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着白山黑水气味的东北风狂泄而下，卷起一片尘埃，猛烈地摔向冰冷的山海关城墙。朔风中的皇太极明白：再大的风也无法吹开大明王朝的关塞城门。这个经营了270多年的帝国，虽然内脏已多处溃烂，其外壳似乎还没有撕开明显的口子。
最终，城门不是被打开，而是打开。打开城门的当然不是朔北寒风，而是大明王朝的“自己人”——守关总兵吴三桂。结局有点意外，但却情理之中。这伙计的果敢之举，让中国成语“冲冠一怒”稳稳当当扣在了他的头顶。这个词儿真是为他量身定造的。
简单来看，大明的灭亡与吴三桂的变节叛国有直接关联，这也不无道理。在古代忠孝的道义标准里，吴三桂可以算个体制内的最大败类、异己分子。但全面分析他的目的和动机，不难发现：狭隘之人一定走不了多远，鲁莽之汉一定撑不了大事。
其实最初的吴三桂也算是个有志有为青年；准确地讲，是个有志有为少年。16岁率20余家丁冲入满军重围营救其父，这样的行为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如今，都可算作一个壮举。他当时不这么做，其父肯定尸埋辽阔辽地。在忠臣出于孝子的选人标准下，吴三桂的忠勇给他垒起了一座巨大的政治丰碑和道义台阶，可以成为他一生享用不尽的政治资本。但三桂终究是三桂，终究脱不了鲁莽之体，终究还是被自己鲁莽、极端的特质，把自己送上了贰臣叛徒的黑名单。
纵观吴三桂的一生，成在勇猛果敢、伦理纲常。但勇猛果敢的背面是鲁莽极端，伦理纲常的背面是自私狭隘。面对杀父夺妻这种不共戴天之仇，吴三桂用狭隘情怀和极端手段来平衡和维持内心的安定，似乎不难理解，合乎情理，因为吴三桂毕竟不是宗教徒，吴三桂毕竟不是文天祥。他与文天祥的本质区别在于：三桂乃草野兵夫，他身体里缺少儒家墨水，屠杀是他的专业；文天祥在被元兵押往京城的路途中，脚镣手铐仍不忘咏诗抒怀，感故国不在，恨济世无能，拳拳爱国忧民之心浸含在他的绝句和不死的情怀里；他是一个为了国家可以舍弃自身所有的武将军，他是一个忠君许国的文曲星。
蔡锷将军在踏上讨袁之路、临别小凤仙时，对小凤仙的一句“许国不许卿”，与文天祥的“化作啼鹃带血归”有异曲同工之处：抛家护国、忠烈为国。而莽夫吴三桂没有这种情怀和政治眼光，这就是自私与无私、狭隘与豪迈、鲁莽与持重、极端与中正、英雄与败类的区别。
辛亥革命“排满”民族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是在西方文化的传入下，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在中华民族固有的生存方式受到严重的威胁状态下产生的，它离不开中国特定的国情。 首先，清朝的民族压迫和民族的歧视政策是产生近代“排满”民族主义的历史原因。历史告诉我们哪里有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哪里就有民族反抗。辛亥革命的“排满”民族主义是清朝从过关以来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结果。
城门大开，重新洗牌。大明被大清颠覆，好多年后的吴三桂被康熙帝赶得屁滚尿流，一出好端端的戏，被他自己演成了悲苦戏、滑稽戏。单从吴三桂的起落看，这哥们最大的失误可能还是他的自私和狭隘葬送了他本来美好的前程。城门终究是要打开的，或许李三桂开刘三桂开，最大可能还是满清士兵攻开，总不会出现稻草堵门风吹开的奇迹。但吴三桂如果不开城门，战死的他还有可能被清帝感动，最终以义士之名厚葬的。一失足，定结局；一时冲动，酿千古恨。
可惜历史重来没有如果。
自私、狭隘、鲁莽、极端的最终结果是风雨满楼，打开的城门成了吴三桂的逃亡、死亡之路，最后的结局是重新洗牌——被历史淘汰，被时代淘汰。
三桂这伙计如果生在现代，以他的性格特征，可能是个黑社会老大，也可能是个老大的马仔，还有可能是个制假贩假的黑心商；家庭如遭变故，他肯定会走上杀人犯罪之路、做出极端之事来的；也有可能盲流一个，四处滋事。因为狭隘自私、鲁莽极端始终脱不了他的凡体。当然，最终的结局也只有一个——被时代清除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