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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生的历史，就是新中国的孕育史，就是新中国的诞生史，就是新中国的成长史。
“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这个题目，我感到很符合周恩来的特点。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可以用来指称周恩来，也可以用来指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但“总管家”不可以用来指称毛泽东，不可以用来指称刘少奇，也不可以用来指称朱德。我写过一本名为《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的书，1996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很受读者欢迎。但我的那本书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内容不够全面。写那本书时，为了避免同其他写周恩来的书内容上重复，主要是从经济工作方面去写的。虽然经济工作是基础的和主要的方面，但总管家周恩来的工作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统战、军事、文化、卫生、体育、教育、党建……
总管家称谓的由来
最早称周恩来为总管家的是朱德。据薄一波回忆，1948年5月，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刘少奇、朱德汇报经济工作时，朱德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曾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李琦，在给我写的《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作序时写道：“新中国成立前，正在筹建政府机构时，德高望重的朱德同志就曾经说过，周恩来是党内的总管家。”
毛泽东也曾对周恩来用过这样的称谓。他曾对许多人感慨：我们的总理，“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韩素音在她的著作《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描述要在战争废墟上建设新国家时写道：“当时的中国可谓千疮百孔。一切要仰仗毛称之为‘大管家’的周恩来修补这条破毯子，并在有朝一日提供新的毯子。”
周恩来认为自己是总理，就得什么事都要管，其职责就是总管家。他对各省市区和各部委负责人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他对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他认为既然是一国总理，天下大事应该最先知道，第一个知道。周恩来要求秘书们，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情要立即报告给他，不管他是在主持会议，还是在接见外宾，都要立即写条子递进去；如果在睡觉，哪怕刚刚吃下安眠药，也要立即叫醒他。在这样要求下，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事件，主管部长还不知道，周恩来已先知道了。1968年9月，周恩来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
对中国情况颇有研究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周的经历表明，他正是人们所说的总管一切的人。”周恩来逝世时，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海外媒体评价周恩来“是北京全天候人物”，“是中国总管一切的人”，“是一位伟大的管理家”。这些评价符合实际情况。
从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的角度看总管家
总管家的称谓，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总战略家、总决策者的称谓。没有总管家的具体操作，总战略家的战略和决策，就可能被束之高阁，难以付诸实践。没有总战略家的战略谋划和决策，总管家的具体操作就会失去依据和方向。这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
郭沫若称毛泽东与周恩来是“同心、协力、共命”的关系
在群星灿烂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毛泽东扮演的是总战略家、理论家、总决策者的角色，周恩来扮演的是总管家、实干家、总执行者的角色。就像郭沫若所说，毛、周两人是“同心、协力、共命”的关系。毛、周两人的“协力”是和而不同的协力，是差异互补的协力。
儒学大师马一浮曾在中南海怀仁堂挥笔写下两副诗联，分别赠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赠毛泽东的诗联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透过这副诗联，我们看到的毛泽东是提出理论、原则，绘制新中国发展蓝图的人。赠周恩来的诗联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透过这副诗联，我们看到的周恩来是将原则具体化、目标步骤化，使设计蓝图进入可行性操作之中的人。马一浮以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用两副诗联表达了对毛、周之间协力合作关系的深刻认识。
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的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常常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管理者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如此。周恩来多次对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说，毛主席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具体数字。有一次，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他，为什么不做些理论工作。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毛泽东在许多事情上都是管方针、路线，管决策，至于怎样去具体落实，全交给周恩来
在转战陕北及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世界上最小最简陋的指挥所里运筹决策，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毛泽东主战略思考，周恩来主组织实施，二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凡是毛泽东下定决心作出战略决策之后，如何组织部署、如何贯彻执行都由周恩来具体来抓；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还是部队调动，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具体组织指挥。
在1972年中美握手的重大外交事件中，总决策者是毛泽东，具体做好这件事的是周恩来。尼克松回忆说：“谈到具体的国际问题，毛在1972年会晤时一开头就说，‘那些不是应该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我们会谈中触及了最高领导议程上的一系列问题，但是都是从哲学角度谈的。最有趣的是，在我此后同周的所有会晤中，他常常提到毛所谈的话就是他在谈判中所持立场的指南。”
