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字的技巧性玩耍，即所谓的文字游戏，是中国人最聪明的发明之一。历史上很多名人都喜欢玩弄文字，而在这方面，蒋介石堪称是行家里手，他借助文字将权术和官场术掺杂其中，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意图。为此蒋介石发明出了一套“不立文字”之术，让人没有把柄可抓。
我们知道，口头答应的事但是不写出文字，是难以取得讲话证据的，只要是见不到白纸黑字，就无把柄可抓。以下有几个例子足见蒋介石的权术。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提出八项政治主张，蒋介石口头答应，可就是“不立文字”；对张、杨既往不咎，蒋也是口头答应，同样“不立文字”。至于那八项政治主张落实如何？人们见仁见智，说法不同。然而，说是对张、杨既往不咎，但结果张学良被囚禁终生，杨虎城被杀害。如果当时蒋介石立了文字，多少会有点顾忌，其结局未必如此悲惨。
又如：蒋介石同日本人办理外交，以“不立文字”偷漏关税，就是有文字，也极力避免以条约或协定的形式出现。像与满洲国谈判通邮，最后约定“双方均用记录，不签字、不换文，以避免条约之形式”。
《何梅协定》用的也是这种方式。尽管媒体上屡屡说到这个协定，但何应钦一直矢口否认。明明是自欺欺人，就是死不认账。对此，胡适看得很清楚，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
再如《塘沽协定》第四条第二项与日本人的约定不予公开，并且在签字之协定外，另有口头约诺也不公布。这是“不立文字”的另一种形式，蒋介石手法之高，远非一般人能想象。
沈醉在《军统内幕》中记载：“国民党的档案，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石让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但就没有看到蒋介石的手令和批示，只有戴笠写的‘奉谕速办’和‘奉谕照办’。究竟是奉了谁的‘谕’什么人的‘谕’，档案里完全找不到。”
蒋介石让特务杀人，尤其是暗杀活动，本来就是偷偷摸摸的勾当，岂能让人抓住把柄？朕言即是法律，朕言就是命令，只要蒋的一个“口谕”便可，何必要白纸黑字。退一步说，一旦出现差错，或是激怒社会舆论，将由特务机关和承办人担责，蒋介石完全可以脱得一干二净，因而不会有什么手谕后批示，军统的档案里自然也就查不到了。
蒋介石其实是一个特爱写手谕或批令的人。按照他的习惯，凡是经过他看过的文件，包括下级向他请示汇报的文件，根据不同的内容，有的照拟办批交主管单位核办或参考，有的就批一“阅”字。不过，蒋介石到了台湾后，就很少再写“阅”字了，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他的秘书代劳。
蒋介石初到台湾时，时时忧心大陆会进攻台湾，常常处于风声鹤唳之中，变得寝食难安，连重要的文件都懒得去看了。可他仍然是国民党总裁，没有他的批示很多事就办不了。蒋介石只好强大精神一一批阅，但写不了几个字就要罢手，感到不厌其烦。
后来他想了一个主意，命机要秘书周宏涛把公文读给他听，凡是需要批示的，由蒋口述，周宏涛执笔写在公文上。周宏涛是个聪明人，他掂量出其中的分量，尽管此举是蒋介石的旨意，但极易遭人猜忌，倘若有人诬陷其假传圣旨，或说他是越俎代庖，他总不能把蒋介石拉出来对质吧。
周宏涛考虑再三，向蒋经国做了报告，请示如何是好？蒋经国为此开会向各部门通报了此事，告诫大家不要猜疑，从此，周宏涛获得了专为蒋介石“代立文字”的特权，且以合法的程序固定了下来。这种文字游戏，在周宏涛之后，别的机要秘书也一一循例执行，使蒋介石彻底解脱了批文的负担。
蒋介石为了维护他的独裁统治，有意在文字上玩弄权术，不管是“专立文字”、“不立文字”还是“代立文字”，都是他不同阶段玩弄政治的一种体现，较之一般文人的文字游戏而言，显然蒋介石才算是真正的文字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