京：线装书局，2016年，第40页。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使赵尔巽由清朝的东三省总督变成了民国的东三省都督，并在张作霖等旧军巡防营力量的支持下，继续维持着东北的统治秩序。

当时，奉天各地军队的情况很不平静，山海关、朝阳、阜新、柳河、开原、安东等地都先后发生了驻军或警兵的“兵变”，驻奉天北大营的陆军第二混成协“兵变”则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兵变发生后，驻守省城的张作霖所部再次参与了平息北大营新军兵变的全过程。

驻奉天北大营的第二混成协，是一支掌握先进武器、受过新式训练的新军。它原来的协统是领导奉天革命运动的核心人物、同盟会会员蓝天蔚。因此，革命思潮在该协当中广为流传，很有影响。但自从蓝天蔚被赵尔巽和张作霖逼走之后，第二混成协的官兵们就开始愤愤不平，蓄势待发，加上继任的协统聂汝清克扣军饷，又听说上面要遣散兵丁，军营中顿时怨声载道，革命的情绪在官兵们的心中就更加强烈了。

1912年6月19日，正值端午节，军队放假一天，官兵在营内过节。这天一直在下雨，到了晚上“点灯后，忽见柴草垛火起，各营兵等齐往扑救，第二营各兵首先鸣枪，齐声大喊：‘打沈阳，抢人家’，各营兵等响应，官长不能禁止”。(18)《开原县知县给赵尔巽呈(六月二十九日)》，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辽宁省档案馆珍藏辛亥革命档案(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第三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5—30页。他们撬开武器库，抢得枪支弹药，蜂拥出营，直扑大北边门。

由于事出突然，赵尔巽闻讯后大惊失色。他“立即督饬中前路统领张作霖、先锋营统领闭门登陴，一面飞饬各巡防营在城外截击”。为了不造成日本人插手，特“于西关一带，厚集兵力，保护外侨和领事馆”。(19)《赵尔巽为张作霖镇压北大营兵变经过及善后处理情形给袁世凯的呈稿(一九一二年八月四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卷，第725页。

张作霖奉命后立即做了紧急部署，他“急调前路步一、步八两营分守大北门，前路步二、中路步二两营分守北门，前路步九、中路步十两营由小东边门内作散兵队形向西堵击，中路前一营两哨分守造币厂，两哨分守军械局，并调前路马一、马二两营入城，分布要隘，严防内应”。(20)《赵尔巽转张作霖呈报所部中前两路巡防营队镇压北大营兵变经过详情给度支使札(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二卷，第38页。

果然不出张作霖之所料，变兵闯入大北边门后，分成了三路：“一股由大街直扑大北门，觊觎官银号、四平街等处；一股由大十字街向东，直扑造币厂及军械局等处；一股在火神庙各银行一带分头焚掠”。在大北门，当前路步一营管带依钦保、步八营管带芬车贺带队抵达时，“前任该协三标标统李际春、先锋队统领官吴庆桐在城闉劝慰，该变兵汹汹哗噪，始终不听，遽尔开枪，将李际春骑马击毙，蜂拥而入。依、芬两管带急督队开枪猛击，始将叛兵击退”。变兵们见大北门攻不破，便转攻东关。经前路步九营管带于文甲、中路步十营管带张麟书等率众奋力截击，变兵虽叠次进攻，终未成功。

与此同时，由边城外绕赴造币厂的变兵也被中路步一营管带杨遇春亲督两哨人马击退了；而奔小北门的一路变兵则被“前路步二营管带李振声、中路步二营管带鲍德山督队击退”了。当时，变兵们因仓猝起事，没有明确目标，又是黑夜阴雨，寡不敌众，所以于天明时纷纷散去。变兵中有当即毙命者，有潜逃者，也有饱载回营者，还有的持枪往东陵方向撤去。

次日，张作霖所部追击变兵于城东北的蔺家坟、赵家屯等处，擒斩变兵二百余名，缴获军械、军衣、子弹多数，赃洋三万余元。此外，张作霖还奉命亲率部下赴北大营遣散变兵。他对二协各级官佐和兵丁反复查明，陆续遣散二千余名。遣散前一律拍照存案，以防潜回营队。遣散时由军备处派员在沿途预备饮食，押送其入关，除川资外不发饷项，均由各地方官遣回乡里。