在治水方面，毛泽东以雄伟的气魄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治理、开发、保护江河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高峡出平湖”、“一定要根治海河”、“南水北调”、“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兴修水利、保持水土”等。周恩来总是积极稳妥、周到细致地组织、实施这些战略目标，善于将务虚与务实、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步骤、远景与近期、战略与战术结合起来，并鞠躬尽瘁地进入实际操作之中。
尼克松在北京的访问中，以其政治家的敏锐眼光，看出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战略家、决策者和总管家、执行者的关系。尼克松说：“毛是政治局的主席，即使在风烛残年也仍然是公认的领袖。而周是总执行官。”尼克松认为，周恩来以其“卓越的行政才能和似乎不知疲倦的个人精力”进行具体而务实的管理，“好让毛全神贯注于做国家超然的精神领袖”。
尼克松说：“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燃起火来。而没有周，它就会烧光。”这句话道出了毛、周之间差异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毛泽东早已看到这一关系。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尼克松羡慕毛泽东有周恩来这样的好帮手。新中国成立时，斯大林也羡慕毛泽东有周恩来这样一位现成的总理。米高扬甚至说，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国民党人阎锡山曾叹息“国民党里没有周恩来这样的人才”；而胡宗南曾对蒋介石留不住周恩来，“深为校长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共和国总理，一直到去世。主席和总理分别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代名词。他们在这两个最重要的岗位上，虽也有过1958年批反“冒进”和“文革”中批纠极左的分歧，但总的来看，二人协力的长期性、重要性，可谓世所罕见。
周恩来尊敬毛泽东，处处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在周恩来面前，任何损害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图谋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1964年11月，周恩来率团出访莫斯科时，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粗野地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周恩来就此事向苏方提出抗议，指出这是苏方在挑衅，同时马上报告了毛泽东。
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在周恩来和毛泽东数不清的单独会面中，凡是周恩来提出、被毛泽东采纳的正确意见，周恩来公开传达时总说是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到灾区视察、慰问，总要讲“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慰问大家”。1962年6月，周恩来视察吉林延边，群众欢呼起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脱口说：“各族人民群众是多么热爱总理啊!”周恩来立即纠正道：“这是毛主席的威望，党的威望。”
在历次公开的重大活动中，周恩来总是突出毛泽东的形象，把聚光灯的焦点对准毛泽东。有一次，一位记者为了抢拍毛泽东的照片，不顾一切地把长镜头往前伸，竟从周恩来的肩上伸了出去。拍完照片，周恩来回过头来，记者才大吃一惊：“啊!总理!”
毛泽东信任周恩来，尊重周恩来，把周恩来那里看成办事的中心，许多大事都交给周恩来去办。
毛泽东对周恩来，有时见面亲切地称呼“恩来”，有时在急件上直呼“周”，有时在书信中称呼“周总理”，有时则称呼“总理”。毛泽东在与他人交往中，直接地呼姓或完全以职务代称是极少见的。“周”和“总理”这两种称呼方式，从一个细小的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周恩来信赖中透出自然，尊重中透出亲近。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就像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名和碑文由两人合作书写而成的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象征，是新中国历史的一块基石。
从总管新中国的政务、国务的角度看总管家
周恩来自新中国成立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以后担任国务院总理直到去世，在总理这个位置上任职26年3个月零7天。他总管全国政务、国务，中心是经济工作。他说：“经济是基础”，如果经济基础不稳，“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
可是，新中国接收的是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摊子，连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造不了，发展经济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周恩来同毛泽东等一起制定了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发展目标，并同陈云、李富春等一起具体组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为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后来，总结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影响民生和我们自己搞“大跃进”破坏了农业的教训，周恩来又同毛泽东等一起改工业化的目标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周恩来具体组织为四个现代化目标奋斗时，特别重视农业和科技。他为这两个方面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农业方面，他尤其重视水利和北方农业。水利方面，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现场和许多重大水利工程工地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在水利方面的努力极大地提高了发展农业的物质基础。他担任中央北方农业小组组长，直接抓北方八省市区(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内蒙古、辽宁)的农业，扭转了南粮北调局面，为后来的北粮南调奠定了基础。
外交成就
周恩来担任总理时，兼任外交部长近9年。1958年2月开始，他不再兼任外长，但仍然主管外交工作。他在26年总理生涯中，以超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全面而杰出的贡献，堪称中国外交第一人，被尼克松称为“世界头号外交家”。
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坚持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是周恩来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就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独立，坚持独立自主。将这一方针具体化的是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头几个月，周恩来继毛泽东之后到莫斯科，主持同苏联的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雅尔塔会议损害中国权益的协定，否定了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的不平等性质的条约。它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地、平等地与世界大国打交道，解决外交问题的一个成功范例。
