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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澶渊之盟”签订后，辽之所以进一步实行偃武修文的政策，是因为受到了通过岁币往来，边境贸易倾压而来的优越的汉文化的输入与诱惑。诚然，这项举措使辽的文化程度和礼法制度达到很高水平，不过这也使原本应擅骑能射，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民族失去了他的本性。在这，我们并不是否定汉化的益处，而是说对于一个生活在特定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特殊的周边形势的民族，自有其所必须的文化形态。汉文化不见得与其匹合。社会矛盾会因此加剧，甚至会对其民族性的保留与生命力的维持产生消极影响，而辽恰恰在这种消极作用下走向了衰落。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澶渊之盟”这一历史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各个政权范围之内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典章制度、军事谈判等领域，也有少许人把它与民族关系，多边问题融合到一起考虑。
但鲜有人注意到“澶渊之盟”对宋、辽之间在此之后发展趋向的影响，以及“澶渊之盟”对北宋政权的削弱、北宋对辽的经济、文化侵略，甚至瓦解其统治的重要作用。这里我们就谈谈这些问题。
一、“澶渊之盟”直接影响到了辽的衰败与灭亡
契丹人（影视形象）
二、“澶渊之盟”与北宋党争
不难发现，在澶渊之战前，北宋廷内就出现了主战派与保守派的对立：寇准，毕士安，高琼等人的主张御驾亲征，与陈尧叟、王钦若等人的主张迁都，暴露出北宋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虽然看似寇准一派在战时主宰了北宋的决策，但纵观北宋往后的历史，这其实是寇准一派的落日余晖。在此之后，主宰北宋的却是另一派！战后寇准的被贬离京，保守派的上位……是一出令人回味的历史剧演。尤其是王钦若，丁谓等人巧言乱语，与宋真宗一起演出“封禅”闹剧等一系列事件，奠定了北宋中期及以后的朝廷性格。
宋真宗赵恒，宋朝第三位皇帝
“澶渊之盟”看似为北宋赢来了和平，但是，在此之后，北宋的党争先是以边事为攻击手段，接而由内外兼具转为完全内斗。王钦若，丁谓也正是利用了“澶渊之盟”对宋真宗心理上和对北宋朝廷上下的影响，边缘了寇准，控制了朝政。从而导致了北宋朝廷性格由初期的“仍存斗志”转变为之后的“议和安定”，直至“宋金和议”和被灭亡国。
三、“澶渊之盟”后
可以看出“澶渊之盟”条约中：“宋每年向辽赠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开展自由贸易。”这一条，为宋经济战的实施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辽国只能用牲畜作为向北宋进行交易的商品，而北宋的手工业产品则是辽所必须的。并且，辽是禁止对宋出售马匹的，这就导致了对宋贸易的巨额逆差。辽每年所接收的岁币，被宋通过贸易重新赚回，并且自己还要贴入大笔的金钱。
到了后期，辽国就已经不发行货币了，而认为北宋的钱币方为正品。宋便由此掌握了实际的财政大权。辽境内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大量涌入到南方，成为了北宋源源不断的资源。北宋打货币战，成功的掏空了辽，辽也因此日益衰弱。
《续资治通鉴长编》书影
文史君说
由此可见，“澶渊之盟”不单单是一场军事上的谈判，其间更是夹杂了北宋寇准集团、王钦若集团的党争；北宋与辽的经济货币战；北宋对辽的文化侵略；辽国内部汉臣与契丹臣；萧氏与耶律氏的矛盾。这不仅是军事与外交的较量，更关系到北宋与辽两国之后百年的命运与走向。“澶渊之盟”是一场对于两国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
参考文献
王轶英：《北宋澶渊之盟前的河北军事防御区域》，《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1期。
关树东：《辽圣宗时期的宰执群体》，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一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
张希清主编：《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
关树东：《澶渊之盟后辽朝社会与文化的若干变化》，张希清主编，《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作者：浩然文史·召燕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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