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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风采》刊发秦九凤署名文章《恩来及家乡》，其中提到周恩来爱家乡，也有原则地为故乡做了许多具体的实事，作者征集到的有关周恩来关心家乡的手迹却只有一个字“阅”。这个“阅”字是怎么来的？它是否真是周恩来手迹呢？现将原文摘编如下：
笔者曾亲身经历了淮安周恩来故居的修复和开放，参加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奠基、筹建和开放，也参加了淮安周恩来童年读书处的揭幕，还参与了周恩来百岁诞辰时淮安的仿西花厅的陈列和布展工作，参与了周恩来百十岁诞辰的纪念筹备和整个活动过程。在参加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曾为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故居和童年读书处征集过大量有关周恩来的文物、图片和计算不清的资料。现在都已成为我们淮安有关周恩来纪念地的宝贵藏品，有的还成了国家一级文物。但我征集到的有关周恩来关心家乡的手迹却只有一个字“阅”。这个“阅”字是怎么来的？它是否真是周恩来手迹呢？
话还得从20年前说起。
1994年8月底，淮安市委、市政府(原县级，下同)为了纪念周恩来百岁诞辰的事，由时任淮安市委副书记、市长陆广浦率领我们淮安一干人马赴京征求周恩来亲属以及他生前身边工作人员意见。笔者当时因为担任周恩来纪念馆资料科长，就被派作先遣人员先去首都。在我拜访到曾先后任过周恩来、邓颖超秘书的赵炜时，就向她征集文物说：“赵大姐，邓颖超同志逝世后，组织上曾让您花一年时间进出西花厅，专门整理西花厅的文物资料，如果有关于我们淮安的，请您给我们，以便我们日后陈列布展。”
“老秦，你别说，还真有几件呢，待这次开座谈会时，我给你们捎去。”赵炜快人快语，当场就答复了。
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座谈会是1994年9月4日在北京前门东侧的首都宾馆(今名首都大酒店)二楼召开的。碰巧那天赵炜有点不舒服，没有参加那次座谈会。我正在失望，只见赵炜的丈夫、曾担任过周恩来机要秘书的赵茂峰一边上楼梯一边笑着对我说：“老秦呀，赵炜今天没来，她让我将这两袋东西带给你。”我顿时喜出望外，从他手中接过那两只国务院常用的大信封，感觉两个信封都沉甸甸的。
那天参加座谈会的有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以及他的秘书、警卫、医护人员和服务人员等，一共有30多位：罗青长、刘昂、王伏林、李庚奇、孙岳、马列、刘三源、成元功、张作文、陈舜瑶、陈浩、高振普、张佐良、郑淑芸、韩福裕、霍英华……，以及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组长的刘武生等等。等来宾一一到场落座后，我就抽空看一下两个大信封里的东西：有关于1958年7月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赴京见到周恩来时，秘书在一旁的记录，有周恩来高祖笑岩公著的《海巢书屋诗稿》，还有周恩来六伯父周嵩尧先生亲笔写的有关周恩来“五服”以内的亲属名录……其中我还见到了一个留在中共淮安县委信笺纸上的周恩来用毛笔写下的“阅”字。原来王汝祥1958年那次进京时，带去了一份中共淮安县委向周恩来总理的汇报。这份汇报共分四个部分：淮安县几个领导人情况；淮安的农业生产情况；淮安的工业发展情况和淮安县城情况。
由于淮安是周恩来的家乡，淮城是周恩来出生的地方，周恩来12岁离家后又从未回过家，淮安县委是第一次向周总理汇报，就想尽可能汇报得细一点、全面一点，好让总理多了解一些家乡。结果这份汇报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八千多字。没日没夜忙碌的周恩来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呢。于是，他的机要秘书孙岳就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将淮安县委的汇报拣主要部分摘录在一张16K的国务院信笺纸上呈报给周恩来看。周恩来不仅仔仔细细看了这份摘录稿，而且还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在字下边加点加杠。
到了那年的11月，水稻等主要农作物已经全部收获，淮安获得了空前的丰收，县委就又向周总理写了一份报喜信，直接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又一次仔仔细细地看了这份报喜信，并用毛笔在卷面上加深加重了10余个标点，还在 “全年粮食总产量达二十亿五千万斤”这十几个字下边划了杠杠，以表示他的重视。然后在右上角写下一个“阅”字。因为这份汇报是呈报给他个人看的，是让他了解家乡淮安情况的，不需要交其他人办理或传阅，所以他签批文件时落在文件下方的那个“周”字也没写；再者，当时浮夸风盛行，大话说的铺天盖地。淮安县委的这份报喜信也不例外，也就是说这一产粮数字有一半以上的水份。据已故淮安县委副书记颜太发当年在病床上告知笔者，1958年年底核实的全县粮食总产只有7亿多斤。睿智的周恩来不可能没有察觉。
我在看到周恩来的这一签阅件后异常激动和高兴，不顾座谈会还在发言，就悄悄将这份签阅件让孙岳、赵茂峰、王伏林、马列和李庚奇等人看了，他们都是周恩来当时的主要秘书。他们一见就说：“这是总理亲笔写的。”
在我从事周恩来研究几十年、征集成百上千件的文物中，只有这一个“阅”字是周恩来关怀故乡的亲笔手迹。这虽然只有一个字，却饱含着周恩来热爱家乡的一片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