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有千古一帝之称，是中国最具有知名度的皇帝之一。在历史上，康熙一直以宽厚和英明而闻名。在他61年的统治时间里，康熙励精图治，将中国从战乱之中拯救了出来，从而开启了康乾盛世的序幕。
在满汉问题上，学者们一直认为康熙在一定程度上，能做到对满人和汉人一视同仁。康熙明白，人口处于劣势的满人想要统治汉人，不仅要用弓马之霸术，同时还要运用王道，特别是要安抚好汉族士大夫，让他们心悦诚服。
因此康熙推行了一整套汉化举措，比如尊孔，跪拜明孝陵，修史可法祠，重用汉人熊赐履陈廷敬张廷玉等人，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刻意营造满汉并重的”和谐“气氛。
但是康熙对于汉人的“尊重”，是否真的出乎于内心呢？康熙真的做到表里如一了吗？随着学者对清宫秘档的不断解读，康熙所谓“圣君”的一面也逐渐被剥落。
1673年，清朝三大汉人藩王——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突然发动叛乱，史称“三藩之乱”。在以往的语境里，康熙对于“三藩之乱”的镇压被称为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之举。但是，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根据史料解读，我们发现，清军在镇压三藩之乱时，毫无顾忌地对百姓进行残酷屠杀。而这样的例子，简直举不胜举。例如，江西是清军与吴三桂军队作战的主战场之一。而江西百姓，曾遭遇清军惨烈的屠杀。
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说：
“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
看到这里，笔者气得浑身颤抖，好一个“玉石难分”，竟然把残杀无辜良民说得如此轻描淡写。而在清宫秘档中，康熙的回复则更为冷酷：
“江西于贼未到之先，地方奸徒辄行倡乱，所在背叛，忠义全无。绅衿兵民人等，或附和啸聚，抗拒官军；或运送粮米，助张贼势或布散伪札，煽诱良民；或窝藏奸细，潜通消息。轻负国恩，相率从逆。以致寇氛益炽，兵力多分，迟延平定之期，劳师费饷，揆厥所由，良可痛恨！即今田庐荡析，家室仳离，皆其自作之孽。”
由上文可以看出，在康熙看来，江西人在三藩之乱时，帮助吴三桂转运粮食、抗拒官军，导致清军迟迟无法平定叛乱。因此，江西人被屠杀、被奴役、被掠夺，都纯属活该，乃是“自作之孽”。
除了江西人以外，康熙还特别痛恨“首作叛乱”的云南人。清军攻入昆明后，三藩之乱平定。在昆明城内，八旗军四处掳掠屠城，逼良为奴。对此，云南巡抚赵良栋建议康熙：
“投诚人等不应为奴，已经掳掠在军中的民人应予释放”。
“铲除首恶，从者不纠”是自古以来的惯例，百姓都已近投诚了，就跟不应该将他们变卖为奴。但对于赵良栋的合理建议，康熙皇帝却勃然大怒，他在回信中大骂：
“赵良栋乃一骄纵狂妄之人，尤属悖逆，可谓不知礼矣！”
那么康熙为何会大肆责骂赵良栋呢？这是因为清军对于昆明的掳掠，主要是八旗军做的。而八旗军，乃是康熙以及爱新觉罗皇室赖以生存的基本盘。因此，康熙想要坐稳皇位，必须讨好八旗军。而纵容掳掠云南百姓，必将换取八旗军的忠诚。而赵成栋要求释放良民，则会损害八旗军的“生计”。因此，康熙才会勃然大怒。
在他眼中，满洲八旗的生计，远比汉人的生命自由更重要。而这就是康熙所谓的“满汉一体”。
而根据其他清宫档案发现，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康熙的某些手段更让人无法接受。康熙十八年康熙曾传谕张勇等西北汉将：
“自古汉人逆乱，亦唯以汉人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
当时，由于战况不利，张勇等人希望康熙能派八旗军增援，却被康熙以“汉人叛乱需由汉人剿灭”理由搪塞。
很显然，康熙心疼自己八旗禁旅受到损伤，因此让汉人军队作为炮灰。在川陕、湖广、广西等路，均以汉人绿营兵作为前驱冲锋，满洲军则“相继进剿，接运粮饷”。对此康熙曾对满洲大将图海坦言，这场战争是汉人将士替满人破贼。
后世治史者，往往称赞康熙敢于放手使用汉人，而实际上康熙只不过是为了让汉人当满人的垫脚石。果不其然，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公然宣称：
“幸赖上天眷佑，祖宗威灵，及满洲将士之力，逆渠授首，奸党悉除，地方平靖。”
康熙几乎将所有的功劳，都安在满洲兵头上。对于浴血平叛的汉兵，康熙却只字未提。很显然在康熙心目中，三藩之乱哪是什么维护祖国统一的反分裂战争，而是满人和汉人的战争。而他所宣扬的满汉一体，不过是厚颜无耻地胡言而已。
康熙纵容满洲八旗屠杀、掠夺百姓，用汉人与汉人互相屠杀，完全暴露其虚伪、残忍的真面目。与其说是仁君，还不如说是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