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12年，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他的家族被称为京兆杜氏，是北方有名的大士族。而此时的大唐帝国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已经开启了盛世的序幕。
在杜甫出生的同一年，李隆基登基称唐玄宗，七年前，宰相张柬之发动政变强行让武则天这位精力过于旺盛的女王退了休，但平心而论，这位女王的精力大多是用在了正地方上的，她在任期间大力打压世家大族，提拔科举入仕的官员，大唐（周）的官场得以焕发活力。
杜甫出生前20年，大将军王孝杰与阿史那忠节讨吐蕃，收复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重设安西都护于龟兹。大唐与吐蕃这个最难缠的敌人之间的斗争呈现出了唐强土弱的态势，大唐军威远扬，有唐一朝，未曾修过一寸长城，因为不需要。
生逢盛世，有出身望族，本人又才华横溢，这样的少年可以以很多他希望的方式挥洒他的精力，他不需要太早成熟，因为生存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个问题，饮酒也好，上树也罢，都无所谓，无非就图一个乐，盛世嘛，随便些，没关系的。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开元十九年，杜甫十九岁，这个家境殷实的少年要去看看世界了，他历游山东、吴越、燕赵之地，期间赴洛阳参加了一次进士考试，不出所料的没中，但那又如何？这次不中还有下次，就算次次不中，以杜甫的家境和他的才华也能获得不错的生活，人生有许多种，没人规定必须要入仕为官，盛世的最大特点就是人们有多种选择。
有多种选择还不够，盛世中的选择的特点是无论如何选择都可能成就一番事业，这还不够，盛世的另一个特点是即使没有成就一番事业，也能获得不错的生活。
所以，这次没有考中进士，杜甫没那么在乎，机会多着呢，怕什么，雄心壮志不能被这样一点小小的失败就轻易消磨，杜甫相信自己的才华早晚会让自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时的杜甫虽然大部分时间在纵情山水，但他成就一番伟业的理想从未中断，幸运的是，这盛世能够承载他所有的雄心壮志。
盛世之中，稍微有些本事的人都能过得不错，盛世之中的人们自信而积极，思想也活跃，李白和崔颢可以在黄鹤楼上斗诗的时候都写下千秋大作。
崔颢《登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盛世对于任何人都相对宽松，孟浩然尽管一生未能入仕也能在山水田园诗上成为大家，李白被朝廷撵回家还会给一笔钱（赐金放还），人们爱钱，积极赚钱也是盛世的一个特征，因为爱钱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逻辑：人们相信以政府信用背书的钱能办到很多事，如果是乱世，无论你拿的是铜钱还是纸币别人都懒得理你，因为这些东西可能明天就变成垃圾，乱世中只有粮食才是唯一的硬通货。
公元741年，唐玄宗李隆基改国号为天宝，历时29年的开元年号成为历史，而改元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唐玄宗认为一生中的大事都已经办完，想要开始享受成果。
没有人会怀疑盛世会继续，杜甫也不例外，而在天宝三年，杜甫遇到他一生的挚友李白，此时的李白虽然仕途不顺，但是已经名满天下，杜甫的仕途也无大进展，但对于风华正茂的他来说，这似乎并不是大问题，李杜，这对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在大唐盛世达到最顶峰的时候相逢于洛阳，这一幕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文化记忆。
四十三岁的李白与三十二岁的杜甫都正值壮年，一如全盛的大唐，他们讨论诗文、宗教、国策，无话不谈，这种棋逢对手的快乐，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感受得到。两年间，李白与杜甫三次相会，次次都有都能给对方带来不同的惊喜。
杜甫与无数大唐子民一样在盛世的流年里纵情放歌，仿佛盛世真会永存，但时间老人从来都是面容冷峻的看着世间，盛世、乱世，都不过是一个过程。
盛世会掩盖很多问题，让人们错误的认为坏的是好的，而乱世则会埋没许多闪光点，让人们认为好的是坏的，乱世的祸根往往在盛世就已经埋下。
大唐盛世的崩塌表面上是因为唐玄宗李隆基安于享乐，宫中宠幸杨贵妃，信任宦官高力士，任用奸相李林甫、杨国忠，但是，这些都只是表象，问题的根源早就已经被深深的埋入这片华夏大地，之前与之后的千年，没有任何一个英明神武的君王能够使自己的王朝摆脱300年的大限。现在轮到大唐了。
