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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业无传，资料并不多，光凭晋书武帝纪和刑法志的三言两语，看不出曹髦个怎么样的人。毕竟也可能他单单的觉得曹髦成功性不高，为了自保。而不是像王沈那样奉承司马氏，唐修晋书的取材挺广的，甚至用了很多的黑司马氏的材料。倒不一定是扬马抑曹，王经，王沈，王业肯定是没有兵权的，至于有没有其他人，实在没办法猜测。曹髦被杀这件事，记载其实很多也是真真假假，后世的附会也不会少，很多东西挺难说的。
一般化的原理并不能解释某些具体问题。裴注有几个特点，包括引文首尾连贯，也就是比较“全”，当然这只是比较而言；还包括“备异”，也就是注重对于不同说法的记录（即使裴松之对这种说法的可靠性持否定态度）。那么，裴注没有出现“守株待兔”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裴松之本人没有见到这种说法，从而增加《晋书·文帝纪》中的“守株待兔”是出自《晋书》作者臆测的可能。甚至，这里还有一个主语的问题，也就是“将临轩召百僚而行放黜”的主语和宾语究竟各是谁——这其中是有讨论的空间的，尽管我们都认为主语是曹髦而宾语是司马昭，但并不意味着相反的理解不可能出现。
我简单再补充几点：（1）曹芳被废后，皇宫兵甲寡弱，而中户军贾充显然是司马氏的心腹，拉拢他是自投罗网；（2）王经有带兵经历，而王沈被曹髦引为心腹（曹髦甚至为他起了别称，加以礼遇）；（3）《魏氏春秋》有关于曹髦召见石苞的记载，石苞当时并非禁军将领，但的确手握重兵。还有，《汉晋春秋》在这件事情上，恐怕并无替司马氏粉饰的意思。我只是推断其中的记载可能是从《太后令》中吸收了部分史实罢了。无论是出黄素诏于怀，还是出讨司马昭，似都有《太后令》的影子。
我也是认可《文帝纪》的参考价值的，否则我也没必要做那样的回答。然而，我还是要指出，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尤其要警惕的是不要陷入循环论证：先从合乎情理的角度，采信《文帝纪》而否定《汉晋春秋》等，再通过《文帝纪》来证明曹髦的举动合乎情理。总之，应该保留争议。
关于《汉晋春秋》，还是那句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一，《汉晋春秋》使用了《太后令》，只是一种推测。其二，《太后令》不是绝对的不可使用。其三，《汉晋春秋》《晋纪》等在司马昭弑君事件上的记述，堪称秉笔直书，史家已有定论（参刘知几《史通》），至于整体上褒马抑曹是另外一回事。
我举个例子，《太后令》说曹髦是欲入宫杀她，而《汉晋春秋》则说曹髦是入宫将自己讨伐司马昭的计划禀告太后，这能说是通过《太后令》来为司马氏贴金吗？再如，就曹髦之葬礼，《汉晋春秋》甚至被裴松之认为有污蔑司马氏的问题，即“斯盖恶之过言，所谓‘不如是之甚’者”，当然就此是否污蔑司马氏，可以争论。其四，恰恰《晋书》存在明显的扬马抑曹的问题，《景帝纪》中关于“天子受玺惰，举趾高”等的记载，就是明证；不排除《文帝纪》通过将曹髦的计划“温和化”而为司马氏讳的情况。
当然，反向的理解也可以成立，就是说，计划的相对的温和塑造的是一个相对冷静、务实的曹髦的形象，反过来衬托出司马氏的狠辣。其五，召见的人（“三王”）中没有掌握兵权的将领，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点，但不能作为曹髦决心在宫中动手的确证——因为曹髦当时可以作为心腹的，也只有这些人；而事实证明，就是这些人，也并不可靠。其六，循环论证的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