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间大学（ID：youjian-university），作者：荷西帕
眼看高考将至，考生们的心又揪了起来。
不同的高考成绩，或许将意味着不同的人生。我们接受着这样残酷的设定，却没有想到，有时候同样的高考成绩，也会通往截然不同的未来。
前阵子，忙于离婚案的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就抽空表达了对高考大省的关切，“在北京考上985那分数，到河南只能上大专”。
这话虽然夸张，却也说到了不少高考大省孩子们的心坎里。
高考不公平的忿懑由来已久，很重要的矛盾点就是地域间的不公平。北京大学被戏称为北京人大学，复旦大学或又叫上海复旦大学，说的就是集中优势资源的大学，在名额分配的倾斜下，成为了本地人的大学。
今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做好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再次提出：
中央部门所属高校要合理确定分省招生计划，严格控制属地招生计划比例，继续向中西部地区和考生大省倾斜。
政策的出台自然振奋人心，也是对部属高校去地方化趋势的一种切实努力。
但这样的号召并不是第一次见了。早在2008年，就有过近乎完全一致的“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计划应逐步回调至30%以内”的明确提议。然而这12年来，这个目标显然没有完成。
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甚至还触发了各种由此而来的乱象。高考移民、省市间调配招生名额导致的冲突事件，频频发生。
确实，在“高校合并”、“省部共建”等背景下，高校地方化的问题成因复杂，非一日可解。
但事关高考，就必然事关重大，想让高考公平更进一步，就不能让大学一直成为“当地人的大学”。
高考可能已经是人生中最公平的一次考试，然而它还是太不公平了。
2016年，腾讯新闻做过一次调查问卷，4.3万人回答了“你认为所在地区的高考公平吗”的问题。结果有75.4%的受访者认为高考“很不公平（57.4%）”和“不太公平（18.0%）”。
其中，地区间的不平等显得尤为突出。
长期竞争国内Top3的浙江大学就显得对本省学子尤为照拂。2018年，浙大的招生计划为6410人，其中省内的计划招生人数达到了3100，占约48%。
这并不是孤例，上海财经大学在沪的招生比例一度高达39%（2008），复旦大学本地生比例曾达41.9%（2008），武汉大学在鄂招生比达44.3%（2007），中山大学在广招生比达46%（2015）。
这些本应向全国招生的部属高校是怎么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院校”的呢？
简单来说，我国的高考并不完全是按考分的高低进行录取的，你能进入哪所高校不直接取决于你的考分，而是取决于你在所在省市的排名。
这种按省分配高考招生名额的方式，专业话术叫“分省定额”。
1949年之前，全国高等教育的考试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招生人数和入学要求全由各校根据自己的办学规模和要求决定。
我国统一的高考制度自1952年起正式建立。除个别院校外，全国高等学校须全部参加全国统一的招生考试。
到了1959年，为了能更好地协调不同地区间的招生平衡，发挥学校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部属院校在各省市的招生人数和调剂方式由学校、教育部和所在省市协商确定。
分省定额的招生方式就此逐渐形成。1977年恢复高考后，也继续沿用了下来。
对于高校来说，当国家为之确定了招生规模后，学校可自行编制不同专业的招生人数，以及在各个省市的招生名额。
目前，我国的公办大学分成两类，包括部属院校和地方院校。地方院校传统上指隶属于省市，主要依靠地方财政的高校，因此主要面向所属地招生。
此次教育部文件中提及的部属院校，则是指隶属教育部、主要依靠中央财政支持的高校，它们理所当然，应向全国招生。
那么为什么这些高校越来越地方化了呢？
实际上，即使是部属高校，在省部共建之后，也会得到地方政府大量在资金、土地等资源上的支持。这些支持都是有附加条件的，那就是要求高校增加在当地的招生名额。
例如山东大学根据985工程的共建协议，在8年间获得省政府10亿元的投入。作为回应，山东省发改委和教育厅对山东大学提出了在本地招生比例超过60%的要求。
拿了地方的钱用在培养本地人才上，倒也没有说不过去的地方。
另一个影响高校地方化趋势的是高校合并的现象。
如今的浙江大学，是1998年时与原来的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四校合并而成的。这里的后三所学校都是浙江省属的大学。
浙大在合并之后，也自然囊括了这三所大学在本地的招生计划。那些本地的医学生名额，本来就是属于浙江医科大学的。
面对地区间的高考差异，不少人秉持着“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心态。
