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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正在慢慢消亡。
1991年拉脱维亚独立时，在面积约6.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还生活着270万人，到了2020年，拉脱维亚人口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降至190万人。
“如果不是疫情，每天在首都里加机场的值机柜台，你会看到有五十多人在托运行李，与自己的亲人朋友道别。” 31岁的阿尔特姆·德捷夫对全现在说。5年前，也是从这里，德捷夫离开拉脱维亚，去往英国。
世界实时统计数据（Worldometers）显示，拉脱维亚的人口下降幅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移民组织里加办事处负责人伊尔玛斯·梅斯也警告称， “在现有人口状况下，拉脱维亚作为一个国家将在大约100年后消亡。”
长期跟踪报道波罗的海国家的记者贾尼斯·什库佩利斯也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正在如此快速地消亡，没有战争，没有灾难，大多数城市却变成了鬼城，只把老年人留在了这里。”
“你可以选择任何国家，就是不要在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位于波罗的海东岸，首都里加坐落于道加瓦河两旁，这条河发源于俄罗斯，流经白俄罗斯，最终汇于波罗的海。
里加也汇集着风格迥异的建筑，从中世纪风格到现代艺术风格。上世纪30年代，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来这里游览，将里加称作“北方巴黎”。
这座城市的河流、街道、教堂和咖啡馆，德捷夫再熟悉不过，这是他生长20多年的地方。不过在2015年，德捷夫选择与故乡告别。
他离开的主要原因是找不到工作。2014年，德捷夫从里加一所大学毕业，“长达一年时间，我没办法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只能在酒吧或者咖啡店做按小时计费的临时工。”德捷夫回忆。
那时，英国还是欧盟国家。由于薪资的差距以及就业机会的短缺，大约有四分之一拉脱维亚年轻人希望去英国工作。德捷夫挣扎了一年，最终，也踏上了这条道路。
“我在里加酒吧工作时，调酒师的时薪是每小时三欧元，而在伦敦，却能达到12英镑。”德捷夫说，“作为欧盟的一员，我们拉脱维亚人能够清楚感知到差距的存在。”
2009年9月1日，教育工作者在拉脱维亚总理办公室前示威，抗议削减教育预算和关闭学校。
德捷夫大学毕业的同一年，小城青年格里高利高中毕业，正在为去哪里读大学而踌躇。格里高利与父母生活在拉脱维亚东部小城亚雷泽克内，这里距离首都里加有240公里。
在格里高利还没毕业时，他的父亲就告诉他，“英国，俄罗斯，德国……你可以选择任何国家，就是不要在拉脱维亚。我们没有办法为你支付学费，你也没有办法偿还学费的贷款。”
最终，经过慎重的比对，格里高利申请了英国和丹麦的大学，均被录取。格里高利对全现在回忆，“我曾三次到过英国，但我不想和大多数同胞一样在那里生活，丹麦的大学会为我提供免费的教育，所以我决定去丹麦。”
那一年，在格里高利的班级，与他有同样选择的人占据了多数。“与拉脱维亚相比，我们在其他国家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英国、德国、芬兰等国家毕业后也会更容易找到工作。”格里高利说。
在全国范围内看，更多的拉脱维亚年轻人也在不断从祖国出走。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今年6月的报道援引了拉脱维亚中央统计局的数据，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及寻求更多的工作机会，15岁至44的移民占比高达67%，最多的移民流向了在欧盟排名前15的国家（占70%），另外有15%的移民去了其他独联体国家。
德捷夫告诉全现在，根据欧盟的统计数据，18岁到20岁的拉脱维亚人失业率很低，但一过20岁，人们便会突然发现，一半人继续进入大学深造，另一半人则多数离开了祖国。
他们为什么要离开？
格里高利的父母在苏联时期从哈萨克斯坦搬到雷泽克内，当时，这里大约有10家工厂，这些工厂在当地经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产品不仅在苏联销售，也出口至国外。
格里高利的父母深信，这座城市将有无限的潜力。
可结果却让他们失望了。正是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带动了拉脱维亚经济的发展，而随着苏联解体，叶利钦失败的“休克疗法”让国家GDP几乎减少了一半，拉脱维亚经济也经历了大幅的衰退。
高通胀与高失业率的问题接踵而至，雷泽克内的工厂也相继倒闭。
这之后，拉脱维亚的对外政策也逐渐开始脱俄亲欧。但已经开始有大量拉脱维亚人离开祖国。
拉脱维亚大学人口统计学中心主任彼得里斯?兹维德里内什表示，1991年独立以后拉脱维亚人口每年平均递减2.3万人，每两星期就有一个小村落消失。
离开俄罗斯后，拉脱维亚开始推行西方经济制度改革，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进程，并在1998年加入世贸组织，经济情况有缓慢的复苏。2004年，拉脱维亚加入欧盟，一度成为欧州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不过，加入欧盟也打破了拉脱维亚与欧洲国家的国界屏障，陆续有36万拉脱维亚人离开祖国，他们搬到更加富裕的欧盟国家，那里社会保障制度更好，工资也更高。
