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6月9日，朝廷实授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不久又加赏了太子少保衔。从此，他的名头就成了“袁宫保”。这个称呼一直被用到他成为民国的总统。
在清季满人朝廷里，袁世凯以他的权势和尊荣，成了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的第三强人。
渐趋成熟的政治家
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更多的已经是一个政治家灵活的手腕和善变的策略，而那种赵赵武夫的魄力和不计后果的一往直前却是越来越少了。巡抚山东以来的所作所为恰是对此最好的例证。然而，长期的军人生涯却又不能不在他的政治行为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这就是一旦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便会不顾一切地去实行，非至成功、绝不罢休。“谋定以后，行以坚毅”，这不但是他个人性格的典型特征，也是他日后事业中赖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作为一个军伍出身的政治家，他所有的学问和理论大都来自于他的实践和经历，而不是书本和教义。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他在政治行为上重利害而轻是非，重功利而轻名实的色彩。一旦当利害关系足以影响到他对于是非的决择时，他就有可能只顾利害而不顾是非了。正是这个原因，后来他才终于不惜食言背信，自毁誓言，由民国总统一变而为中华帝国的皇帝，酿成了一生中最大的悲剧。
辉煌的政治事业
作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他一生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从此掌握了金钱应用上的便利，并以此为基础开拓了他辉煌的政治事业。他不但得到了李鸿章带兵数十年由截旷，扣建而积存起来的800余万两淮军饷银，而且取得了各省汇归北洋的增派练兵经费千余万两，顺直善后捐余、永平七属盐捐以及唐绍仪从盛宣怀手中接替下来的京汉铁路的营业利润。这些款项经年不用报销，不经户部就成了袁世凯可以自由运用的资财。一时“天津财币山积，任意开支，司农不敢过问。”这不但为袁世凯个人的官场运转创造了条件，也成了日后直隶发展实业，兴盛教育以及北洋实力扩张的雄厚的经济基础。
正如后人评说的那样，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庆王奕助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1903年4月荣禄一命归天，庆王入主军机之后。一个是贪鄙无能而又唯利是图的享有世袭罔替特权的贵胃朽老；一个是雄心勃勃充满着权力欲望的政坛辣手。两人各取所需，前者很快因贪财好利而成了后者的掌上玩物，后者也终于通过前者掌握了晚清的军政枢要，两人一唱一和，演出了晚清政坛上的一出绝妙好戏，正应了袁世凯的那句话：世上只要有二件宝贝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一是刀子，一是银子。奕助显然是他说的后一种对象。
荣禄一死，出人头地
当人们纷纷指责袁世凯寅缘依附，投机行贿的时候，却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在满人的朝廷里，能够争得一席之地，出人头地的汉人莫不是背后都有着满人的靠山和籍仗，而这一点对于袁世凯来说却尤为紧要。因为他虽然也手提数万精兵，但毕竟没有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显赫的军功和响当当科举功名的牢固的根底。于是，挥金如土，广交善缘，就成了他斡旋于政坛之上的“杀手铜”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与庆王的关系与他和荣禄的关系并不太相同。同样是利用，他利用的是奕助，却是被荣禄所利用。和贪婪而又无知的奕助相比，荣禄虽然也是胸无城府，但却功于策划，富有权谋。他以其老辣的手腕，特殊的权位以及藏赫的气焰对袁世凯一面利用，一面又处处留心防范，时时提防裁抑。使袁世凯无时无刻不对他敬畏有加。就连荣禄本人也常说：
“此人（袁世凯）素有大志，有我在尚可驾驭，但将来必出人头地。”
果然，荣禄一死，他和庆王的的关系立即转了个个。奕呦却以枢垣领袖之尊，对袁世凯言听计从，很快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上，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叹服金钱的法力了。
辛丑回鑫以后，荣禄一直体弱多病，常常请假，屡屡奏请开缺。这时，袁世凯已敏锐地觉察到荣禄将不久于人世，而其继任者也必将是奕助其人。于是，还在奕助入主军机的谕旨未下之前，杨士琦奉袁世凯之命押送的10万两贺银就到了庆王府，“袁宫保知道王爷不日将入主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入宫，伺侯在老佛爷左右的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很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王爷到任时的临用而已，以后还要特别报效。”
一举手便是10万两金，还说是些微数目。简直把一向贪财的奕助乐得抓耳挠腮，不知所以了：“瞧瞧，人家袁宫保，一出手就是10方金，果然是厖”
奕劻上任以后，无论是年节、生日，还是婚嫁、子孙弥月周岁，袁世凯都早早预备停当，不费王府一分钱。但从此以后，无论庆王遇有什么样的紧急要事，包括外省督抚、藩桌的简放都必须商之于袁世凯，请求他“保举人材。”有人说，荣禄死后，袁世凯投靠了奕助。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袁世凯完全俘虏了奕劻。
当然，宫廷内外，受到袁世凯如此“敬奉”的也绝不止奕助一人。从大内总管李莲英到老佛爷西太后都无不入其毂中。老佛爷最喜欢的宫中各类西洋玩意儿诸如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汽车全都是袁世凯给送来的。仅李莲英丧母之际，他一次就封银40万两。凡是京师权贵，家有婚丧嫁娶，都由北洋委员供应帐饮之费，已经成了惯例。
当一个古老的国家机器锈涩到只有通过行贿逢迎才能运转的时候，我们似乎无法过多地谴责袁世凯手段的卑劣。他的举措也立即体现了他“只论利害，不计是非”人生原则的妙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朝廷的钱，买朝廷的官，做自己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是成功的，因为金钱，毕竟为他的事业铺出了一条平坦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