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1年的屯门海战、1522年的西草湾海战的指挥者都是汪鋐。因为这两次战役，汪鋐受到了嘉靖和军方关注。由此，汪鋐在地方上有了更多的锻炼，广东、江西等地方又干了几年，之后进京进入都察院、掌管吏部，从而为自己推动仿制佛朗机工作有了更大的可能。
嘉靖决定向西方学习武器发展
嘉靖一方面是因为军方推动，另一方也是因为发现大明军事力量过于薄弱了。
1523年爆发的争贡之役。再加上之前，正德朝在1519年的朱宸濠造反。这两次战役展现出明军的各种问题。因此，明朝无论文武还是皇权都认为：军事应该进行改革、整顿。
在这种情况下，嘉靖三年，也就是1524年，南京守备魏国公徐鹏举等人上疏建议仿造佛郎机铳。当时的徐鹏举的日子儿也很不好过。
作为第一代魏国公徐达的后人，他的压力很大。新皇帝登基不过三年，藩王出身的他。一上台就打破“政坛规矩”挑起“大礼议”之争。由此可见，朱厚熜这位皇帝不简单。很有心思。
皇帝很有心思，做臣子的就难做了。有心思是什么？就是怎么捣鼓自己的权位，因此，看谁有威胁就会抑制谁。因此，徐鹏举感受到了威胁。先是在1523年被夺了俸禄，转而又被解除了兵权。所以，他甚感压力和心有不甘。总得做些什么，让皇帝看看自己不是吃闲饭的呀，因此，积极向皇帝推荐仿制佛郎机铳的建议。
嘉靖还真挺给徐鹏举面子儿，四月上疏当月二十三日就下旨同意了，要求南京方面组织人力物力仿制弗朗机铳和弗朗机战船。那时，明朝上下都管弗朗机战船叫蜈蚣船。
大明舍葡萄牙战船，专攻火器
其实，广东按察使汪铉在此之前已经上奏要求仿制，他认为：佛郎机战船长十丈、阔三丈，两傍驾橹四十枝，周围置铣三、四管，底尖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人众，无风可以疾走。各铣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蜈蚣船。
由此，嘉靖皇帝就同意了仿造问题，也就同意了徐鹏举的奏疏。
徐鹏举接到圣旨后，立刻安排蜈蚣船由操江衙门建造、佛郎机铳由南京兵仗局建造。同时，调遣在屯门海战中化妆成米商成功策反葡萄牙战船上的华人杨三、戴明的主簿何儒，前往操江衙门监造。
嘉靖四年（1525年），南京方面造蜈蚣船一只、佛郎机铳（铜造）六副。
这艘仿造的弗朗机船长七丈五、阔一丈六，但仿造效果一般，长度、宽度、火炮数量分别是葡萄牙被俘战船的75%、53%、20%不到。
请注意，被俘的葡萄牙战船本身就是葡萄牙殖民军武器中的中下品，而葡萄牙亚洲殖民军在葡萄牙武器装备中也仅是中下品，更重要的是葡萄牙的武器在欧洲并非最优秀的。
仿造第一批佛郎机武器后（一艘船装备6门弗朗机铳），南京方面又仿造蜈蚣船4艘、每艘十二门佛郎机铳。由此，南京方面装备了一只“仿葡萄牙海军装备”舰队。但是，对于葡萄牙战船仿造问题，大明方面的专家很是不屑：
嘉靖十三年（1534年），大明方面对蜈蚣船表示没大用，同时表露出不屑之色，他们的理由很简单：
其一：天朝上国心理。堂堂天朝取法小夷，烦其品式，巧其称谓，以为作者之眩哉！
其二：没有多少用处。造船厂认为：是船之制（蜈蚣船），不过两旁多橹，取其行之速耳。而谓之蜈蚣者，盖象形也。考之壹百伍拾料战船，两旁置橹亦略似之。
其三：仿制简单。捍以厢门，义尤为备，特其首尾之制微有不同。因是而增损之，则无蜈蚣之名，而有蜈蚣之用矣。也就是说，专家们认为葡萄牙战船很容易建造，之前的战船稍微改进一下就可以了。
