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分就能报志愿 录取率超过96%
台湾高等教育不“高等”了？
又是一年升学季。就在大陆学子翘首以盼象牙塔的通知书时，台湾高中毕业生也在忙着报志愿、等发榜。不过，不同于大陆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台湾学生升学压力小得多，大学录取率高达96%以上。今年报考门槛更是创下新低，最低只要38分就有填志愿的资格。岛内学者和网友感慨，“精英教育”不再精英，高等教育不再“高等”。本来让人称道的台湾教育，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2004年的台北市南阳街，满是补习班招牌。(资料照片)
想不上大学都难
严格意义上说，台湾已经废除与大陆类似的高考制度。2002年，台湾教育部门为减轻学生压力，取消了全台统一、一考定终身的“大学联考”，改用“多元入学”的方案。每年1月底或2月初举办大学学科能力测验(简称学测)，统考语文、英文、数学、自然、社会5科，类似大陆的高校自主招生；每年7月初则举行指定科目考试(简称指考)，考生可从语文、英文、文科数学、理科数学、历史、地理、公民与社会、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选考6至10个科目，加权算出总分。除此之外，来自偏远乡村的贫困生、特长生等还可以选择“繁星计划”“特别身份学生优待入学”等特殊途径，总之，想不上大学都难。
今年的指考已于日前发榜。考生总数47334人，其中42327人完成志愿填报，最低门槛低至38分，最终41022人被录取，录取率达96.92%。虽然录取率已经畸高，但还是有很多学校没有招满，招生缺额达3488人，比去年大增18%，创下8年来新高。7所大学的缺额率超过70%，15个专业录取人数“抱蛋”。
台湾的大学好考是出了名的。2006年，台湾考生每科只需考到15分就可以上大学，2007年这个纪录被打破，4科加起来只需18分，2008年更夸张，总分7分就能当大学生了。“7分就能上大学”也因此成为当时的年度笑话。有人调侃：“即使什么都不会，选择题全部猜C都能上不错的学校吧！”
高校招生门槛太低，岛内舆论担忧如此下去会影响大学生总体素质和教育质量。因此，台湾有关部门作出规定，成绩排在最后5%的考生不予录取。然而，许多私立高校迫于招生压力，先是将这一门槛降到3%，而后再次取消，于是造成恶性循环：超低录取分数让家长怀疑教育质量而不愿送孩子就读，生源变少又让录取分数变得更低。
“广设大学”的恶果
2002年之前，在需要“大学联考”的时候，台湾高中生上大学也是要挤破头的。比如大陆刚恢复高考的1977年，台湾高校录取率才29.5%，最低录取分数都要334.67分。彼时台湾经济起飞，人力需求增加，大学生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岛内出生人口上升，加上经济好转，一般家庭都能供得起孩子念大学，于是大家都拼命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时补习班林立。当年光台北市的高四重考班就有48家，学生总数约有20万人。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1994年，为提升升学率，台湾启动教育改革，当局提出，在5到10年之内让青年入大学的机会提高到美国的54%，甚至达到加拿大的60%。“广设大学”之路由此开启。
1986年，台湾大学只有16所、学院12所，2006年，大学和学院数量飙升到147所，加上“少子化”的冲击，报考人数只减不增，大学录取率也因此节节飙升。近5年来，台湾高校招生及录取人数连年下滑，已连续3年跌破5万人。“闭着眼睛也能上大学”受到家长和考生吐槽：“以前是大学很难考，现在是考不上很难，录取率都快97%了，还考什么呢？干脆直接改成义务教育算了。”补习班也不再受欢迎，只有非某所学校不念的人才选择重考，全台高四班只剩十几家，学生几千人，台北更只剩3家。台北市补教协会总干事张浩然开玩笑称，以前台北市的南阳街到了午餐、晚餐时段，人满为患，走路要侧身，“如今门可罗雀，开车从头走到尾，时速40公里，恐怕还不用刹车。”
“广设大学”后遗症严重，岛内舆论呼吁赶紧把烂学校关停，于是当局又忙着琢磨如何整合资源，不少高校面临被“关停并转”的命运。
高教还是要有底线
大学生满街跑，大学文凭也不再金贵。有名台湾学生的打油诗写得很形象：“二十年前庆升学，办桌请客放烟火。二十年后上大学，缴费把妹等张纸。”“精英教育”失去了为社会输送精英的功能，无疑会加剧阶层固化，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年主导教改的台湾官员曾反问民众：“普及大学教育难道有什么不好吗？”现在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大学毕业”变成找工作的起码要求，连应聘清洁工都要求大学毕业，一些考生就算明明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也被迫花4年时间拿张文凭。门槛越来越低，素质越来越低。有台湾职场人就感慨：“我高职程度的英语，还遇到英语水平比我差劲的大学生，难怪现在业界老板对大学生能力多有怀疑。”
另一方面，因为大学文凭贬值，一些偏远乡村的贫困小孩即便考上台湾大学这种一流大学，毕业后也只能当一个普通的台北上班族，拿着22K(2.2万元新台币)的工资，读书改变命运的作用大大减弱。
反观当年，能考上大学被认为是“祖上积德”，不少穷人家子弟借此翻转阶级、出头换日。台湾克隆牛之父、台大动物科技系退休教授郑登贵本是个放牛娃，初中、大学、研究生一路考过来，光大学就考了5次才上榜，但最后拿到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坐上克隆动物第一把交椅。
“以前大学发榜之后，常有落榜生跳楼轻生的新闻。” 张浩然说，现在不管高中、大学，录取率都快百分百，落榜生跳楼的新闻再也看不到，“现在的青少年，只有失恋才会想不开。”高等教育还是需守住应有的底线，才能最大地发挥其社会功效。本报记者 汪灵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