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凌晨5点多钟，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作者杨正泉，时为中央广播电台负责人)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抓起话筒，传来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值班员的声音：“有急事，请马上到局长办公室!”
1976年9月9日凌晨5点多钟，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作者杨正泉，时为中央广播电台负责人)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抓起话筒，传来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值班员的声音：“有急事，请马上到局长办公室!”
放下话筒，我急匆匆地到了局长办公室，局长邓岗不在，有几位副局长坐在那里，低着头一言不发，见此情景，我怔住了。过了一会儿，一位副局长抬起头来，声音低沉而沙哑地说：“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
“毛主席是今天凌晨去世的，”那位副局长说，“中央已发了内部通知，先不要往下传达，要绝对保密，但要做好报道的准备工作。邓岗同志到中南海开会去了，具体安排等他回来再布置。”
上午8点，邓岗从治丧委员会开会回来。他说，中央已决定今天下午4点钟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下简称《告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以下简称《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向全国、也是向全世界广播了《告各族人民书》，沉痛地宣布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全国人民震惊了!8亿人民为失去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极其悲痛!还没有收听完第一遍广播，便纷纷打来电话，倾诉悲痛之情，寄托哀思。
下午4点开始，中央台开始了治丧活动的宣传，原来准备的其他内容的稿件和节目根本无法再安排，听众也不允许。除了反复播出《告各族人民书》、《治丧委员会名单》和《公告》以外，还要播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发来的唁电，播出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悼念活动，采写和播出首都党政军民以及全国各地人民的悼念活动及先进单位、英雄部队的悼念文章等，来多少播多少，几乎都是全文照播。
9日下午，当第三遍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后，紧接哀乐播出了“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这一严重播出差错，如雷轰顶，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员，中央台许多人涌来了，接着急促地响起了电话铃声，全国各地纷纷来电话质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人。
事故发生的原因并不太复杂。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中央广播事业局接到姚文元的电话，他说：“哀乐太长了，要用短一些。”要求由6分钟改为3分钟，而且马上改。这是酿成后来差错的起因。
当时正忙于《公告》的录音和制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将开始，要改哀乐哪能来得及!但命令如山，只好派人去复制新哀乐。开始已明确规定，所有用过的哀乐一律封存，所播出的哀乐必须重新复制。谁知情急中阴差阳错，却从用过的哀乐中拿了一盘，巧中巧，这盘录音带是周恩来总理逝世时用过的;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多处违背了安全播音的规定，埋藏下多处隐患。
这一严重事故是罕见的，发生在极为悲痛的时刻，发生在这一重大报道上，谁能不心惊肉跳!当时急切需要沉着冷静，避免连锁反应，首要的是搞好安全播音，是稳定情绪，所以并没有马上做彻底追查。但是，台内外并不平静。当晚接到35起电话，来自全国各地。大部分电话询问是否是中央台播出的?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台错播，他们认为是地方台错转，可能是转播了“敌台”，种种误解让地方台蒙受了冤屈。
有人认为是由于播音员过于悲痛和疲劳而造成的。更有人认为“这是有坏人破坏”，要求彻底追查。有的省委还专门开会做出决议，发来电报对中央台提出抗议，要求一定要追查清楚。的确，有关公安部门当晚曾派人来查询，了解情况后未再过问。但不久便传出“×××已经被捕”，事实上绝无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