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印之间曾发生了一些小的边界事件，这在双方边界正式划定前是难免的。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发生冲突，中国政府强调：“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双方暂时保持边界的现状，即双方暂时保持目前各自在边界上的管辖范围，而不越出这个范围。
双方有分歧的问题，当然仍可通过协商求得解决。”（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年1月23日。）而印度则坚持把过去英国单方面宣布的所谓边界，包括一些不现实的领土要求作为遗产全部继承下来，拒绝就这个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由于中国以大局为重，严格遵守暂时维持现状，然后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的方针，以友好态度处理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印边界在1959年以前基本保持稳定，在近2000公里未定边界线上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
按照中央的部署，外交部曾制定计划，从1958年以后“五至十年内陆续解决未定边界问题”，中印边界问题放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之后。但是，1959年和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的两次武装冲突，中央不得不把这项工作提前摆到议事日程上。
为推动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1960年4月，中国军队从东西两段的实际控制线单方面后撤20公里，使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并且在撤出的地区停止巡逻。然而，印度却将中国的和平诚意视为软弱可欺。1961年，印军在西段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在中国军队后撤的地区相继建立了43个军事据点；在中段侵入中国乌热地区；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北推进，增设了许多哨所。中国政府多次要求印军退回实际控制线的印度一侧，印军拒不退出。因此，中国军队不得不在西段边界实际控制线的中国一侧重建哨所，恢复巡逻。随后，又在东段边界派驻了哨所。
1962年10月20日，印军从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军队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为什么印军在这个时候发起进攻呢？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曾经分析说：“首先是由于中国一再忍让，印度政府得到一个错觉，以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同时，印度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很困难，在国际上很孤立，因此妄图用武力来迫使中国屈服。”（《接见瑞典广播公司记者发表电视谈话陈毅副总理谈中印边界问题》，《人民日报》1963年3月15日。）
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决策，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对手，取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主动。
一是果断决定对印军的进攻予以反击。中国军队进行反击，是为了向印度表明，中国的克制忍让是有限度的，如果想用武力入侵造成既成事实，以此迫使中国承认边界现状是办不到的。
毛泽东后来向外宾介绍情况时说：“他们以为中国人无论如何不会打他们，他们就一步一步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有时甚至到了我们的后边，随便走来走去。我们的总理、总参谋长生气了，太欺人了，决定打它一下。”（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谈话记录，1965年3月4日。）周恩来也曾解释说：“尼赫鲁不会放弃大印度帝国的思想，”“不会放弃他的侵略的立场。”“只有坚决自卫还击，才能逐步孤立他，才能使他知难而退，才可以暂时和缓。”“我们不给他一大打击，是不能引起大的变化的，”“不给他大暴露也是不能和缓局势的。”（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11月24日。）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军队在东段一举全歼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第七旅，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占达旺。在西段，清除印军在中国境内的许多据点，收复大部分领土。第二阶段，中国军队在东段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土地，在西段驱逐入侵印军，拔除印军全部侵略据点。
二是在对印军进行必要的反击后主动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积极建议。中国军队对印军进行军事反击，是不得已的、被迫的。中国坚持认为，两国边界的争议只能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因此，反击战第一阶段在军事上给予印军沉重打击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呼吁：“中印两国政府都应该以中印十一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亚洲和平和亚非团结的利益为重，竭尽一切可能，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郑重提出三项建议》，《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4日。）并主动提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第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第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