中国北方是蒙古高原，西边是横断山脉，东南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而这中间是一大片非常适合农耕的土地都被纳入了中华的版图，好处是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中华儿女可以通过农业很好的养活自己，坏处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只想发展农业。
固定的土地中华帝国的基本盘，而且这个基本盘几乎不变，于是，觉得王朝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大部分人有土地就是治世，君主稍稍有些本事就是盛世；大部分人没有土地就是乱世，君主纵然本事通天也常常无能为力。
但土地其中到少数人手中却几乎是每个封建王朝不可逆转的命运，没出息的君主完全不能左右这个过程，他们的王朝往往几十年就灭亡，而就算是一代代勤勉的君主，也只能让这个过程尽量拉长，但这个过程几乎不可能拉长到超过300年。
其实，从大唐帝国手中没有足够的公田来维持府兵制时起，大唐的国运就已经走到了尽头，而频繁的对外作战完全是饮鸩止渴，大唐帝国周围根本没有多少适合耕种的土地，扩张完全就是赔本的买卖，但一时的盛世的繁华掩饰了这一切，让大唐君臣不断进行亏本的扩张，乐此不疲。
频繁的对外用兵必然导致地方军事豪强做大而对中央形成巨大的威胁，安禄山的出现几乎是一种必然。
盛世的繁华掩盖了一切矛盾，没有人在乎这些。
安禄山比李白小两岁，比杜甫大九岁，他的起点很低，幼年丧父，与母亲一同居住在突厥部落中，十几岁时由于母亲改嫁了一个安姓人，遂姓安，安禄山在胡人杂居的地方长大，精通六国语言，在从军前一直凭借这一能力在各族间做生意，赚差价，生意人有个特点，永远追求升值，他们讨厌原地踏步，更不能接受贬值，这样的特点让已经官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仍在考虑如何升值。
安禄山
但是，以当时都情况来看，此时都安禄山非但已经不可能再有上升空间，连是否维持现状都很难说了，重用安禄山的宰相李林甫死后，新上任的宰相杨国忠处处与安禄山过不去，此时的安禄山已经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要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他有两个选择：
1.急流勇退，交出权力，或许能保住命，或许保不住，因为这样做自己的生死完全看杨国忠心情，理论上讲，自己已经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威胁，干掉一个没有权力也没有威胁的人是一件多此一举的事，但是，交出权力也意味着自己的影响力几乎降为零，干掉这样一个人，也不费什么大劲，多此一举是多此一举，但是干了也没什么，毕竟，“举手之劳”嘛。
2.就是赌一把大的了，起兵造反，赢了天下就是自己的，输了，那肯定是活不成的，但无论输赢，命运在自己手中。
安禄山最终决定赌一把大的，他敢这么做也是因为他手上有三镇共计10万精兵，这十万精兵可都是常年征战的地方军，面对养尊处优的中央军，胜利的可能性可是不小。
风险不太高，回报却很高，大部分人都会干，况且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干，本身就是一件风险很高的事情。
于是，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755年)以讨伐国贼杨国忠为名义，联合史思明，起兵反叛，大唐帝国祸起萧墙。
安史叛军虽然由于战斗力强，在反叛初期势如破竹，一路攻城略地，但是唐廷也并非毫无办法，从最初的封常清、高仙芝，到后来的哥舒翰，都希望通过坚守潼关的方式挡住安史叛军，但是都在杨国忠和唐玄宗的干涉下没有执行下去，封常清、高仙芝还被唐玄宗"失律丧师"之罪处斩，最终在唐玄宗逼迫下的哥舒翰仓促出兵，被叛军打败，叛军随即拿下潼关，高高在上的大唐皇帝仓促出逃。
大唐盛世的根基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以这样暴烈的方式宣布盛世的终结，实在有些让人难以接受，尤其是经历过盛世的人，比如杜甫。
安史叛军打到长安时，许多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即将开启美好人生，比如刚刚考取功名准备做官的张继，他的美好人生画卷还未展开就已经匆匆结束，由长安一路难逃的他，在途径苏州寒山寺的时候，听着钟声难以入眠。
张继在逃往江南，途经苏州时写下了千古名诗《枫桥夜泊》
