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皇家典制中，对于未成年和无封爵的皇子之丧礼，本来并未做系统的规定。然而，皇帝们对其爱子之丧往往表现得十分悲伤，故常就他们的葬礼和祭奠仪式做出具体的谕示，久之沿袭成例，并视为办理皇子丧礼的基本原则。
康熙时期定制，凡皇子幼年早殇，都用小式朱红色棺木盛殓，葬于黄花山（河北遵化清东陵附近），其葬所按妃嫔亲王的等级称作“园寝”但制度有别，即“惟开墓穴平蕐葬，不封不树”，没有坟包、碑享一类的建筑，
这是根据民间埋葬未成年孩童习俗演变而来，其制较为简单。雍正以后，规格有明显提高，将殓葬皇子所用棺木改为“金棺”，并逐渐成为定例。这种“金棺”并非采用黄金制作、装饰，而是用杉木为原料制成，然后用金漆涂十五遍，外髹朱漆，再施绘云龙等图案，显得高贵华丽，棺内用妆龙缎、闪缎等面料的被褥，又用织金梵文字院罗尼经被，是为死者“超度亡灵”的用品。此外，发引出殡之日所用帷帐等绸缎的质料、颜色等更同皇子身份相符，抬棺杠夫例用八十人，均穿绿缎绣狮团花衣，头戴插有红翝的帽子这些都已衍化成固定的制度，原则上适用于每一个同类情况的皇子。
清宫皇子的丧葬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死者虽同为皇帝的亲骨肉，但由于其生母后妃和本人在皇帝心目中的位置不同，往往受到不同的待遇。
而对于宠妃所生的爱子，理所当然地要礼仪从优。如顺治十五年，董鄂氏皇贵妃所生的皇四子刚满百日便不幸天折，顺治帝为抚慰爱妃丧子之痛，传谕皇四子葬礼“视亲王加厚”，即礼节不得低于亲王丧礼的档次，这也就是除皇帝以外的最高等级了。
雍正六年，年仅八岁的皇八子福惠病殇，他是皇贵妃年氏所生，也是最受父皇钟爱的小皇子，所以治丧规格也很高，
皇帝辍朝三日，宫中所有人员都要穿孝服，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的皇室贵族，公侯伯以下骑都尉品级以上官员，公主、福晋以下二品夫人以上命妇都集于皇官，每日两次向福惠灵柩供献祭品。下葬以后百日内仍然每日朝夕二祭。在此期间和以后，逢有重要祭日还要用金银纸糊的元宝和纸钱（初祭、大祭均各用七万枚）、羊羊、酒、筵等行祭。
上述仪节虽是为福惠治丧而颁行，但基本上是参照当时的亲王丧仪制定的，很适合皇子的身份因而此后的一些皇子丧仪多援引此例办理，但仍视皇帝对死者及其生母的感情有隆重、简单之别。现举乾隆年间记载清楚且比较典型的一例。
乾隆帝即位初年，秘立皇后富察氏所生嫡长子永琏（皇次子）为太子但他在乾隆三年刚满九岁便不幸早天。乾隆十一年四月，富察皇后又生下皇七子永琮，乾隆帝又把继承皇位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唯一的嫡子身上。然而天不遂人愿，永琮尚未满两岁，又因出痘（天花）于十二年腊月二十九日身亡。十年之间两丧嫡子，皇帝和皇后都悲痛异常，为了表示自己对这位早丧幼子的钟爱，乾隆决定“皇七子丧仪应视皇子为优”，经机部等答门奏准，拟定丧仪，刚刚过完乾隆十三年的大年初一，便开始为其力理丧事。
正月初二日，将皇七子遗体盛入“金棺”。诸王大臣官员及公主、福音等齐集致哀。初四日，将“金棺”移至城外曹八里屯暂安，沿途设亲王仪卫，表示丧仪相当于这一等级的礼节。初六日，赐皇七子谥号为“悼敏皇子”，这在清代皇子中是极为少见的特例。
随后行“初祭礼”、“绎祭礼” 、“周月礼” 、“百日礼”、“奉移礼”“暂安礼”、“奉安礼”。“奉安礼”即正式下葬，用金银纸锭、纸钱各一万，馔筵十五席、羊九只、酒五尊；按制奠祭后，将“金棺”移入墓内安奉于石床之上，封闭墓门再奠酒行礼，并将仪卫等焚化。
以上便是乾隆帝第七子永琮丧仪的简单过程。从装殓入棺到安葬入土历时近九个月，参与祭奠人和执役人员达万人以上，花费用度难以计算，可以用“九宗罪”来形容。一个不到两岁的襁褓小儿，只因为是皇帝的爱子，其丧葬就要牵动如此惊人的人力物力，他们死后的丧仪，甚至比活着的时候更能体现其皇家贵子的超凡身份。因为这是他们的父皇对其表达慈爱之情的最后机会，自然不借巨资，把儿子的丧事办得尽量隆重气派，以全自己的一份爱子深情。相比之下，一些在自己兄弟继承皇位后去世的前朝皇子，即使爵列亲王郡王，却只与当朝皇帝有手足之情，其丧礼虽按制而行，但与一些受宠的幼年皇子丧仪相比，就显得比较平淡了。以至于一些亲王对此很是不可思议，甚至有愤青道：荒诞无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