和平共处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首先提出来的，在国际舞台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和长久的生命力。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将会议当做宣传和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大舞台，缓和了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紧张关系，化解了一些亚非国家对中国和平诚意的疑问，为大规模的国家建设赢得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求同存异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周恩来外交智慧最具魅力的一个范畴，是维护独立自主、实现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呼吁：“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正是求同存异，保证了万隆会议的成功。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之间的坚冰开始融化，保证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的根本办法也是求同存异。正如周恩来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所说：“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开始。”正是中美接近、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国际关系基础。
政协工作和统战工作成就
1949年，周恩来担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副主席，1954年之后担任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主席直到去世，是总管全国政协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他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周恩来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进行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的工作。早在1957年，周恩来就指出：“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他认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是，“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在西方国家封锁中国时，香港对打破封锁发挥了特殊作用。
为解决台湾问题，1963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了“一纲四目”的指导方针。“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都尊重蒋介石与陈诚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一、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都由蒋介石与陈诚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都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等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与陈诚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这些认识正是后来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先河。
周恩来坚持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参与制定并组织实施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周恩来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发展起来，一定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地区都实现现代化，一定要各民族共同繁荣富强。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包尔汉、乌兰夫、老舍，这些不同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都视周恩来为自己最可信赖的朋友。
军事成就
在军事方面，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最早认识到军事工作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他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1952年夏，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周恩来不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不再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作为总理，他仍然要管理国防事务，经手军事工作，关心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他协助毛泽东主持了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的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战略转变。他参与领导了军委所属军事院校的组建和教育训练的决策工作。他提出要对军队高级干部进行轮训，要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
在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前方总指挥是彭德怀，后方总管一切的是周恩来。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恩来审阅定夺，每天经他批阅的文电有一二百份。他要亲自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分析形势，掌握战况，为毛泽东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并根据中央的决策，起草和部署前线部队的军事行动。
周恩来还要耗费极大的精力管后勤工作，组织指挥和维护战区的交通运输。当时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曾说：“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作出了宝贵贡献。”“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件，我几乎每件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由于敌人对志愿军交通运输线实行“绞杀战”，日夜狂轰滥炸，一度影响了前方的物资供应。据当时担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吕正操回忆，周恩来每天夜里12点前后，都要来电话或把他找去询问铁道修复的情况。到次日凌晨四五点钟，还要来电话查问通过了多少车，车上装的什么物资，以及装车、卸车的情况。有时还直接和前方指挥所通电话，了解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加以指导，直到物资运上去了，才放心。