大诗人李白倒是洒脱，他竟然在第一时刻认识到：破镜难重圆，大唐盛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未来尤可追，大唐中央政权的崩塌，往往意味着地方实力派可以乘机崛起，他认为乱世已成定局，但他想在乱世中成就一番大业，于是怂恿永王割据江南，如时机成熟可夺取天下。
尴尬的是，李白只猜中了一半，大唐盛世确实终结了，但是他希望依托的永王却非成就大业之人，永王的割据计划刚一实施就宣告破产，李白也被抓捕入狱，虽然不久便被放回，但他的后半生也只能在流浪中度过。
相比于李白，杜甫可就没那么洒脱了，他时刻想的都是大唐的王师能够收复失地，至德二年（757）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但旋即因为得罪肃宗而被贬到华州。
在这段时间，杜甫目睹了席卷半个中国的战乱究竟给人们带来了怎么的灾难，他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也许在这个时候，杜甫已经隐隐的感觉到，大唐盛世已经一去不返了，但他不甘心，因为他亲眼见过盛世的繁华。他还有幻想，他幻想着大唐能够以一次大胜击溃叛军，他幻想平定叛乱的大唐能重新焕发出生机。
然后历史就是这样的讽刺，昔日战无不胜的大唐竟然需要借回鹘之兵来平叛，由于当时唐廷的财政已经不足以支付回鹘人的军费，唐肃宗只能以长安（后改为洛阳）的百姓为筹码与回鹘做了这笔交易，他承诺“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箔、女子归回鹘”，大唐的所有尊严已经荡然无存，恢复盛世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
与大唐关系较为复杂的回鹘
之后唐廷与地方藩镇们形成了某种默契，这个尴尬的平衡竟然维持了百年，但之后的大唐再也不是从前的大唐了。
无论盛世还是乱世，人们都要想办法活下去，流落蜀地的杜甫开始了他的艰难生活，他时时想要北归故里，但是由于穷困潦倒，却只能流落江南，大唐盛世不在，唯有满目悲凉。
公元770年，距离安史之乱的发生已经过去了15年，杜甫在失落中流浪了15年，但某一天的一个酒馆外，杜甫竟听到了一段熟悉的乐声，那声音婉转悠长又不失气度，那是属于盛世的声音，杜甫连忙向演唱者的方向走去，果然是他……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李龟年，这位在开元、天宝年间名满长安的乐师，那个把大唐盛世融入歌中唱出来的人，竟也流落至此，杜甫在这里见到李龟年，不知应该感到高兴还是惋惜。
《江南逢李龟年》
两个走过盛世之人的意外相逢，两人心中都有太多的话，这些话都指向一个话题：当年的盛世。
两人刚要开头，但是千言万语却又堵在了胸口，因为盛世早已不在了，再说这些还有意义吗？
两人最后只聊了几句风景：
“江南景色不错呀。“
”是啊，不错。”
“花都落了。”
“是啊，再开得等明年了。”
有人说，无论你在年少时喜欢哪一个诗人，等到了一定年纪，在生命的某处等待你的，一定是杜甫。
杜甫把自己的全部家国情怀和对人民热爱全部融入诗中的字句，因为他的诗可以了解大唐兴衰的整个过程。
而在杜甫的诸多诗词中，这首《江南逢李龟年》看似平淡无奇，但他写尽了杜甫的见证了安史之乱后大唐衰落时的无奈。很显然，李龟年的音乐是大唐盛世的见证，见到李龟年让杜甫再次想起了大唐盛世。
但这里却有一个问题：杜甫在岐王府，在崔九堂前见到李龟年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从杜甫的经历来推测，这一切应该是发生在30~40年前，既开元中期，这便让我们产生一个疑问，杜甫怀念的时代似乎距离大唐的巅峰还有一段时间，他最怀念的似乎并不是盛世顶点的开元后期和天宝前期。
经历过盛世的兴起与崩塌的杜甫在什么样的时代最值得怀念这个问题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最值得怀念的时代是盛世的前夕，因为这样的时代，其繁荣水平虽然不及盛世的顶点，但是它却有一样盛世顶点没有的东西，那就是上升空间，是仍然留有的余地，而这些代表的是希望。
若你的生命足够长，走完整个盛世的兴起与落幕，你就会无比珍惜这份余地。
留有余地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智慧，《易经》乾卦的卦辞九五飞龙在天之后，又有一个上九亢龙有悔。任何事，一旦做过了，就是万劫不复了。
经历过2020年的人们再次认识到一个道理：岁月永远静好不过是一个幻象，把自己的人加满舵，压上所有家底全力向前冲是一个很危险的选择，疫情之后，很多人并没有选择报复性消费，而是选择了报复性储蓄，知道给自己留有余地，知道做事要“悠着点”，这，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