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民国东南大学招生考试中，有一份令老师们惊诧、赞叹的国文卷子，评卷后，老师们给打了满分。这名考生名叫卢冀野，是一位年仅16岁的金陵才子：他10岁能做成人之文，“年十二三始好韵语”，十四五岁时就写出一些气象清新、开阔的佳作。
但让人奇怪的是，卢冀野此次考试没被录取，原因是数学零分。更有趣的是，第二年卢冀野“卷土重来”，却以“特别生”被破格录取。入学后，他也确实没让老师们失望：结交文武人才，一手创办学校最早的学生刊物，同年，他还成了词曲大师吴梅的得意门生。
“若问江南卢冀野，而今消瘦似梅花”。后人评价称，卢冀野若非在46岁早逝，他的成就应该更高—他的同班同学唐圭璋、任半塘，后来成了中国当代词学大师，王季思则是戏曲大师。
众所周知，民国时期类似卢冀野这样的偏科人才，被破格录取的相当不少。著名的如钱钟书，国文特优、英文满分、数学15分，进了清华；著名力学家钱伟长，中文、历史满分，而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加起来25分，进了清华；历史学家吴晗则是货真价实的数学零分，也进了清华。
特别有趣的是，1929年拍板破格录取钱钟书的清华校长罗家伦，自己在1917年报考北大文科时，也差点落榜。幸运的是，恰逢胡适判阅其作文试卷，胡适毫不犹豫地给他打了满分，并向学校招生委员会荐才。但校委们一看罗家伦的成绩单，数学成绩是零分，其他各科分数也平平。好在取弃争论之际，主持招生会议的蔡元培校长力排众议，破格录取了罗家伦。这才有了罗家伦后来的成就：成为“五四”风云人物、“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传诵一时的《五四宣言》也是他的手笔。
这些偏科天才之所以能被破格录取，首先是因为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高考自主招生制度。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即实行高等院校自主招生考试政策。因此，各校招生考试科目不尽相同，如北大招生考试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为文、法、商三科招生，别的不考，必考中文和英文；第二类为理、工科招生，则要考数学。
到1929年，北京大学本科生入学则仅考国文、外文（英文、德文和法文选其一）、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化学五门。而且，国文考试只有一道作文题。但武汉大学文科入学，就要考国文、党义、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物理，没有英文；理科则为国文、党义、英文、数学、化学、物理、历史、生物。
教育学者们认为民国初期实施自主招生的原因，首先是当时中国近代新式教育起步之初，发展快但不平衡，各高校性质、层次和规模差异显著，很难用同一标准招考学生；其次，这也是清末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自然延续，因在近代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之初，中等学校毕业生数量不足，高校只有从办学实际出发，多途并举，才能招到足够的学生。
并且，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不休、社会动荡不安，民国政府权威有限，没有也不可能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学生入学考试规程。而当时的高校数量也少，于是，由学校自主招生，便成了最简便易行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民国时期主政者的政治理念和教育理念，认为选官考试和教育考试应当分离的观念非常强烈，大学的目标在培养人才而非官僚，无须统一标准一刀切。因此，民国时期的文官考试、选拔，另有一套与高校招生考试并行、互不相干的独立体系，并有专门的考试与人事管理机构。
这其实是对延续1300年的科举“选拔官吏、沟通社会、统摄教育”教育观念的强烈反弹，此类科举制功能表述最终的指向，概而言之便是“学而优则仕”。而这正是经历过晚清科举制的民国初期主政者、新派学界精英所强烈反对的。
另一方面，自主招生体系也可视为民国大学学术独立性的侧影。正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在清华确立了“教授治校”的传统，但这一传统并非清华独有：北大蔡元培、浙大竺可桢、南开张伯苓……他们普遍有崇高的道德操守和人格力量。这使得后来很容易被质疑的“高校自主招生灰色寻租空间”问题，在他们身上却完全不是问题。
以梅贻琦为例，他有着极强的规则意识。当年，梅贻琦的侄子梅祖武、小女儿梅祖芬都报考过清华大学，因为成绩不合格，一个去了北洋大学北京分部，即后来的北京大学工学院，一个去了燕京大学。
其实，在梅祖芬考清华的1946年，还有两个名人的女儿报考清华大学落榜了。她们就是梁再冰和冯钟璞。梁再冰的父亲是梁思成，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冯钟璞的父亲是冯友兰，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
不过，民国时期的单独招生，也并非全无系统性弊端。单独招生注重的是个性，但当时全国在校大学生中，有七成以上都是文科生，这个比例和当时中国对大批科技、工业人才的需求，显然是极不相称的。这其实也是中国千余年来科举考试仕途导向的结果，官僚们熟读四书五经、治国韬略，却非常轻视科学技术，视之为“奇技淫巧”而大加排斥。
重文轻理的传统弊病，迫使国民政府教育部从1933年起强制实行“比例招生法”，即文科生比例不得超过实科（理科）生。在此之前，各个高校已经实行了文理分科，但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并没有强行规定，考生想报什么和学什么全凭自身兴趣。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更是直接给各高校下达了文理两科的招生人数，这是中国高校“计划招生”的开始，此法一直沿用至今。
作为“计划招生”思路的延续，到1938年，民国实行了国立大学、公立大学全国统一高考，也是按计划招生，也分文理科，还为此设立了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只是，考生仍需像前清一样“赶考”，因为当时全国只设了武昌、长沙等12个招生区，南京、上海、北京都被日寇占领了，无法设点。
考试内容倒是很接近今天的高考科目，1940年全国统考是8门，其中有四门必考：公民、国文、英文、生物；另外四门要看报考志愿，文、法、商以及相应的师范等专业另考数学、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及理化（综合卷）；理、工及相应的师范等专业则另考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综合卷）；医、农科则另考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综合卷）。
新推出的全国统一高考，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道理很简单，在当时人看来，相对于高校自主招生来说，它更公平、更科学。但民国统一高考仅仅进行了三年，就因为1941年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而无法组织了，取而代之的是“联合招生”“委托招生”制度。由民国教育部划分出相应考区，指定区内的公、私院校使用一张卷子，设一家召集大学组织牵头，联合招生。
1942年，全国划为10个联合招生区。如昆明区以西南联大为召集学校；重庆区所属10个院校，则以中央大学为召集学校。联合招生的报名、命题、阅卷等事宜，一般根据民国教育部的规定，由各考区自己决定。但各校的招生名额须由教育部审核，招生不足时可组织第二次考试。
此后，经历抗战和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败退中国台湾，民国政府始终没能在大陆再次组织起全国统一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