周恩来曾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主任和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会)主任，直接领导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是新中国国防建设和发展尖端科技的主要组织者。中央专委会自成立到1974年4月，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专委会会议达60多次。周恩来担任中央专委会主任以后，主持或参加的与中央专委会工作有关的大小会议达500次之多。这两个数字反映了同一个事实：周恩来为中国的“两弹一星”研制成功花费了大量心血。聂荣臻说：中国成功研制原子弹和导弹都应归功于周恩来。
从人民的总服务员的角度看总管家
关心人民的衣食住行
周恩来认为人民的总理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他一直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胸牌。他喜欢说：“我是总服务员。”他把人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件件放在心上。
吃饭问题是人民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周恩来对这个问题操心最多。新中国成立伊始，他就指出：“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他高度关注水利工作，亲自抓北方农业，都与解决吃的问题有关。特别是“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为解决粮荒，花了很大精力。他一方面统筹安排，由中国人民银行支付大笔外汇，从国外进口大批粮食。另一方面，精心计算，亲自抓粮食调拨，帮助严重缺粮的省份渡过难关。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还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从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仍保存的32份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周恩来还设计了一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由于长，被称为“哈达表”。
吃，不仅要吃粮，而且还要吃油。周恩来认为“油料作物是副食品中最重要的一种东西”，要求各地重视油料作物种植。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在出访中了解到地中海沿岸国家油橄榄出油率高，对解决人民吃油问题很有好处，便决定从阿尔巴尼亚引种油橄榄树。回国后，他在昆明海口林场栽下第一株油橄榄树。
穿衣是仅次于吃饭的另一个问题。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亲自过问棉花的良种更换、增施化肥、防治蚜虫、推广先进植棉技术等工作。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对棉花工作抓得更紧了。在1962年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对代表们说：“你们回去，一定要找县委第一书记，说棉花生产，中央不仅有几位副总理在抓，总理也在抓。”
对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周恩来要求在搞公共工程及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要搞好民用住宅及设施的建设。为解决城市职工住房紧张的问题，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一方面设法增建住宅，增加供给；另一方面要求房租要同房屋的折旧、维护、管理费相等。对农村水库建设移民的住房安排，周恩来特别重视。密云水库建设时，有5万多人需要迁移。1959年5月19日，周恩来视察密云水库，对密云县委书记阎振峰说：“你是县委书记，老乡的房子盖了多少？你要赶紧盖，不然老乡要对我们有意见的。也会影响他们的生产与生活的。以后我每月都要问你，你要是不盖好，我就月月催你。”
行的方面，周恩来也是想人民之所想。他提出发展经济，交通先行，不仅重视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的建设，而且重视发展公共交通。1954年，群众反映北京公共汽车太拥挤。为了解公共交通情况，周恩来带着秘书上了公共汽车，下来后又上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回到西花厅后，他很快同有关人员讨论并制定了解决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1970年4月，周恩来视察北京地下铁道，对道轨、路基、车厢、站台一一作出具体指示，甚至连车厢里座位窄了点，胖人坐不下也想到了。
关心卫生、体育、生育、防灾救灾工作
周恩来担任新中国总理后，一向把关系人民健康、增强人民体质的卫生工作、体育工作，把关系人民生活幸福的生育工作，把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防灾救灾工作，视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直接过问，亲自研究。
1952年春，周恩来担任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年底，中央决定把防疫卫生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周恩来又担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在他领导下，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并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他直接过问许多疾病的预防工作。在他的办公室里，存放着一张食道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为了河南林县(今林州市)食道癌的防治，他几次深夜会见医务人员，详细了解情况，询问林县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河流、山脉等地理环境同发病的关系，还要看生物标本，要医生搞一个说明林县食道癌分布情况的沙盘。
加强体育锻炼是增强人民体质、预防疾病的主要途径之一。周恩来大力支持国家体委的各项工作，提倡开展早操、工间操活动，并授权体委进行检查。他说：“预防为主到底如何做？我看主要靠锻炼。”他关注一个又一个体育项目的发展和体育水平的提高，许多运动员还是西花厅的常客。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随着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体育运动的普遍开展，人民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生育问题是人民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针对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周恩来对青年们说：“为了我们人民生活的幸福，为了长远的利益，也为了后代，我向你们建议：最好是晚育，并且节制生育。”他反复强调把人口增长率降下来，否则我们的事情总是被动的，包袱越背越重。他提出人民生活的改善，要在增加生产、计划生育的基础上改善。1963年6月19日，周恩来在黑龙江大庆得知女职工李英积极响应计划生育号召，只生了一个孩子，十分高兴，希望大家向李英学习，并同抱着孩子的李英合影留念。人民大会堂女服务员刘桂兰积极响应晚婚号召，到28岁才结婚。周恩来得知后深为赞赏，并和邓颖超一起参加婚礼，向新婚夫妇赠送了一束鲜花。婚礼开始后，大家请周恩来讲话，他笑着说：“大会堂的服务员响应号召，实行晚婚，这样做很好，今后哪位服务员也是28岁以后结婚的，不管是谁，我都来参加婚礼。”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我们的总理，“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
