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初，红四军突然停止南下作战，全军北返皖西根据地。一天晚上，红四军10师30团1营副营长告诉营长王宏坤（1955年上将），说师部手枪队绑着一个人押到该营宿营地旁的山沟里枪毙了。王宏坤非常奇怪，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他去问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他们都说，你不要问，我们也不知道。
第二天行军时，王宏坤发现怎么都找不到红10师28团团长潘皈佛，第三天早上，他发现自己营的两个连指导员也不见了。王宏坤又去问高建斗，对方直接训了他一顿：“你还问，还咬你呢！”王宏坤这才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劲，的确，一张针对红四军的大网已经悄然展开。
1931年5月上海临时中央四中全会后，中央代表张国焘和省委书记沈德济来到鄂豫皖苏区，并和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等红四军领导人就之后的部队使用方向产生争论。张国焘和沈德济主张派红四军去清剿商城悍匪顾敬之的老巢，曾中生、徐向前等则认为顾匪坚壁清野，动用红四军实在是得不偿失，不如南下出击外线更能获得人力物力的补充。
时值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激战正酣，红四军将领的意见显然更具有战略配合意义，张国焘最终也被迫表示同意，但他又突发奇想，决定让红四军东出英山，攻占太湖、潜山，这里曾成立过红十一军34师。然而经曾中生、徐向前和许继慎等分析，认为从苏区到潜、太要经过400里白区山路，距根据地太远，不如南下红15军的老根据地蕲黄广地区更靠谱。
虽然张国焘最终拍板东出潜、太，但在攻占英山后，曾中生、徐向前和许继慎等审时度势，认为还是南下蕲黄广地区更好，于是曾中生最后决定转兵南下，并立即将这一转变写成书面报告派人交给张国焘。红四军在南下作战一个月间，共歼敌七个团、俘敌5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打下县城四座，恢复了红15军的老根据地，取得空前大捷。
红四军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
正当南下作战进入最后决战时，红四军军部收到了张国焘的一封措辞严厉的来信，指责曾中生和徐向前是“和中央分局的公开对抗”、“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并责令他们立即北返。由于当时鄂豫皖红军没有电台，这封写于8月17日的信件到达曾、徐手中时已是九月初。军部在鸡鸣河召开大会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虽然大部分人表示反对，但最终还是决定停止南下作战并立即北返。
二、医院暴动谜案为何张国焘要在8月17日突然写信给红四军，要求部队立即北返呢？这就涉及到当年鄂豫皖苏区的一桩谜案。据时任鄂豫皖苏区保卫总局审讯科科长的戴季英回忆，1931年8月，在双桥镇战斗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第34师岳维峻部的几名军官，计划把毒药放在后方红军医院给伤员吃的稀饭里，好趁乱把岳维峻抢走，结果被保卫局破获。
第34师师长岳维峻，在被俘后为了活命，委托家人向红军交了不少银两、药品，曾中生等正准备将其释放时，正赶上张国焘来到苏区，于是又把他监禁起来，这也是导致这几个军官铤而走险的原因。但张国焘显然不这么看，因为经审讯，这些人交代毒药是从医院药司、红28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那里搞来的，他随即下令戴季英立即审讯潘皈佛之妻。
戴季英的审讯手段无非是严刑拷打，在他看来有嫌疑就肯定是有问题，潘皈佛之妻受不了皮肉之苦，最终只得承认她和丈夫潘皈佛是改组派。改组派，即国民党分裂后原国民党左派新成立的组织，也叫第三党，大部分成员都是原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的学生们，而潘皈佛又是半路上加入红军的黄埔军校生！在张国焘、戴季英看来，这里面显然存在着大问题。
张国焘和戴季英
戴季英继续“乘胜追击”，既然潘皈佛是改组派，那么在红军攻打信阳时介绍他们夫妇加入红军的红10师政委李荣桂自然也有问题。李荣桂被戴季英的审讯手段吓坏了，为了极力洗刷自己，他居然很快供出了以红12师师长许继慎为首的改组派九人委员会，及其在9月15日举行总暴动的计划。尽管如此，张国焘最终也没放过李荣桂，一年后，李荣桂在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时被张国焘杀害。
三、李荣桂为何举报许继慎李荣桂为什么举报出许继慎呢？这里面自然有审讯科科长戴季英这个“专家”的一番逻辑，无非是问他在哪里加入的改组派？李荣桂和改组派有接触，是在1928年，奉党组织的密令到民国元老、原北伐军第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那里组织学兵团，从事反蒋统战工作，而当时其领导正是许继慎，以及红12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等人。
