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头条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出过这样的看法，那就是西晋国家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晋武帝司马炎执意引入外戚势力，并因此导致了西晋的政治失衡，为西晋的短促而亡埋下了祸根。在前文中，笔者着重讨论了晋初外戚势力的崛起和覆灭，司马炎的立嗣危机对于西晋政治崩溃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同时又注意到，司马炎执意引入外戚势力，和齐王司马攸有关；在司马炎的立嗣危机中，司马攸更是直接的当事人；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投向之前的魏末时期，司马昭选立晋世子之际，又可以再次看到司马攸的身影。可以说，在晋武帝司马炎一生的政治活动中，司马攸都如影随形，并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可以说，正是司马攸的存在，深刻地影响了晋初的政局走向。
在笔者之前的文章中，因为篇幅关系，对齐王司马攸的问题未做深入展开，似有剩意，还有很多可以单独加以讨论的地方。
一、司马攸问题的由来
司马攸和司马炎本来是至亲骨肉，一母同胞，同为司马昭的王夫人所生。因为司马师无后，司马昭就把司马攸过继给了司马师作为嗣子。于是，司马攸虽然是司马炎的亲弟弟，但是在法理上却成为司马师的儿子，被归入司马师一系。因为司马师在开创西晋过程中的巨大功业，加之他的意外死亡，司马昭是在仓促的情况下继承的司马师权力。所以就连司马昭本人都曾经表态要让司马攸继承大业。
司马昭曾经表态要让司马攸继位
《晋书·武帝纪》：
“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无后，以帝弟攸为嗣，特加爱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将议立世子，属意于攸。”
因为司马师对于晋皇室的大功，司马攸作为其法定继承人，又加上司马昭亲自表态，他的政治合法性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这样一来，司马攸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司马炎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从这个角度讲，司马攸注定要成为司马炎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然而，让我们这些后来的读史者感到非常蹊跷的是，司马攸和司马炎争夺晋世子之位，可以看做是司马攸第一次接近皇位的机会。然而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看到史书中的记载都是无一例外地支持司马炎。
司马攸和司马炎本来是至亲骨肉
《晋书·裴秀传》：
“初，文帝未定嗣，而属意舞阳侯攸。武帝惧不得立，问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后言于文帝曰：‘中抚军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
“何曾等固争曰：‘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
贾充和裴秀、何曾也有着类似的看法，他们的意见可以说代表了朝堂官员的态度。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作为司马师妻弟的羊琇也支持司马炎，并且为其获得晋世子之位出力颇多，“甚有匡救”。
《晋书·羊琇传》：
“初，帝未立为太子，而声论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恆有代宗之议。琇密为武帝画策，甚有匡救。”
在这里，羊琇的态度相当值得重视，因为这代表了姻亲势力，还有整个泰山羊氏对于司马炎的支持。
在继承人问题上，司马攸本来占据法理上的优势，又有司马昭的首肯，但是史书中却出现这种“一边倒”支持司马炎的记载，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二、司马攸本人及其历史形象
笔者觉得，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西晋官方为了维护司马炎的权威，体现晋武帝的“众望所归”，对原始材料进行了有意的取舍，导致了保存下来的材料基本都是关于司马炎获得支持的记载。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晋书》为了塑造司马攸的悲情形象，故意渲染了两者争位的事。这里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司马攸的历史形象问题。
