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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马溜须小史。
《史记》记载了占卜的诸多规矩：占卜前，每个月的初一要先以清水为龟洗一次澡，再用鸡蛋帮龟按摩，念祝词时还要把“知万事之情”的神龟和孔夫子相提并论敬称为“玉灵夫子”“夫子玉灵”……
——当迷信虔诚的古人有求于龟时，尚且低声下气，拍龟的马屁，那么，当有些古人失去原则时，又会拍谁马屁，又怎么拍呢？
谀臣——附耳屈膝，窃窃私语
最早可考的谀臣是拍商纣王马屁的费中、恶来。《史记》说前者：“善谀，好利”(善谀和好利应是互为因果)，后者则是“善毁谗”，善谀的同时还要毁谤别人。两位大臣表面对纣王的酒池肉林歌功颂德，背后则是狐假虎威贪图财利，民不聊生；而屡屡死谏的比干被剖开了七彩玲珑心，随后则是太师、少师归附了不喜欢被拍马屁的周武王。纣王最后也就被武王斩首，挂旗示众，告诫世人拍马溜须之风险。
二百七十余年后，西周的完蛋几乎复制了商朝的倾覆，都是亡于拍马屁。
周幽王任用虢石父为卿士，执政国事，但是虢石父又是一个“善谀好利”者！国民被剥削得不堪重负，顿时怨声载道。不久周幽王在虢石父的怂恿下废黜了申后，又赶走了太子。申侯火冒三丈，于是联合外国敌军倒戈。最后也就有了为褒姒烽火戏诸侯后的报应收场。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于骊山。
看尽了拍马屁者助力下的衰亡更替，太史公在《天宫书》希望可以借星宿来预知谀臣乱国之征兆:“毕宿大星旁边的小星叫附耳星。当附耳星摇动时，那就是国君身边有进谗言的乱臣。”拍马屁者多附耳屈膝，倒也符合钱钟书所说的:“拍马屁跟恋爱一样，不容许有第三者冷眼旁观。”毕竟，谀词终究肉麻，逆耳才是忠言。
既然忠言多逆耳，那么首先就需要位居高位者肚里能撑船。魏征前后两百多次触颜直谏，唐太宗多次忍住后，却能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不拍马屁最后倒成了太宗眼里的拍马屁！另外，则需要一套机制来保护不拍马屁的人，比如开放包容的唐朝就设置了补阙、拾遗的官职，要求这些八九品的小官去努力补充、拾捡明君贤相遗漏的，而且要反拍马屁之道而行，有话直说，也不会因言获罪。我们最爱的杜拾遗(杜甫)就用了一千多首“诗史”为我们亲身演示了何为反拍马屁之道。典型的是，至德二载（757），杜甫在被唐肃宗授为拾遗不久，就为因收复长安失利的房琯打抱不平，触怒了肃宗，肃宗的反应是立即诏三司询问意见，宰相张镐说:“处罚杜拾遗将致满朝拍马屁。”杜拾遗由此躲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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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这套系统运作失效时，明朝大太监魏忠贤建起遍布全国的生祠，满朝文武都“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严嵩严世蕃父子靠写拍嘉靖马屁的青词扶摇直上；万历首辅张居正生病，百官斋醮为之祈祷，同官代署，独顾宪成削之……
谀墓——文学大师，马屁宗师
谀墓，撰写墓碑谀文，拍死人马屁也。
其实，按《易》的说法，古墓而不坟，只用柴薪把尸体盖住，葬之田郊，既不封土，也不树碑。道之不存，才有了棺椁。
西汉的刘向就批评世风日下:“德才越厚的人葬礼就越薄，只有无德寡知的人，才要树碑立传，让人拍他马屁，但是他的坟墓越奢华，反而越容易也越快招致盗墓。”
最早用春秋笔法拍马屁的是西汉的写“赋”大师司马相如。据《史记》记载，其先用《子虚赋》铺陈汉武帝的奢华生活而获诏，临死则仍在起草《封禅书》拍马屁而后已。
东汉的蔡邕则发扬光大，拍起了死人马屁。据《日知录》记载，蔡邕曾为桥玄、杨赐、胡硕各撰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为两个未满十五岁乃至七岁的孩童歌功颂德，那得用多少钱才能收买其风骨？顾炎武评价说：“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史书因蔡邕为一代文豪，所以都为尊者讳了。
而唐朝虽然有明君和机制最大限度地限制了谀臣走捷径，但却止不住文人的自断脊梁。
按《墓碑举例》，韩愈的谀墓之文多达六十六篇，勇夺冠军。那又得多少钱?刘禹锡《祭韩愈文》说：“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这个倒绝非夸张之辞，可与李商隐的《刘乂》互为参照。韩愈的朋友刘乂因为眼红韩愈一字千金，所以顺手牵羊拿了几斤金银走了，说:“拍死人马屁，倒不如为活着的人做寿。”
顾炎武则认为韩愈如果没写过这数十篇谀墓之文，说他“文起八代之衰”“泰山北斗”都担当得起。