周恩来一直把防灾救灾看成关系人民生死、关系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他不避艰险，亲临一线部署救灾、防灾、抗灾工作。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3月9日，大地还在颤抖，周恩来到了震区隆尧县；3月10日，他又到极震区白家寨公社。他详细查看灾情，深切慰问灾民，亲自指挥救灾。3月22日，邢台地区再次地震。4月1日，周恩来又先后到宁晋县东汪公社与耿庄桥公社、束鹿县王口公社、巨鹿县何寨公社、冀县马头里公社视察灾情，慰问群众。4月2日至5日，又到邯郸地区跑了魏县、大名县、临漳县、成安县、磁县的许多社队，对当地的旱情以及如何抗旱打井、治理海河进行了深入具体的考察。
周恩来成长为新中国总管家的根源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周恩来成长为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总理，成长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总管家，同样有一个日积月累、多种因素培养、渐渐成长的过程。
周恩来出生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的瓜剖豆分中呻吟、炎黄子孙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时代。周恩来是在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置身于革命舞台中心的。他自1924年担任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以后，革命中心在哪里，他就在哪里。革命胜利后，革命中心转变为建设中心，他就成了建设中心的总管家。
中国有着5000年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个历史文化是列强们想消灭而消灭不了的。中国先人的思想、学说，汇聚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精神，形成了丰厚的中华历史文化的沃土。周恩来是在丰厚的中华历史文化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他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礼尚往来、多难兴邦等思想，都有中华历史文化的渊源。
从历史人物的角度看，诸葛亮对周恩来影响最大。周恩来从少年时代起就敬仰诸葛亮，在作文中多次写到诸葛亮。例如，1916年5月6日，周恩来在《诚能动物论》作文中，把诸葛亮看成“感人以诚”的代表，“武侯治蜀，黔首以其诚而守其法”。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引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名言。这句名言正体现了周恩来的人格和精神。周恩来还多次引用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典故，这也正体现了他的大度和宽容。中国的老百姓喜欢把周恩来比做诸葛亮，海外华人也喜欢把周恩来比做诸葛亮，如马来西亚华侨庄良汉称赞周恩来“由学生时代，就已献身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担任了26年的国务总理，公而忘私，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比于西蜀丞相诸葛武侯”。甚至爱好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些日本人也把周恩来看成像诸葛亮那样的“名宰相”；熟悉中国历史的一位苏联外交官也说，“周恩来可以和二三世纪时中国著名的战略家和统帅诸葛亮相比”。
周恩来的家世与他成长为总管家也有一定的联系。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历史上绍兴的知识分子的一大职业是到县衙、府衙当师爷。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就是从绍兴到江苏山阳当了多年的师爷，最后谋得桃源县知事的官衔。周攀龙50多岁去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周攀龙有四个儿子，即周恩来的伯父、生父、大叔、小叔，到周恩来父辈时，家道就中落了。周恩来1岁时就过继给有肺病的小叔周贻淦为子，不久嗣父就去世了。周恩来9岁时生母去世，10岁时嗣母去世。他10岁、11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师爷的家世、少年时代的磨难和当家理财的经历，对日后管理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有积极意义的。
周恩来成长为总管家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与个人追求有关。周恩来自到东北读书，目睹沈阳日俄战争的遗迹，感受中国积弱积贫，开始有了救国救民的思索，并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到了南开学校，他在《尚志论》作文中说：“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到了日本，他说：“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总管家需要具备善于协调、精于中和、长于求同存异的才能和智慧。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就已开始锻炼这种才能和智慧。对如何处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周恩来主张得其中以导国人。
对于义和利，孟子曾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开山祖师亚当·斯密著有《国富论》。周恩来反对把孟子和斯密的义利观对立起来，作《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周恩来认为处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二氏之说，“若分而行之，适足以促吾国之亡”。他主张法二氏之说，合而行之，“民德民生，双峰并峙，两利皆举”。
对于退让和竞争，中国的老子主张退让，欧洲的赫胥黎主张竞争。有人认为这两个人的学说冰炭不同炉。周恩来作《老聃赫胥黎二氏学说异同辩》，认为“二氏固未为冰炭，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老子的“退让”是针对中国春秋时的争权夺利提出来的，意在“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赫胥黎的“竞争”是针对欧洲中世纪宗教神权提出来的，意在“使人民咸知人我以形躯而分，生死以强弱为判”。
回观周恩来的总理生涯，不正是处处表现出善于协调、精于中和、长于求同存异的才能和智慧吗？
新中国成立前夜，苏联领导人认为新中国已经有了周恩来这样现成的总理。此言不虚，周恩来此前的追求和锻造，已经为担任新中国总理，当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总管家，作好了必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