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献太子是宋历代太子中唯一一个参与血腥政变的太子。史弥远能够踏上权相之路，与景献太子不无关系。两人关系密切，史弥远在政变之前就曾兼资善堂直讲，在诛韩行动中，景献太子更是发挥着沟通内外的重要作用。
在嘉定资善堂会议后，史弥远又通过对景献太子的影响，成功击败钱象祖、卫泾，独享诛韩成果。后史弥远因母忧去位，景献太子上奏：“臣窃惟囊者权臣擅命，妄开兵端，几危社理，隆下奋发英断，臣虽得与大议，而弥远能赞圣漠，遂剪元恶。自此继好息民，北虏退听，宗庙再安，天下蒙福。方弥远密承圣旨，投机之会，间不容发，然犹有顾望，欲迟回其事者，非弥远忘其体命，奉行天诛，万一泄谋，必误大计。睡下特念南北生灵肝脑涂地，屈己就和，量力相时，初非得己。今和好赖以坚定，虏人持以信服，由隆下独断于上，而弥远能抵承于下，故人心妥安，无复疑虑。如弥远一旦去国，诚恐无以系虏情、慰民望。以此观之，弥远乃瞠下腹心之疾、社穰之臣，其一身去留，寒天下重轻之所系栗。欲乞圣慈特赐睿旨，赐第行在，令其得以就第持服。国有议论，庶几便咨访，而臣讲学有疑，亦可因而质问，不胜区区至愿。臣冒昧奏陈，惟陆下裁择。”
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史弥远的维护，于是一个降金乞和的奸侵摇身一变成为心怀苍生的社穰之臣。宋宁宗同意景献太子的请求，召史弥远回朝。景献太子的政治作用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景献太子的东宫宫中有多人深受理学影响。如刘煽曾与其弟刘韬仲受学于朱嘉、吕祖谦，伪学禁兴，刘；擒曾从朱嘉于武夷山讲道读书。他为国子司业时，向墨相史弥远建议，以朱嘉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学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他认为，道学以事君为忠，事父为孝，庆元以来，奸臣当道诽谤道学为伪学，“屏其人，禁其书”，使得世风日下，寡廉鲜耻。建议罢伪学之诏，“息邪说，正人心”，此为宗社之福。又建议以朱嘉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刊行朱嘉所著《四书集注》，欲借史弥远之力发展理学。王介、任希夷也曾随朱嘉、吕祖谦游学。
此外，还有徐邦宪，幼年曾从永嘉学派的陈傅良究名物义理。这与当时所处的政治背景有关。韩倪胃为打击赵汝愚及道学一党，主导发动了庆元党禁。不仅打击了以朱嘉为代表的道学，其他学术派别也遭到迫害，学术界几乎遭到灭顶之灾。随着韩侥胃被诛，史弥远掌权，浩劫之后理学终于迎来了复苏之机，“四方学者，稍立于朝”飞因曾师从理学大家杨简，史弥远在情感上倾向理学。加之，其向金求和的行为，为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不齿。为挽回形象，史弥远倡导理学，将党籍中人“一切攫用，悉至显宫”，无一人遗漏。
此时“天地闭塞之气，至此一舒，四方忿郁之情，至此一快，其于国脉岂小补哉。”“至嘉定更化则又不然也。元咒屈死，众正方升，楼钥自海滨召，林大中自浙东召，倪思自害川召，杨辅、刘光祖自西蜀召，黄度、蔡幼学、傅伯成、刘；擒、杨简、袁樊等同时为侍从郎宫。”随着理学的复兴，理学之人被再度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