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好水川之战的经过
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正在巡边的韩琦接到西夏李元昊将要发兵攻打渭州的情报,急令环庆路副总管、知庆州任福率所部一万人,加上新募勇士八千人,插向敌后,断其退路。
二月十二日,任福领兵来到张家堡,与西夏军队遭遇,敌军一触即溃,丢下马、羊、骆驼,向北逃去,任福与钤辖朱观分兵两路,合力追赶。他们没有料到,亲率十万精兵的元昊已经设下天罗地网,正在前方恭候他们的到来。
任福带着一支不足万人的队伍沿河追杀,走了两天,却不见敌兵踪影,很是纳闷,由于缺乏粮草,宋军已是人困马乏。
十四日,将出六盘山,忽见路边摆着几个小盒子,盒中不时发出响声,任福觉得奇怪,令士兵打开,盒盖刚刚拿起,只见百余只鸽子呼喇喇飞向高空,每只鸽子脚上都拴着哨子,发出刺耳的呼哨声。
就在任福惊呼上当之际,西夏铁骑漫山遍野涌出,将他们团团围住,疲惫不堪的宋军被挤在一条狭长的山谷里,或是被从山上冲下来的敌兵击下山崖,或是被西夏人击毙。
这场修烈的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中午,任福眼瞅着自己的士兵越来越少,包括儿子在内的几员战将相继阵亡,不禁望天长叹:“我身为大将,却遇如此之败,只好以死报国了!”说罢,挥舞着四刃铁简冲入敌群,身中十余箭,左颊也被枪刺破了,最后铁简落地,任福手扼自己喉咙,气绝而亡。
就在任福被围之际,相距五里外的朱观率领的几千宋军也陷入西夏军队的重围。从附近赶来的援军没能救出朱观,自己反倒被乘胜而来的元昊主力截住。六千将士壮烈殉国,只有朱观带着一千多士兵靠着一面残垣的遮护,侥幸逃脱出来。
主攻的韩琦一败涂地。当这位33岁的边防统帅在刺骨寒风的呼号中返回泾原时,迎接他的是手执召幡,身披麻衣的妇孺老幼,大家攀住韩琦的马轡,号啕痛哭,有人还高声叫道：“韩将军回来了,我儿在哪里呢?”
好水川一战,宋军伤亡惨重,近七千名将士殉国,另有七千多百姓被杀,仁宗特意从内地征调来的战马一下少了千余匹。
这场战役进一步证实了宋帝国军事实上的虚弱,同时也加重了仁宗皇帝的忧虑。筹措了一年,征调了如此多的兵马,朝廷“精英”几乎全去了西北,怎么还会打败仗呢?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好水川之战”也称“镇戎军之战”。此战“任福所统,皆非素抚循之师,临敌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趋利”,加上轻敌冒进,为西夏伏兵邀击,遂至大败。
二、宋朝何以在好水川之战中全军覆灭？
宋与西夏的战争,宋军若以小部队出击或守城,则常能获胜或成功抵御西夏军的攻击。而好水川战役,属于野战性质，西夏集中了几倍甚至十多倍于宋军的兵力,围攻没有城寨作防御设施,或是被迫处于缺乏水源的小城寨中的宋军。
宋军在此次战役中,由于主将的轻敌,虽经激烈战斗,仍以重大伤亡而战败。宋廷的积弱现象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暴露无遗。
宋朝长期忽视军备,士兵得不到正规而有效的训练,加之武器质量低劣,导致宋军战斗力低下,以之守城则有余,以之野战进攻则不足,最终导致好水川战役的失败。
训练只注重形式而不关心实效,是造成宋军战斗力低下的首要原因。
如射箭则“惟务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这种只看重拉开弓弩者力气的大小,却不问能否射中目标,实际上“不能射中”,“乃与空手无异”,而弓弩手是宋军的主要组成部分。
当时身居西北战区的尹洙指出,马军中十分之八是弓箭手,步军中十分之七是弩手,虽各带剑一口,却不在教练之列,因而宋军不利于近战。“又马枪止试左右盘弄,而不较所刺中否”,也是只看花架子而不考虑实效;以及“其左右斫骔、腰射、脑射、一绰子放数箭之类,乃军中之戏”,本是一些与战斗无关的军事杂耍，无补于实战,“而使臣军员缘此,例得拔用”,“故诸军亦循守常法而无所更,以此临阵对寇,罕能取胜”。