从事统战工作是极为秘密的工作，部署许、熊的上线即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周总理，张国焘、戴季英等当然不会知道这其中的缘由。但由于许继慎是靠着同乡朱蕴山的关系接触柏文尉，而朱蕴山又是邓演达创建改组派的合伙人！那么戴季英自然由此得出许继慎在1928年加入改组派的结论，李荣桂在其诱导下，为了免受皮肉之苦，只得顺势予以承认。
得知许继慎居然“是”改组派，张国焘倒吸一口凉气，联想到许继慎曾抵制立三路线进攻武汉的命令，之后又抵制他这个中央代表的“正确部署”，看来问题一切都讲通了。按照张国焘的逻辑，那么既然许继慎有问题，改编红一军后就一直在其麾下做事的红2师师长周维炯、3师师长肖方等人自然也是问题重重，难怪之前1师常和2、3师闹矛盾。
朱蕴山和柏文蔚
张国焘为何对“改组派”如此敏感？这就不得不提1931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中央四届六中全会，王明正式上台，这个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异想天开地指出：现在红军中混入了很多改组派分子，以前我军可以靠兵运工作搞国民党的军队，那么改组派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分裂红军，所以一定要把他们全清理出去。这种不顾实际且想当然的看法，对刚走上发展正轨的红军来说，无疑将是一场灾难。
四、陈昌浩空降抓人鉴于曾中生也多次支持许继慎的意见，张国焘决定派与他一起来到鄂豫皖的陈昌浩去接任红四军政委。这个才25岁的年轻人性格暴躁，一听说红军内部有个九人内奸集团，立刻火冒三丈，从牙根里冒出四个字：“这帮混蛋！”9月上旬，陈昌浩亲自乘坐列宁号飞机飞抵皖西苏区并迅速接管红四军，刚到部队他就下令将红28团团长潘皈佛绑了枪毙，这也就是本文开头的一幕。
枪毙潘皈佛后，陈昌浩继续抓人，红28团副团长丁超、陈兴山、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等……一个也没逃过。陈昌浩的抓人标准很简单，即目标大多是参加过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的红军中高级指挥员，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土匪”、“兵痞”，是许继慎、周维炯等人的同党。
陈昌浩在两个月后的报告中洋洋得意地自称，多亏自己果断的举措，将改组派兵变的主谋20多人迅速逮捕，吓得“周维炯、高建斗手忙脚乱，终于不敢动作，许、熊闻讯，急得要死，也未敢动作”。同时他又认定，从皖西前往河南光山白雀园的一路上，红军的所有伤亡都是许、周故意捣乱所致。这简直是已经被狂热的情绪彻底冲昏了正常头脑！
许继慎和周维炯
曾中生、徐向前、旷继勋等人虽然在工作中支持过许继慎的意见，但由于他们在进入鄂豫皖前和许继慎没什么交集，在工作中也都是平行关系，戴季英在后方也没审出他们什么材料，张国焘便没有让陈昌浩逮捕他们。尽管如此，曾中生还是被降职为独立1师师长，旷继勋被架空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向前虽然职务上没有变化，不过却永远失去了妻子。
五、不白之冤许继慎在被捕前向陈昌浩转交了一封昔日同学、国民党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信，在许继慎看来，自己一身正气毫无问题，劝降信这种小儿科的手段应该不值一提。但在陈昌浩看来，你既然已经是改组派头子，再耍这么简单的招数也是没法洗白。由于许继慎、周维炯在红军中拥有巨大威望，为避免节外生枝，陈昌浩下令将被捕人员用白布盖上后藏在担架里悄悄带走。
部队抵达河南光山白雀园后，张国焘举起的屠刀终于落下，虽然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经严刑拷打仍拒绝承认张国焘给他们安排的“九人委员会和9月15日总暴动”罪名，但在唯我独尊的张国焘看来，这些根本就是垂死挣扎。11月中旬，张国焘将遍体鳞伤的许继慎等人抬上会台进行公审，当晚即做贼心虚地下令将其勒死。
白雀园肃反，红四军死难将士累计2500人，有人说团以上干部基本被杀尽，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比如李荣桂、陈奇活到次年，红11师31团团长倪志亮升任红10师师长、红12师政治部主任吴焕先改任师政委等，被张国焘杀害的主要是参加过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的中高级指挥员，其中由许继慎担任师长的红12师则是重灾区，该师的团、营、连三级指挥员前后一共杀了三批。
白雀园肃反烈士纪念碑
张国焘对自己肃反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不禁感到得意洋洋，他甚至还将其专门写成报告，送到上海临时中央及邻近苏区，来推广自己的先进“经验”。受其影响，湘鄂西苏区中央代表夏曦也感到当地红军中有改组派的活动，并模仿张国焘靠刑讯逼供获得口供来破案的手段进行肃反，结果酿成更大血案。这笔血债将永远记在张国焘等人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