第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政府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这三项建议于1962年10月24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国政府主动提出这三项建议，对在战场上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中国军队来说，是一个重大让步。
印度政府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当天就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与此同时，印度还积极寻求美国的军事援助，进行战争准备。他们不仅继续在中印边境地区侵犯中国的领土、领空，而且加紧迫害在印华侨，纵容在印的西藏叛乱分子进行反对中国的罪恶活动。这样，迫使中国政府再次反击印军进攻，并取得胜利。
三是在第二阶段自卫反击后主动采取重大的和解步骤。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引起许多国家的担忧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为了在政治上取得主动，争取各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中国政府在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后，根据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原则和方针，决定立刻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准备后撤。
1962年11月21日零时，《人民日报》以声明的形式公布了这个决定。决定指出：第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第二，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20公里。
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第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的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中国政府将经过外交途径把上述检查站的位置通知印度政府。
这一举动，在世界舆论中引起巨大轰动，许多国家在感到意外的同时，纷纷为之称道。缅甸驻华大使叫温称这些措施“非常崇高、宽大”，“印度政府应该予以接受，并采取同样措施”。（缅甸驻华大使叫温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1962年11月21日。）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华期间对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对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很大主动，这是明智的步骤。中国关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冲突的建议，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1962年12月26日。）。这样，中国在政治上进一步取得了主动，而印度则陷入被动之中。
如何评价毛泽东关于双方后撤20公里的决策。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上，毛泽东关于双方“后撤”的决策至今仍存在不同的认识。一些人对这个决策提出质疑，认为这个决策是错误的，不仅当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给今天解决这个问题留下后患（即难以要回当年我们后撤而被印方占据的地区）。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情况。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考察，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不仅继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而且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因此，争取和团结包括印度在内的亚非国家的支持，搞好同他们的关系，就显得特别必要。
中国政府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中所提出的积极建议和采取的“撤军”等措施，使很多国家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其中包括一些过去对中国持有偏见和怀疑态度的国家。这样，中国就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国际地位和声望在这场集政治、军事和外交于一体的斗争中得到提高，避免了四面受敌局面的出现。
从边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双方后撤的决策也是必要的。如周恩来所说：“在有争执的边境地方，如果不使双方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就很难避免冲突。”（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2年11月4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年11月8日。）
另外，当时仅由中印两国谋求直接谈判还不够，还需要其他亚非友好国家进行斡旋。从实际效果看，由于中国政府率先停火并且撤回自己的部队，中印边境的局势缓和下来，为一些关心亚非地区和平的国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斡旋奠定了基础。至于“后撤”带来的问题，只能在以后条件成熟时通过两国和平谈判予以解决。
如何理解中国政府在边界谈判中坚持以恢复1959年11月7日双方的实际控制线为谈判的基础。这个问题，是中印边界第二次武装冲突后中国在谈判中与印度之间的一个重大分歧。印度方面坚持首先恢复因印军一再入侵而造成的1962年9月8日以前的边界全线状况，然后再举行会谈。
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坚持要以1959年11月7日线为谈判基础呢？周恩代表中国政府是这样解释的：“印度政府所谓恢复9月8日以前的边界状态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印边界东段，它意味着印军重新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西段，它意味着印军重新侵占他们从1959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建立的军事据点。这种状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印度军队凭借他们已经侵占的有利军事地位在10月20日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状态。这是孕育着严重到不可避免的边境冲突的状态。