司马攸的历史形象大都源于《晋书·齐王攸传》里的叙事，本传里的司马攸是一个极具王佐之才，又尽心国事，深得人望但又饱受司马炎打压排挤，郁郁不得志，最后在一腔悲愤中被逼迫而死的形象。但我们都知道，《晋书》成书于唐初，唐太宗李世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观念，使得他一直重视历史的现实政治意义，他更是亲自参与了《晋书》的部分论赞撰写。所以说，《晋书》不可避免地带有唐人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反应到司马攸问题上，自然会有所体现。
《晋书》包含了很多唐人的观念
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在“立贤不立长”这个问题上，他曾经对晋武帝司马炎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夫全一人之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这个批评虽然指向的是司马炎立司马衷问题，有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的嫌疑。但是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晋书》中凡涉及到立嗣问题时，出于对司马炎的批评，必然对于司马攸形象的进行维护的笔法。
李世民画像
然而，司马攸宗室贤王的形象，以及由此在朝野积蓄的巨大支持力量，也恐怕并非不是他自己一直努力争取的结果。
《晋书·齐王攸传》曾经记载司马昭去世之后，司马攸“居丧哀毁，几至灭性”。作为已经出继给司马师为嗣子的司马攸，这样超越礼法规范的姿态，很难说这里没有一点为自己争取政治声望的成分。司马攸并未就国期间，其封国内文武官吏的供给，在他的主张下并未从国家财政支出，而是由租秩供养。“时有水旱，国内百姓则加振贷，须丰年乃责”并且“十减其二”，司马攸以此方式笼络封国内的人心，并因此深得信赖和拥护。
除此之外，司马攸在担任骠骑将军期间，也相当注意在军中树立自己的形象，积累声望和影响，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晋书·齐王攸传》：
“时骠骑当罢营兵，兵士数千人恋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还攸兵。”
司马炎曾经有一次针对司马攸的罢收营兵动作，但是司马攸手下的军队竟然“恋攸恩德”，并进一步表示强烈的反对，司马炎担心激化矛盾，只能把士兵归还给司马攸才得以息事宁人。
通过以上种种，我们可以或许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司马攸在历史上的王佐之才而谦谦君子的形象，显然不是他本人面目的全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晋书》之所以要把兄弟二人出现矛盾的全部责任归咎到司马炎身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态度，唐初朝堂的意识形态有脱不了的干系。
把兄弟失和的全部责任归咎到司马炎身上其实有失公允
司马攸有一系列的动作来收买人心，构建和积蓄自己的政治力量。司马炎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理，只是简单的见招拆招。相对而言，在这场兄弟二人的攻防战中，司马炎又确实常常扮演的是一个主动出击者的角色。
三、司马攸和司马炎的攻防战
司马攸和司马炎的争夺，在我们前面谈到的司马昭去世期间就已经非常明显。司马攸超越礼法哀毁过礼，杖而后起。而司马炎也作出了居丧三年的政治姿态，兄弟两人都企图争夺“至孝”这个名声，以此来增强自己的政治地位，竞争的意味之重，使得我们在千年以后，都能从史书中轻易地嗅到火药味。
司马攸和司马炎的矛盾和竞争，也绝非是司马昭去世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前面我们曾经提到羊琇曾经为司马炎“密为画策”，可见双方的激烈斗争由来已久。
“及帝寝疾，虑攸不安，为武帝叙汉淮南王、魏陈思故事而泣。临崩，执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有疾，既瘳，帝与攸奉觞上寿，攸以太后前疾危笃，因歔欷流涕，帝有愧焉。攸尝侍帝疾，恆有忧戚之容，时人以此称叹之。及太后临崩，亦流涕谓帝曰：‘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
吕思勉先生在解读这段材料的时候，曾经评价说，“观文帝及文明太后临终之言，知武帝与齐王不和已久。”这确实是中肯而又精辟的洞见。除此之外，笔者还注意到，如果说司马昭临死前的担心是出于对兄弟二人争夺帝位的忧虑的话。王皇后去世时，已经是泰始四年（268年）。这就意味着两人的矛盾并没有随着司马炎登上帝位而结束，甚至得到一丝缓解。
在司马炎咸宁二年（276年）的立嗣危机中，兄弟二人的矛盾又进一步升级，达到了公开甚至白热化的程度。
