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为何要求日本“永不公布”汪日密约 其中包含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争取日本支持是汪伪政权建立的最重要前提。对汪精卫等人来说，没有日本的许可，什么事也办不成。所以他们积极向日本乞怜，以换取组织政权的可能。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率周佛海等大小汉奸喽啰前往日本谈判建立伪政权的条件。

虽然日本在华有直接利益的各机关，如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兴亚院等在帮助汪精卫建立一个统一的汉奸政府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一些细节，如怎样保证本机关在以后对华决策中的主导权，如何利用此次机会迫使汪精卫出卖更多的中国权益等问题上却有分歧。为统一意见，日本政府在与汪精卫等会面前特召开由首相平沼骐一郎主持的“五相会议”，协议通过了《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时的依据。该方针规定，未来的“中央政府”须由汪精卫、吴佩孚、其他变节的重庆政权分子、已有的临时和维新两个汉奸政权等共同组成；须事先完全接受日本所提《调整日华新关系原则》；同时还提出了许多日本在华的“特殊要求”。

在谈判中，汪精卫面对日本的酷苛要求也颇感失望，不甘心只做全无实权的傀儡，他要求日本能遵守“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诺言，帮他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实权的、一定程度“独立”的“中央政府”，并做了有限度的抗争。但在日本的软硬兼施之下，最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设想，“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几乎是空手而返。

日本对汪精卫集团采取的是步步引诱的策略，所索取的要求也是层层加码，它在伪政权成立前利用汉奸们急于粉墨登场的心理，再次进行敲诈。兴亚院以汪日双方要“缔结条约奠定基础”为借口，制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等文件，作为汪必须接受的酷苛条件，内容包括了日本对中国的一切都有控制权，连今井武夫等日方人员也觉得条件太严苛，违背了日华双方的“重光堂密约”，“超出了第三次近卫声明的精神”，“不过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设想的要求而已”。

谈判持续了两个月，日方只在细节上稍作退让，汪精卫在日本软硬兼施的威逼之下，被迫在自称为“卖身契”的密约上签字。

张宪文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三卷》，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