这样训练出来的宋军,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即使是上等禁军,侍卫马军司所辖最上等的“龙卫(军)闻其有不能被甲上马者”,而次等骑兵,有不少是“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纵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
宋军总的情况是,“每指挥(三至五百人)艺精者,不过百余人,其余皆疲弱不可用”。而且当“时边任多纨绔子弟”,“军行,倡妇多从之”,加上“守将或为他名以避兵任”,不敢担任边防守卫。如此将官,如此军队,与骁勇善战的西夏军交战,焉能不败。
武器质量低劣是宋军战斗力低下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宋军使用的武器,“长短小大,多不中度”,且“铁刃不钢”,弓弩“筋胶不固”。官府的武器“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根本不考虑实用,主管武器制造的官员也不检查武器的质量,以致只“有器械之虚名,而无器械之实用"。上述欧阳修所言,正是当时宋军武器质量的真实写照。
宋军战斗力低下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由于宋朝特殊的统、调、管兵三权分开,互相制约的政策,除了各指挥(营)的低级军官外,中高级将领尤其是主将并不熟悉所率各部队的特性与战斗力,对下属部队亦无威信可言,势必影响作战效果。
典型事例如好水川之战,主将“任福在庆州,蕃汉渐各信服,士卒亦已谙练”，突然调至泾原临危受命,虽勇气可嘉,但“麾下队兵逐差拨,诸军将校都不识面”,这不能不说是好水川之战宋军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归一点，,好水川之败是与宋初帝王制定的“守内虚外”的国策分不开的。
鉴于五代时军阀割据的教训,宋太祖在获取皇位之后,削夺地方兵权,采用“强干弱枝”的手段,屯驻精锐禁军于京师,留在地方的部队老弱不堪,无法同中央军相抗衡。
这一策略的确在消除地方叛乱,保障赵宋皇室安全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抵御外族入侵上却每每陷于窘境。宋西北边境绵延2000余里,虽驻兵近30万,但分路把守,每路不过数万,元昊出兵,常常举国入寇,由此造成宋朝对夏作战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欧阳修上书说,庆历御边,“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者二十有四,而军州分为寨为堡者又几二百,皆需列兵而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
实际上这也是宋朝君臣面对外族入侵时,往往于攻守之间选择守,于战和之间选择和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朝的奠基者并非不懂军事,“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太祖、太宗当然十分清楚,可他们宁愿看着帝国国防虚弱下去,也不愿改变这一既定国策。出于自身经历,他们最担心的是拥兵自重者的野心膨胀和地方实力无限扩张,这两者都将导致中央集权的削弱,甚至对皇权构成威胁。
“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当年太宗皇帝就为自己的子孙留下了这样的告诫。
真宗、仁宗以及其他后继者们当然对祖宗之制奉若神明,同时在众文臣的循循善诱下,他们也逐渐明了这一国策的深意所在。
范仲淹在阐述“和戎”利弊时指出:“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内防奸邪。夷狄侵国,奸邪败德。国侵则害黎庶,德败则祸起萧墙。乃制奸邪之凶,甚于夷狄之患。”
正因为范仲淹深刻领悟了太亲皇帝关于“内患”与“外忧”关系的精辟论述,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在攻守、和战的讨论中作出明智选择,即以守固疆,以守致和。
这才是宋代军事孱弱，最终亡于外夷之手的症结所在。也是好水川之战全军几近覆没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