彼得里斯?兹维德里内什也发现，拉脱维亚有两次大的移民潮：一次是该国加入欧盟之后，另一次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拉脱维亚，2004年加入欧盟初期形成的宽松信贷泡沫破裂，经济迅速下滑。以至于在2009年，拉脱维亚经济增长率为负18％，失业问题再次加剧。
第二次移民潮随之到来，一直延续至今。
这些移民中，年轻人是绝对的主力。其中高失业率是年轻人出走的主要原因，自2014年开始，拉脱维亚的失业率一直是波罗的海国家的最高水平，仅在2019年底才略低于立陶宛。
2019年11月7日，人们走上里加街头，抗议医护人员的低薪现状。
而且，他们即便有一份工作，收入也很低，在2019年的第三个季度，拉脱维亚的税前平均工资是1091欧元，仍为波罗的海国家最低水平。
对于拉脱维亚人来说，移民到另一个欧洲国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从人口结构上，拉脱维亚种族众多，拉脱维亚族和俄罗斯族占比最高，分别约为60%和30%，其他还包括波兰族、乌克兰族、立陶宛族、犹太族和白俄罗斯族。这也与拉脱维亚的历史有关，它曾长期在德国、瑞典、波兰和苏联的统治下。
因此对于很多像格里高利父母一样老一辈的拉脱维亚人来说，从哈萨克斯坦搬到拉脱维亚就是换了一座城市生活。而在拉脱维亚加入欧盟后，年轻人再度有了跨越国家就像跨越城市的感觉——从里加到伦敦，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航程。
2020年的前几个月，又有约5000人离开了这个国家。与此同时，今年前7个月中，拉脱维亚死亡人数超过新生儿人数5817人。
“这个国家快死了”
人口减少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城市化的加速，在拉脱维亚三分之一的居住聚集地中，平均居民人数都不超过50人，甚至在一些村庄，居民渐渐流失，直到村庄在地图上消失。
去年年末，由于客运量减少，拉脱维亚铁路关闭了八个火车站。“这些站点都已经不需要了，没有人，这个国家快死了。”里加市政府议员伊戈尔·库兹穆克悲哀地说。
年轻人不断出走海外，也让国家老龄化进一步加剧。
拉脱维亚中央统计局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2000年，拉脱维亚人的平均年龄是38.3岁，现在则是42.7岁。
“年轻人口下降的速度要快于总人口下降的速度，如果说2009年拉脱维亚年轻人的总人口占比为11%，那么现在来看年轻人占比仅为6%。” 拉脱维亚中央统计局社会统计办公室主任拜巴·祖库拉强调，“这项指标在欧盟国家中排倒数第二。”
拉脱维亚大学人口统计学中心主任彼得里斯?兹维德里内什预测，到2030年，拉脱维亚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将超过50岁。
如今，拉脱维亚的一个特色就是将学校改建成养老院。2016年，在泽尔维的一所仅有5个人的初中被改建成养老院。在杨古别斯基镇，当地政府重新设计了中学和职业学校，如果没有足够的生源，这里也将很方便改建成养老院。
里加的机场内，每天都有排队离开国家的人
在拉脱维亚的很多小城市中，几乎看不到适龄工作的人。由于人口的迁移和低出生率，拉脱维亚的纳税人也在不断减少，这意味着拉脱维亚人获取养老金等社会福利会越来越困难。
拉脱维亚大学教授米哈伊尔·卡赞指出，如果政府不能通过更好的政策来阻止移民，将会导致国内经济的恶性循环和衰退。
难以扭转的局面
事实上，这种情形早就引起了当局的注意。里加市长尼尔·乌沙科夫直言，目前里加最大的危机就是人口问题。
拉脱维亚政府也意识到了移民问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自2018年以来，拉脱维亚制定了一项名为“移民回家”的计划，鼓励移民重返家园，并为他们优先提供在政府公共部门就业的机会。
在近3年时间里，有1.7万人通过这项计划回到拉脱维亚。但遗憾的是，其中三分之一的移民回国后再次选择了离开。
德捷夫觉得这个现象很好理解，“就算政府解决工作问题，拉脱维亚的薪水也很低，税收却比其他国家更高，与欧盟国家相比商品的价格差不多，这会让选择回家的人再次陷入困境。”
根据一份名为“重返拉脱维亚”的调查报告，有40%的移民后悔回来，他们因无法实现自我、找不到稳定工作、得不到体面的薪资等原因而感到后悔。
在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研究中心主任列昂尼德·瓦多姆斯基看来，拉脱维亚政府显然做得还不够， “移民的代价就是人口危机，但拉脱维亚民族主义政客还没为此做好准备。他们依旧不想接收来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的移民，他们甚至还没有准备好放宽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前同胞的移民规则。”
“政策只能让危机加剧，”列昂尼德·瓦多姆斯基表示。
而那些已经移民出去的拉脱维亚人，在过上了富足而安定的生活后，已经很难再回国了。
在丹麦读完书后，格里高利已经在德国一家银行找到了工作，但他的父母仍住在拉脱维亚雷泽克内。在格里高利的未来计划中，并没有回到拉脱维亚的选项，“我还是希望去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好的生活。有能力时我会寄钱给父母。”
在英国工作的德捷夫也不打算回去了。他已经在英国结了婚，很快将会有自己的孩子，“有时我会想念故乡的小咖啡店，想念店里香肠和寿司的味道，尽管记忆中里加的街道总是清冷而寂静。”
2019年冬天，德捷夫回了一趟里加，但那次行程让他失望，“在寒冷的冬季，里加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我几乎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在街角遇见熟人了。”
2019年冬季，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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