明朝废弃仿制葡萄牙战船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宋元明朝前期我们的技术比西方强大得太多，造成中国的技术工匠们觉得葡萄牙战船很容易建造，比我方早已经存在的战船并不强。从而在“技术敏感性”上不行。
对于佛郎机铳，明朝上下经过实战后普遍都认同：佛郎机火器确实厉害，应用到军事上很有效。所以，各地都积极要求仿造佛朗机铳，而这时，他们对弗朗机铳的使用范围扩展了。起初，也即嘉靖四年的时候，明廷上下还认为：弗朗机铳只能用在蜈蚣船上，并不适用于野战。后来他们发现，在陆地上使用佛郎机铳效果更佳。
为此，对佛郎机铳推广最积极的汪鋐有了更大的想法儿。
汪鋐的战术改变，为俞大猷、戚继光的军事改革奠定了基础
原来，嘉靖七年后，蒙古势力不断南下，面对蒙古铁骑，汪鋐在嘉靖八年、九年先后上疏《奏陈愚见以弭边患事》《再陈愚见以弭边患事》。
他在奏疏中非常有见地地提出车铳这一军事思想，从而为后来俞大猷、戚继光面对西北战场的“集团作战”——步骑车集团使用打下了基础。
可以说，没有汪鋐早在嘉靖八年的军事战术思想革新，以及在这种思想引领下军事指挥官进行的二三十年的军事改革，俞大猷、戚继光两位军事天才所做的改革也不可能出现。
汪鋐在这两篇奏疏中提出了以下观点：
其一：载有佛郎机铳的战车列于阵前。敌军骑兵进攻，铳弹齐发，被打中的死，没被打中战马惊溃。
其二：战车列护三面，可做屏障。
其三：战车营以300到500辆为一营，每车配一门一百五十斤的铜制佛郎机铳，再配以护卫，可攻可守。
其四：将五百斤的铜制弗朗机铳放在城上，也很适用。像京城这样的重地一百五十斤、三百斤、五百斤弗朗机铳应全部配备。
其五：边防墩台、城堡没有适当的对敌武器，远的打不到近的打不着。墩台成为烽火台、了望台；城堡又不多。所以这些军事设施成本高而没什么用，但如果墩台配可打六百步的二十斤以下佛郎机铳；城堡配备可打五六里的七十斤以上佛郎机铳。这样，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墩内三人守卫一铳、堡内十人三铳。由此，一镇之兵需用兵1600人。
平常守卫1600人足以，剩余军士进行训练、军屯，一年四次轮换，兵士也不疲惫，这样不是挺好吗？汪鋐在军事改革的同时，与民生问题联系在一起，仅凭这一点汪鋐的战略头脑就非常厉害。
汪鋐
在嘉靖支持下，汪鋐逐渐成为重臣，甚至成为明朝唯一一位曾经主管两部的从一品高官，嘉靖十一年成为吏部尚书、嘉靖十三年兼管兵部两部尚书。但嘉靖朝因为嘉靖皇帝的个人特点，造成文臣集团与皇帝的关系并不和睦。为此，大凡高官都受到一种叫做夹板气的待遇。
汪鋐也不能幸免，在成为吏部尚书之前，汪鋐就因为对佛郎机铳的关注而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而他的为政特点很典型——对于不听话的官员，在他们的身上就会放上“两座山”，形成一个“出”字。也就是罢官、赶出京城。
由此，汪鋐在嘉靖十四年就因为树敌太多且夏言后来者居上，嘉靖愈发倚重夏言，从而在那一年九月被罢官，一年之后病逝。然而，由其掀起来的“军事洋务运动”已经成型，各地军事主管已经将佛郎机铳作为对敌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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