变兵被镇压后，赵尔巽呈请袁世凯，对参加兵变的第二混成协的三标三营、一营、二营，以及四标三营的各级官佐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处分，对平息兵变有功的张作霖、吴庆桐等大加赞赏。8月3日，赵尔巽向袁世凯呈报平息北大营兵变的情况时说：“此次兵变，巡防中、前两路统领补用总兵张作霖、先锋营统领补用总兵吴庆桐，均属奋不顾身，异常出力。巡防左路统领补用总兵冯德麟、右路统领补用总兵马龙潭，皆值在省协同防守布置，闻变后并于次日调队来援，颇资镇慑”，请大总统袁世凯给予嘉奖。

对此，袁世凯于8月15日批道：“统领张作霖等防守出力，饬陆军部核给奖叙”。(21)《赵尔巽给袁世凯的呈文稿(八月三日)》，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203-206页。当日赵尔巽饬奉天度支司，拨款奖励张作霖等人，“赏给张统领所辖各营小洋一万五千元”，赏给“冯统领、马统领跟随弁兵小洋六百元”。(22)《关于张作霖部镇压北大营兵变得力给予奖赏的文件(一九一二年八月十日-二十日)》之《奉天军备处给奉天度支使咨(八月十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二卷，第1页。

这样，张作霖不仅在平息北大营新军兵变的过程中立下了头功，还大大削弱了驻防奉天省城的唯一一支陆军——第二混成协的力量。此后，随着第二混成协被调往关内，张作霖所部成了奉天省实力最强的部队，也成了驻防省城的唯一一支力量。

张作霖以往的人生经历告诉他：要想在乱世之中立于不败之地，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才是硬道理。于是，在获取袁世凯的信任之余，他还利用赵尔巽的支持，积极招兵买马，千万百计扩充自己的实力。

1912年春夏之际，张作霖先要求将原奉天营务处总办、奉天度支使张锡銮任山西巡抚时带走、后由管带刘景元带回奉天的一营护卫队编入自己部下。对此，赵尔巽札令军备处予以批准：“准前路统领张作霖咨呈，管带刘景元由山西带回之队，拨归前路帮统孙烈臣节制，编为步队第十营，拟仍以刘景元管带。”(23)《赵尔巽为刘景元由山西带回之队编为步队第十营拨归孙烈臣节制札(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一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卷，第665页。接着又要求将辽中巡警和预警改编为前路马队第六营，并委马四营右哨哨官宋显一暂行管带，归孙烈臣管辖。(24)《张作霖等为请将辽中巡预警编为马队六营给赵尔巽呈(一九一二年五月三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卷，第682页。

7月，利用沙俄制造库伦外蒙古“独立”事件，张作霖又呈请赵尔巽，为其不断扩充的部队解决了大量的军需装备。张作霖在给赵尔巽的呈文中写道：“窃查职部中前两路新添马步各营，于行军所用物品诸多未备。现值库伦独立，并有外人暗助，凶焰益张，密迩奉边，难保不以武力从事。该地平沙广漠，绝少人烟，倘行军物品稍有未齐，微特有防于作战机宜，而诸将士往往终日不得一饱。职昔年追剿巨匪陶克陶，历经冬夏艰苦备尝，一切情形知之最悉，若不筹备于平日，鲜不贻误于临时，未雨绸缪事不容缓”。对此请示，赵尔巽批示粮饷局按其“拟购物品数目价值清单”核发，一次拨银三万两，添购了4966套洋毯、背包、干粮袋、水壶、水碗及铁镐、斧、锯等军需用品。

8月，张作霖为继续采购战马事宜又向奉天度支局咨请道：“窃查敝部拟请改编陆军一镇，业经呈奉都督批准在案。惟所需马匹，亟宜赶急筹办，以期早日编成。现派员赴辽源州等处，采买战马五百匹。应需之款，拟请贵司饬辽康税捐分局就近拨洋二万元，以备应用”。(25)《关于张作霖为库伦独立保奉边防准备行军作战物资的文件(一九一二年七月十六日-八月七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卷，第704—708页。这组文件包括《张作霖给赵尔巽呈(七月十六日)》《赵尔巽给粮饷局札(七月十九日)》《东三省督练公所粮饷局给赵尔巽呈(七月二十六日)》《奉天军备处给赵尔巽呈(八月五日)》《赵尔巽给度支司札(八月七日)》。

这样，经过扩展，张作霖所统辖的兵力，仅其巡防营前路马步队就有16个营，巡防营中路还有马步队10个营，外加炮兵、辎重兵等，总计已近30个营。张作霖想将自己所辖部队改编为陆军一镇，仅有赵尔巽的同意还不行，必须得北京政府认可并给以正式番号才能实行，袁世凯满足了张作霖的这一愿望。