只是，他们动用的手段并不是在对抗高考资源的不平等，而是助长了新的不公。
“高考移民”就是备受争议的现象。
2019年，深圳富源学校与河北衡水中学的“联姻”触怒了不少人。这两所学校产生了这样的合作关系：衡水中学承诺在学生高二的时候免费办深圳当地户口，学生继续在衡水上学，只需要在考试的时候去深圳。
那些成绩中上，徘徊在河北清北录取线边缘的学生就会被选中，去广东冲刺清北。富源学校也会把招录的广东孩子送到衡水去念书，再回深圳高考。
这样的模式甚至还在拓展。到2016年，衡水中学的分校已经陆续开了11所，不仅在云南、四川有分校，甚至还开到了马来西亚。
换个省市高考，成了真金白银的产业。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的核查，2017年和2018年，持外省号码居民身份证报名参加该省普通高考的人数达到14032人和15669人。
富源事件在家长间引起了巨大的担忧，尤其是从教育资源发达的高分地区向青海、内蒙等省市的移民，对目的生源地考生利益的侵害，不亚于“偷取他人的人生”。
高考移民并不少见。
然而，在高考移民新闻的评论中，得到最多认同的还是对地区间教育资源不平等的兴叹。
“山东考生难，但还有山大和中国海洋；河南考生难，还有郑州大学；江苏考生难，还有南京大学。河北移民不是现在才有的，作为高考大省却没有一所985，唯一的211还在天津……”
没人能反驳这些事实，但“高考移民”同样不是积极的选择。不论是侵占沿海地区的高考名额，还是窃取边远省份的高考身份，都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构建新的矛盾。
其实，从政策上并不是没有做过促进区域公平的努力。
2016年，国家出台了从12个省份中抽调16万招生名额用来支援中西部地区的计划。2017年，教育部规定直属高校要将不少于招生规模2%的名额，留给中西部和贫困地区。
这本是一种期待调和区域差异的尝试，但一方面的利益增加自然就导致了一方面的利益受损。
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抽调的招生名额大多来自录取率本就不高的湖北和江苏。2016年，从这两省调出的生源总数分别高达4万个和3.8万个。说是引起了考生和家长的怨恨也并非夸张。
再看到原本一本率就超过20%的北京、上海、天津并没有交出抽调名额，就更令人无法接受了。
招生名额的争夺本就是一场零和博弈，目前中国招生计划的调拨机制有其历史成因和合理性，但突出的矛盾也让人再难忽视。
高考的结果是各种变量的集合，在这个人生唯一一次有可能公平的竞争中，不断提出质疑，不断寻求优化，本身就是“高考”这项国民运动的一部分。
针对高考的地域性特征，有人提出，对基础教育水平差异大的省份，以均分的方式计划招生名额是否不够科学？或者，人口基数相近，但是考生数量不一的省份，怎样分配才能令大家信服呢？
最常见的一种提议是：全国应该统一试卷，不区分省市，择优录取。
这种说法看似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高考公平，却忽略了一些前置性的差异。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本就不一样。
大家都听过这个段子，说4岁的孩子1500的英语词汇量在美国是绝对够了，但在海淀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京沪堪比四六级的英语卷，江浙地区的每年数一数二难度的数学题，成为全国统一标准，自然也是对其他区域的不公平。
所以在此基础上又有人提出，如果各地在统一试卷和评分标准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录取分数线，是否能代表公平？
这种建议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做从表面上就产生了显然的不公。李国庆说的“同样的考分为什么他能上北大我只能上大专“或许还存在考题上的难易，而如果不同省市使用同样的试卷，却用不同的分数线，又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到这里我们也能看出，目前全国部分省市保留自主命题权，其实也是对高考命题、录取公平问题的回避，没有了统一的标准，也就没有了比较的基础。
如此一来，任何弥合地区间差异的努力再难被衡量。不论是地方财政投入造成的倾斜，或是降低资源欠发达地区的录取标准，结果怎样，都难以被评说。
我们发现，在“分省定额”的标准下，招生名额的确定是教育部、高校属地政府、以及高校自身三方博弈的结果。
可是在这个利益均衡的过程中，与高考最直接关联的考生，却一直游走在被考量的范围之外。
“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计划应逐步回调至30%以内”不是一个新鲜的说法了，但如果这一次能更扎实地落实，或许依然能成为对高考公平痼疾的一次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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