关于咸宁二年司马炎病重期间，朝野密谋准备拥立司马攸一事，笔者已经有两篇文章对此做过详细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在这里需要单独加以说明的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本文在第二节里提到的司马攸本人绝非《晋书》中所塑造的谦谦君子形象，他在和司马炎争夺帝位的第一次斗争中失败以后，还在暗中积蓄力量，并且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对司马炎，尤其是司马衷地位构成严重威胁的角色。从这个角度讲，笔者认为在以往的史家论述中，把兄弟二人失和的主要责任归咎为司马炎“为兄不慈”，是有失公允的。
司马攸在事实上也形成了对司马衷的巨大威胁
面对这种威胁，司马炎当然不可能坐视不理。司马炎恢复健康以后，立即着手打击公开支持司马攸的河南尹夏侯和，并不动神色地解除了在此次密谋中首鼠两端的贾充的兵权。并且，作为在西晋立国过程中居功至伟的贾充，经过此事后他在司马炎心中的地位已经大大动摇。这从次年调整分封一事，贾充已经不得参与，可以很清楚地得到印证。
咸宁三年的分封调整，其实可以看做是太康三年（282年）司马炎强令司马攸就国的前奏，同时也不妨理解为他对于咸宁二年那次拥立司马攸密谋的回应。而这些又全部可以视为司马炎决意将司马攸排除出政治中心，并以此巩固太子司马衷地位的手段。
在《晋书》的叙事中，外戚杨珧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实际上，我们应该都看得出来这件事的幕后推手是司马炎本人无疑。然而要求司马攸就国的诏命一下达，就立即激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尚书仆射王浑、扶风王司马骏、光禄大夫李熹、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甄德等人纷纷上书挽留司马攸，这些人不是司马炎的至亲，就是晋廷元老，由此可见司马炎的这个决定是多么不得人心。司马攸本人也表示了不满，故意拖延行程，滞留洛阳，希望事情有所转机。在此次风波中，司马炎不顾几乎全体朝臣的反对，甚至不惜要诛杀八名上书抗议此事的大臣来表明自己的坚决的态度，仇鹿鸣老师称此事为“武帝时期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政治事件”。我们从此事可以看到，为了彻底驱散这个几乎笼罩了自己一生阴影，一向以优容甚至放纵大臣而为人所知的司马炎，将司马攸驱逐出权力中枢的意愿已经强烈到了何种程度。
四、司马攸问题的终结与影响
在杨珧等人的构陷下，在司马炎的紧紧逼迫之下，司马攸“悲愤成疾”，只能上书司马炎希望留在洛阳为父母守陵。然而司马攸这张“亲情牌”对已经有点失去理智的司马炎似乎没有任何作用。
“（司马攸）愤怨发疾，乞守先后陵，不许。帝遣御医诊视，诸医希旨，皆言无疾。疾转笃，犹催上道。攸自强入辞，素持容仪，疾虽困，尚自整厉，举止如常，帝益疑无疾。辞出信宿，欧血而薨，时年三十六。”
《晋书》在这里的记载同样颇有深意，所谓“诸医希旨，皆言无疾。”似乎在暗示着御医是在揣度司马炎的心思，睁眼说瞎话，而司马攸之子司马冏传的记载则越发显示出司马攸死因的可疑。
《晋书·齐王囧传》：
“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医诊候，皆言无病。及攸薨，帝往临丧，冏号踊诉父病为医所诬，诏即诛医。”
也许御医是知道司马攸病情真相的人，然而在“皆言无病”之后，御医却随即被司马炎杀掉。这是否是为了掩饰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随着司马攸戏剧性地暴病身亡，从魏晋禅代之初就开始出现的司马攸问题，似乎也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司马炎终于驱散了司马攸这个自己一生的阴影，好像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然而，司马炎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西晋的国祚。
司马炎逼死司马攸，自己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清人王夫之在评价齐王司马攸的死时，曾经有过这样的结论，“西晋之亡，亡于齐王攸之见疑而废以死”。相对于杨骏这样的外戚而言，司马攸能够得到功臣和宗室的支持，或许确实能平衡西晋各派政治势力，延续晋祚；相对贾南风和司马伦这样极具野心，又缺乏理性的力量而言，司马攸又属于能够凝聚人心，颇具建设性力量。由是观之，笔者觉得王夫之这个结论尚属公允。
结语
司马攸无疑是晋初政局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因为司马师在创晋过程中的巨大功业，作为司马师宗法上的嗣子，司马攸注定会成为司马炎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们回顾了传统史家构建的司马攸形象并加以辨析，力图从史料中的细节去还原一个真实的司马攸，我们看到司马攸并不是《晋书》中极力塑造的谦谦君子的形象，然而他确实有王佐之才，也一直未曾放弃过和司马炎的争夺。司马炎在和司马攸的斗争中，看似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终于驱散了这个自己一生的阴影，然而他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