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文豪苏轼的命运是很悲剧的，本来以他的才学，应该可以在官场上有一番作为，但他却深陷党争，被一贬再贬。不过好在苏轼胸怀宽广，即便在官场上屡遭挫折，也能保持一颗平常心，给后代留下了丰富的文学宝库。
改变苏轼命运的正是乌台诗案。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守完孝后回到京城，正巧赶上王安石变法。苏轼对变法并不看好，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此举惹怒王安石，王安石利用职权将苏轼调任杭州通判。后来苏轼又历任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徐州知州和湖州知州。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表中略带感情，说“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不料，这些话被新党利用来弹劾苏轼，说苏轼对新法不满，诽谤新法。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新党人士将此事扩大化，并搜刮苏轼写过的其他诗词作品，牵强附会，接连上章弹劾苏轼。最后，新党一共搜到苏轼的近百首诗词作品，牵连30多人，苏轼也被一贬再贬。
历史上一直有传言，新党李定、舒亶等人能抓此事弹劾苏轼，是因为另外一个人先因诗词作品向宋神宗弹劾苏轼，这个人是北宋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沈括。这种说法最早来源于宋朝著名学者王铚写的《元祐补录》。
王铚《元祐补录》：“《沈括集》云：‘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帖以进，云词皆讪怼。轼闻之，复寄诗。刘恕戏曰：“不忧进了也？”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元祐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为人。”
沈括曾去苏杭视察水利，到杭州去见了苏轼，苏轼得意洋洋，拿出他的诗词作品给沈括欣赏。沈括记下这些诗词，上奏给宋神宗说“云词皆讪怼”，即苏轼在作品里面诽谤新法，李定、舒亶等人却抓住这个把柄将此事扩大化。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是沈括心术不正，故意陷害苏轼。
事实上，沈括在官场上的风评也不算太好。表面上看，沈括似乎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他曾得王安石的信任，被授命为三司使，沈括也被认为属于新党。然而，王安石罢相之后，沈括也被罢免三司使，他却倒过来批评新法，被新党蔡确弹劾他想巴结任宰相的吴充，因此事王安石也骂沈括是小人。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沈括确实是得到王安石的提拔，但在此前他也曾就变法的一些细则向王安石或宋神宗提出相应的意见，包括市易法、军事、水利方面的政策意见等。王安石罢相之后，沈括只是面见吴充时建议将旧有的差役法和现行的免役法有机结合起来，实行“差雇并行”制度。当时正处于新旧两党激烈硬撞的时候，朝中大臣很多都会选择站队。蔡确是新党一派，认为沈括的行为是在背叛新党，其实沈括只是提了个意见而已，却无端躺枪。这就是宋朝党争的龌龊之处，朝臣之间相互攻击，这种事本身就很常见，但因此说沈括是小人就有点过分了。
与沈括相比，苏轼就更委屈了，他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批评新法而已。苏轼被外放之后从未回过京城，其职权也不高，却仍然受到新党的打击。那么再回到前面的问题，究竟是不是沈括陷害苏轼呢？我认为不是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1.史料并不支持。王铚的《元祐补录》虽有记载，但其他正史史料均没有记载这事，《元祐补录》的记载就成了孤证。况且《元祐补录》在历史上的可靠性一般，王铚本人的其他著作也有过不实的记载，让人很难相信。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了《元祐补录》中这段记载，却加了一句话：此事附注，当考详，恐年月先后差池不合。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宋代权威的史料，可靠性要远比《元祐补录》高，而李焘却认为这事有待考证。另外，从现在史料来看，乌台诗案整个过程跟沈括没有关系。
2.时间上存在不确定性。沈括去杭州考察水利的时间应该是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九月沈括就回京，升任太子中允、提举司天监。当时苏轼确实在杭州任通判，但乌台诗案却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期间隔了整整六年多时间。很难想像，李定、舒亶等人弹劾苏轼，会拿六年前的事情来说事。
3.关于刘恕。《元祐补录》提到的是刘恕是《资治通鉴》的主编之一。苏轼曾写诗两首，名为《和苏州太守王规父侍太夫人观灯之什余时以刘道原见访滞留京口不及赴此会》，从诗中可以看出苏轼与刘恕见面的时间应该是熙宁六年前后的上元节，但这个时间与苏轼在杭州的熙宁五年（1072年）和乌台诗案发生的元丰二年（1079年）这两个时间似乎没有任何联系。况且刘恕于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就去世了。所以，刘恕也不大可能会以沈括拿苏轼诗词一事来笑话苏轼。
4.苏轼的作品。新党搜刮苏轼的作品，与杭州有关的其实不多，只有《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中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被认为要到九泉之下寻蜇龙，暗指皇帝已死。不过这两首诗都是旧党的人从《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上找到的，是驸马王诜于元丰元年（1078年）所刻印，跟沈括没有关系。其他诗作均为熙宁五年（1072年）后的作品，跟沈括就更没有关系了。
5.苏轼自己也不认为是沈括陷害他。苏轼在乌台诗案前后自辩时曾上奏《乞郡劄子》和《杭州召还乞郡状》，把矛头指向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并没有说沈括与此事有关。
苏轼《乞郡劄子》：“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遂得罪。”
总的来讲，沈括与乌台诗案没有什么关系。之所以有传言说沈括陷害苏轼，除了王铚的《元祐补录》中的记载之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据一些史料记载，苏轼和沈括的关系不太好。不过一些史料也记载苏轼和沈括还可以，史料对于苏轼和沈括的关系的记载是相互矛盾的。
事实上，苏轼也不算是旧党的人，因为司马光主宰朝廷之时，苏轼对司马光废除新法提出批评，司马光并不采纳，苏轼因此失望，再次请外调出京。可以看出，苏轼不属于任何一党，他只是本着良心说话，他觉得新法不好就批评新法，他见到司马光矫枉过正，觉得司马光不对，又批评司马光。苏轼第一次被王安石外调出京时，仅任杭州通判，后来升任密州知州、徐州知州和湖州知州，表明他是不断地升职的。按照这种趋势，大体上他很快就会重回朝廷。只是在新党人的眼中，苏轼是旧党阵营的人，所以找机会攻击苏轼，把事情扩大，进而对旧党进行大面积的打击。
北宋熙宁到元丰年间是宋朝党争最厉害的一个时间段，朝廷之上人人自危，人人站队，一些人明明不想牵扯到党争中来，却也身不由己，在我看来，苏轼和沈括都是身不由己。在党争的过程中，每个人攻击别人的手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你无法轻易认定谁是好人还是坏人，谁是奸的还是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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