1912年9月，奉天地方武装巡防营被改编成国家正规陆军部队时，袁世凯颁布了临时大总统令，宣布任命张作霖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同时任命冯德麟为第二十八师师长，并经“陆军部复核，将奉省中、前、左路巡防队改编为陆军两师”。(26)《国务院为任命张作霖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冯德麟为二十八师师长致赵尔巽电(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一日)》，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二卷，第67页。其中，中、前两路巡防队即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左路巡防队外加一些辽西地方营队即编为陆军第二十八师。二十七师师部在奉天省城，所属部队驻扎在省城附近及辽南、辽北一带；二十八师师部在广宁，所属部队分驻辽西各地。就这样，张作霖成了除赵尔巽以外驻防奉天省城最重要的军事长官，这为他此后的升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氏帅府

对于张作霖在辛亥革命期间的政治表现，张学良在晚年口述历史的时候曾有过表态。当访问他的张之丙女士谈到国内学界对张作霖的评价时，她问张学良：“有人认为‘对内方面，张作霖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他是辛亥革命的绞杀者，在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曾经扮演了镇压群众的角色’。这种说法对吗？”对此，张学良回答道：“对对，这说得对。”(27)《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4，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1188页。

分析辛亥革命期间张作霖的心路历程，我们认为：自1902年接受清政府的招抚以来，张作霖一直都是忠实地以大清为靠山，来实现其升官发财、出人头地的人生理想的。在协助新民府平定当地匪患以及多年追剿蒙匪的过程中，张作霖始终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地战斗，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屡受加封褒奖。(28)赵菊梅：《张作霖追剿蒙匪史实考辨》，《关东学刊》2017年第11期。可以说，他是一个效忠于清政府也受益于清政府的人。

因此，当辛亥革命的风暴来临时，丝毫没有受过革命思想熏陶的张作霖，选择将自己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到清政府与皇权的忠实维护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身上，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当时，张作霖仅仅是拥有三千余人的地方武装，虽然这支武装比不上清政府的新军，但这支武装经过近十年的风霜雪雨，在奉天来讲战斗力一直都非常强悍，张作霖也视其为自己发家的工具。

在辛亥革命这样的社会动荡时刻，拥有这样一支武装且野心勃勃的张作霖，觉得这是人生难得的机遇，面对着有革命倾向的蓝天蔚和张榕的政治行为，张作霖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保留现有的权势和地位，必须和他们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赵尔巽和张作霖利用蓝天蔚和张榕在革命上的不成熟和政治上的优柔寡断，依靠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毅然决然地挤走了蓝天蔚，暗杀了张榕，平息了各种兵变。

然而，让张作霖没有想到的是，辛亥革命的结果竟然是以清政府和革命者相妥协的方式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开启了中华民国的时代。而且，这种妥协还是在大清重臣袁世凯的亲自操纵下完成的。所谓妥协，就意味着像张作霖这样的当权者即使不采取非常行动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

诚然，在辛亥革命之际，张作霖镇压革命，枪杀革命党人，确实为他的发迹攒够了资本，让他成了驻守奉天省城、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并由此也引起了大总统袁世凯对他的格外关注。但中华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专门为张榕开追悼会并将张榕称为辛亥革命关东第一人，也让转身成了民国新贵的张作霖觉得暗杀像张榕这样的人还是有些得不偿失。

因此，在随后的时间里，当中华民国临时稽勋局于1913年给奉天都督兼民政长张锡銮咨文，称“一死重于泰山，殉国以张榕为最烈”，(29)《临时稽勋局给张锡銮的咨文(三月十五日)》，辽宁省档案馆编：《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142—144页。要求奉天当局发还张榕之财产并为其请恤时，张作霖为向张榕家人表示歉疚，也曾多次托人向张榕的胞兄张焕柏和胞妹张焕桂表示，愿拿出若干钱款，以维持张家的生活和资助其后人到国外留学，却遭到了张焕柏兄妹的拒绝。

十三年之后即1925年，张学良又派人给张焕柏送去一封信，拟聘张焕柏为秘书厅行走，月支车马费二百元，替父以表过往歉疚，希望两家张姓言归于好。然而张焕柏兄妹亦未接受。其后，张焕柏的几个儿子到外国留学，张学良又主动给以资助。时人对张学良这一行为，无不为之赞许。应该说，张氏父子一直想给张榕家人及后人以某种补偿，是张作霖良心未泯之故。或许在张作霖看来，为政是一回事，做人是另一回事。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算是政治无情难左右，人生有情不违心吧！

[作者简介]赵菊梅(1973-)，女，张氏帅府博物馆研究馆员(沈阳 1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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