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450年），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南北朝时期北魏著名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崔浩出身北方高门士族，祖父崔潜，为后燕黄门侍郎。其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而崔浩比他父亲更有才华，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涉及，精研经义，时人没有赶得上他的。未成年就为直郎。
公元423十一月，拓跋焘即位，是为北魏太武帝。明元帝在立拓跋焘为皇太子时，就指定长孙篙、奚斤、安同为左辅，崔浩、穆观、丘堆为右弼。这六个人，除崔浩外，都是鲜卑贵族。明元帝既死，有些人就设法排挤崔浩，拓跋焘刚刚继位，拗不过这些顾命大臣，只得免去崔浩职务，但有事仍旧向他请教。
公元（４２６年），经过两年的励志备战，北魏的势力大增。现在不是抵抗外敌的时候了，魏太武帝开始考虑统一北方的行动了。他向群臣征求意见：“赫连、柔然，先打哪一个的好？”长孙篙、长孙翰、奚斤等主张先打柔然。这是鲜卑族武将的意见，他们贪的是可以掳获大量人畜，即使深入漠北后找不到敌军踪迹，至少可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围猎，用抓到的鸟兽来补充军需。崔浩其时官居太常卿（掌宗庙礼仪的官），他力主先打夏朝的赫连氏，说：“赫连氏政利残虐，人神共弃，应该先打。”太武帝采纳了崔浩的建议，亲领一军，渡黄河袭击统万。这一次虽没有打破城池，但杀俘几万人，掳获牛马十多万，给赫连昌以极大的震动。大将奚斤军又连克蒲阪、长安，收获很大。
公元４２７年，魏太武帝再攻统万，把主力埋伏在山谷中，只带一支小部队到城下，想引夏军出战，赫连昌引兵出城追击。两军打得非常激烈，太武帝马失前蹄，险些被俘，后来又身中流矢，然而终于彻底击溃夏军。赫连昌因追兵追得太紧，进不得统万城，即逃往上邽（今甘肃天水）而去。魏太武帝追得太急，倒和逃的人一同冲进城里。尽管他是下级人员打扮，夏人仍有所觉察，把城门全都关上。他和随从闯到官里，拿到女人的裙子，化了装，翻城出去，才得脱险。统万城还在夏人手里，然而这时候没有人再防守它了。第二天，魏兵进了统万城，夏的王、公、大臣、将校、后妃、宫人都落到了魏军手里。公元４２８年，进攻上邽，赫连昌退守平凉，魏军继续进攻，俘获赫连昌。夏至此灭亡，共三主、二十六年。
对夏的战争结束后，这时太武帝便腾出手来，要大举出击柔然。但这次行动，除了崔浩赞成，群臣一致反对，太后也出头劝阻。刘絜等还用天象之说，进谏用兵不利。他们提出一个“证据”，说张渊等年轻时曾劝阻符坚南征，符坚不听，因而失败，想以此证明他们的预测会十分灵验。太武帝听了，心里很不痛快，便叫崔浩同张渊等当面辩论。古人相信天象对人事有影响，崔浩也不否定这一套。他先对张渊等提到的天象作了不同的解释，张渊等讲天象，说不过崔浩，只得避开，就讲起人事来。他们说：“柔然是荒外无用之物，得了它的土地，不好用来种粮食；得了它的百姓，不好当臣民来役使，何必出动人马去打呢？”
这两个人对崔浩讲这些话，简直是班门弄斧。也许他们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崔浩是何等样的人物，因为他们不仅早年在前秦任职，一年多前还是夏国的官员，夏国灭亡后才到平城来的。崔浩听了他们的话，驳道：“两位讲天道，还与本职有关，至于人事形势，完全是无知妄谈。柔然本来是本国臣子，中间叛变逃走，现在杀其首恶，收其良民，使照常服役，绝非无用。世人都说两位深明术数，能够预测成败。臣倒要请教：前年统万没有灭亡之时，有没有失败的预兆？如果两位不知道，就是没有学问；如果看到了不讲，就是不忠。”崔浩侃侃而谈时，那位亡国之君赫连昌正在旁边，张、徐二人当时没有发现什么，此刻也无从强辩，只得一声不响地退下去。
崔浩的确料事如神。太武帝于四月底出兵，五月中旬到漠南，他们丢掉辎重，每个骑兵都带上副马轻装前进，袭击柔然。纥升盖可汗事前没有觉察，人口牲畜都分散在原野之上，突受攻击，都惊慌乱窜，根本无法组织抵抗。纥升盖也不知道逃到了哪里。魏军获得降人三十多万落，马一百多万匹，其余牲畜、车辆等不计其数。魏军进到琢邪山（今蒙古阿尔泰东南额德伦金山），诸将怕有伏兵，劝太武帝停止进军。七月，魏军班师。后来得到情报，说再前进两天，就可以把残部全部消灭，果然证实了崔浩的预测。
魏的声威既盛，西域的龟兹、疏勒、乌孙、鄯善、焉耆、车师以至破落那（大宛）、者舌（康居）等国都派使者与魏往来。吐谷浑灭夏后也遣使附魏。在这样的情况下，十六国中残存的北燕、北凉二国自然难以存在。魏太武帝延和元年（４３２年），魏攻北燕，围和龙（今辽宁朝阳），攻陷郡县多处。太延二年（４３６年），燕君冯弘烧和龙宫殿，逃往高丽。北燕亡，共二主、二十八年。冯弘后为高丽人所杀。
太延五年（４３９年），太武帝率军攻北凉，围姑臧（今甘肃武威）。凉主沮渠牧犍与柔然敕连可汗（纥升盖子，名吴提）相结，他希望柔然内侵迫使魏军撤退，守城不降。然而敕连内侵，一时虽能震动平城，终于无功而退。牧犍困守了一个半月，坚持不住，只得投降。北凉亡，共三主、四十三年。十六国时期到此结束。
拥有这么一个不世之材，太武帝自然非常称心，也有了炫耀的资本。有一次，太武帝接见新投降过来的地方酋长，指着崔浩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身材瘦小，挽不来弓，使不得矛，肚皮里却有满腹甲兵。朕打的许多胜仗，都是此人指点的功劳。”他还下令关照各尚书：“凡军国大计，卿等不能定夺的，都先问过崔浩，然后施行。”信任到这种程度，在历代君臣关系史上，也难寻一例。太武帝对崔浩，不仅是信任，而且很亲近。他有时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崔浩接待皇帝，仓促之间，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就搬出点家常莱肴，太武帝也不在意，拿起来就吃。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也不限于朝堂，可以出入卧室，这种待遇，极为罕见。
公元439年十二月时，拓跋焘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拓跋焘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当时，拓跋焘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太子拓跋晃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
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拓跋焘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拓跋焘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拓跋焘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公元450年7月5日，太武帝以“暴扬国恶”的罪名诛杀崔浩。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结语：古来大才都有恃才傲物的毛病，他们老觉得自己有本事，“恨天无梯，恨地无缝。”其实，在皇帝面前，就是一个随时听用的奴才而已。当你的才能得到发挥时，你是人物，否则，真的什么都不是。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伺候帝王，有些红线是不能碰的。比如立储问题，比如军队调动，比如家丑等等。崔浩自不量力，秉笔直书，书毕还“张榜公布”，岂不知正是在此处犯了忌讳，触犯了逆鳞，最后落得满门抄斩，让人惋惜的同时，也给世人敲了一个警钟，“因言获罪”这个古语，说得真是太贴切了！
参考资料：《魏书》北齐·魏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