其实韩愈的拍马屁习性倒像是一以贯之。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写了篇《谏迎佛骨表》劝阻唐宪宗亲迎佛骨，被贬到潮州。到了穷乡僻壤后，他就立刻放弃了反佛的主张，立即上表忏悔，说自己“狂妄憨愚，不识礼度”，又对皇帝极尽溢美之辞，说:“圣恩宽大，天地莫量”……。
不过《新唐书》倒是记载了一位耻于拍死人马屁的人儿：韦贯之。有一个姓裴的人想用万匹细绢请他为先人撰写碑铭，韦贯之劈头盖脸说“我就算饿死，也不会拍死人马屁！”
拍马屁，掉脑袋；不拍马屁，也掉脑袋
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年代，不拍马屁有掉脑袋的风险，比如王胄。隋炀帝是一个“伪文青”，喜欢作诗为文，却被拍马溜须的群臣吹成当代“扬雄曹子健”。一天，他写了篇《燕歌行》，群臣山呼“大师作品”，唯独王胄一声不吭，掉了脑袋。
诡异的是，拍马屁也有风险。比如楚人何氏在山中得到一块宝玉，想讨好厉王就献给了他，厉王觉得是块石头，认为何氏耍他，便“刖其左足”。虽然保住了脑袋，却失去左脚。
朱元璋做得更绝，拍不拍马屁都要脑袋，他的任性，让左右动辄得咎，无所适从。
朱元璋因“起自田亩”而自卑，又因白手起家而自大。治国时被舞文弄墨、“特擅讥讪”的“腐儒”环绕，从此，就杯弓蛇影起来。奏章有“则”字就是骂他曾作红“贼”，见到“坤”便是讥他曾“髡”发为僧……明初的十余年间，大臣因为拍马溜须的贺表文字而犯了朱元璋忌讳掉脑袋的，不计其数。比如，有臣子因为加薪了，写了篇《谢增俸表》歌功颂德，有“作则垂宪”的话，朱元璋满眼只看到“做贼”，于是把官员处死。又有官员因为被赏赐了一匹马，赶紧写了篇《谢赐马表》谢主隆恩，中有“遥瞻帝扉”等语，被朱元璋看作“帝非”，遂掉了脑袋。又据《廿二史札记》记载，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写了篇贺表，内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看了大怒，骂道：“‘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洪武后期，又有个读书人叫王权，因“权”字让朱元璋想到“权贵”，不好，被改成王朴，朴素的朴。他也真秉持着朱元璋恩赐的“朴”素主义，摒弃了原有的阿臾“权”贵，有话直说，有谏直表，就是死活不拍朱元璋马屁。一次惹得朱元璋大怒，命令杀他。到了刑场，又召回，还是不拍马屁，终掉了脑袋。路过史馆的时候，王朴大喊：“史官你记下，今年今日，老朱杀害不拍马屁的王朴。”——他真懂朱元璋！拍病态独裁者的马屁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
所以，何不拍自己马屁?！
这个道理，九百多年前的范晔就领悟了。
公元445年，范晔因一宗谋反案被牵扯入狱，他自知脑袋要搬家了，提起笔给外甥和侄子们写了封“遗书”，实则是“拍（自己）马屁”的集大成之作，说：“我已经写成自己的巨作《后汉书》了！细看古今的著述和评论，都差强人意。班固的《汉书》颇负盛名，实则夹带私货，自我滥情，更不讲章法体例，只剩著书的志向可供瞻仰。我的《后汉书》则不一样了，材料的编排有逻辑、有条理，杂传评论，苦心孤诣、功力精深”，范晔接着拍：“你们要研读《循吏》以下到六夷部分的序论，笔势纵横收放，实在是五百年之奇文，整部书这么多篇，却很难找到其中一篇是输于贾谊的《过秦论》的。我又曾把班固的《汉书》跟自己的《后汉书》比读，我也不自惭形秽，反而有班氏盛名难副之感。我的文章大概达到了没有一个字是虚设，没有一词不含典故的境界。我想赞美它，却感到人类还没有发明合适的形容词。”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范晔掉脑袋也要拍自己马屁，且不管拍得“善”否或者“美”否，却实在拍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至诚至真！后世的知识分子也终于可以数典怀祖、有样学样，就算掉脑袋也要拍自己马屁——至少不能弯腰拍敌人的马屁。文天祥临刑而作千秋凛然的《正气歌》，把自己和人间正气慷慨陈词；左光斗掉脑袋也要弹劾大太监魏忠贤，为自己和世人风骨大秀光彩；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则是把范晔的精神再次升华，在临刑前，他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死亡面前，他只拍人间正义的马屁。
参考资料：《史记》《日知录》《后汉书》《明史》《旧唐书》《墓碑举例》《祭韩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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