无论是恢复9月8日的边界状态，或是恢复10月20日的边界状态，都是不公平的，都不可能带来和平。”“印度政府不同意恢复1959年11月7日的边界状态，而要求恢复1962年9月8日的边界状态，就证明印度政府从1959年以来用武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
印度建议恢复的状态是三年来印度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中国领土后的状态；而中国建议恢复的状态却是三年前中印边境基本上保持平静的状态。按照印度的建议，只有中国一方面后撤，而印度不仅不撤，还要前进，还要重新侵占中国领土；按照中国的建议，中印双方互有撤退，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后撤的距离还会远远超过印度军队后撤的距离。”（《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1962年11月15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年11月20日。）
他还指出：“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将撤离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二十公里。这就是说，他们将不仅撤出在最近的自卫战斗中所进驻的地区，而且将撤到远离他们1962年9月8日或10月20日所在位置的地方。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是根据当时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形成的；它是客观存在的，不能由任何一方任意加以规定，加以解释。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都是从自己管辖的地区后撤，因此不发生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亏的问题。
而且，这样做，既不妨碍每一方对自己撤出的地区继续行使管辖，也不损害任何一方对边界的主张。”（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2年11月28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日。）从周恩来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无论从哪方面看，印度的建议都是片面的、强加于人的，是要中国屈服的；而中国的建议对于双方来说，却是对等的、互让的、互相尊重的。XLW
1962年10月的中印边境战争以我军自卫反击大获全胜结束。战后罗瑞卿总参谋长用一个“乱”字作了概括。而造成这场“乱”战的直接责任人就是刘伯承。
沿水而行
战争开始阶段，印军在前苏联和美国的双重支持下，很快在主战场——喜马拉雅山所谓的麦克马洪线雪山营地建立了居高临下的指挥部，由考尔中将坐镇指挥。而我军为了爬山，部队只得留下辎重，轻装前进。为防万一，先头部队派出尖兵往往要拉成几里路的长蛇阵，从尖兵连、尖兵排、尖兵班到尖兵组，都隔着相当一段距离，就连尖兵组的三个人，也还要再次分开走，最前面的一个战士用铁锹敲击冰雪，刨出一个脚窝，往前挪动一只脚，再刨出第二个小坑。动作要格外小心，稍有大意，震裂了冰层，刹那间便会大祸临头——冰雪迅速炸裂，崩溃塌陷。
在中央军委的作战会议上，刘伯承说，青藏高原我没去过。不过根据经验，有水必有路。兵无常势，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路，沿着水流的方向行进，或许还是一支奇兵呢。毛主席当即拍板决定：正面仍由小股部队佯攻，继续迷惑敌人。为慎重起见，先由一个师寻水探路，隐蔽接敌，成功后，再由大部队跟进。
深入敌后
这个师选择了中国、印度、锡金三国交界的东线亚东，那里尚未交火，不大引人注意，但印度已有兵力驻守。我军先遣团在前面开路。刚出发时指战员们的高原反应还是很明显的：迈不动步，喘不上气，体弱的战士往往要拉着马尾巴才能前进。但走着走着，冰雪没了，脚步轻了，呼吸畅了；走着走着，皮大衣脱了，棉衣也穿不住了，路边草木也绿了；走着走着，看到一望无际的稻田……侦察员回来报告：前面已到锡金国境。
但在边境线上锡金士兵却阻止我军，不让通行。恰巧这时我们看见有少数印度军人从其境内逃跑，便义正辞严地质问锡金士兵：同样是友好邻邦，为什么允许印度人通行，而阻拦我们？他们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指挥员将手一挥，战士们便迅猛追击过去……
战事进行得顺利极了：等候在麦克马洪线前沿与我军决战的印军，做梦也未想到在他们屁股后边出现了中国军队，吓得他们屁滚尿流，溃不成军。除二战时曾打败过日军、被誉为“印度的骄傲”的那个营有些战斗力，打得比较顽强外，其余皆稍触即溃。
由于战争进展太快，大大出乎敌我双方预料，战场一度出现混乱：印度侵略军后院起火，晕头转向，乱作一团。就连考尔中将也因信息不通，还乘坐前苏联先进的米-8直升飞机和美国军事顾问一起贸然视察亚东一线。刚下飞机，便遇上我军，差点当了俘虏。他们急忙扒上牛车仓皇逃命，丢下座机给我军当了战利品。
连锁反应
我军先头部队孤军深入，在后续部队尚未到达的情况下，为抓住战机、扩大战果，遂分兵歼敌，也导致战斗序列散乱。但在同样乱的情况下，我军是形散而神不散，各自为战，士气高昂。像战斗英雄庞国兴（陕北人）就是在追击中与部队失散的情况下，根据军衔大小，又先后与兄弟部队两名同样与原部队失去联系的、彼此互不相识的战士组成战斗小组（他是下士任组长，另两名战士分别是上等兵和列兵，为组员），不失时机地歼敌立功的。而印军则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成了一群乱撞的无头苍蝇。东线我军的成功，立即在西线、中线产生连锁反应，我军风扫残云，气吞江河，战事只进行了十多天，先锋部队便推进到距新德里只有300多公里的地方。印度首都一片惊慌，大街上修筑工事，市民们争相出逃。
就在印度举国慌乱之际，毛主席审时度势作出了撤军的决定。我军返回传统习惯线（即实际控制线），并主动后撤20公里，与印军脱离了接触。XLW
印度一名叫安尼尔的退役上校阐述了1962年中印战争的起因、经过和影响。安尼尔称，1962年中印战争的谢幕和边界争端的结束将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友好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是“亚洲世纪”的和平保障。
印度和中国是现存最古老的两个文明。两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和平。喜马拉雅山脉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与青藏高原接壤，距离中国内地有很长的一段距离。13世纪的图格拉克和19世纪的如拉瓦尔发起过零星的军事远征。当中国中央政府虚弱的时候，xz处于半独立状态。
中印边缘地区的边界仍然没有确定。由于没有人口或者重要资源，那些地方变得无关紧要。简要的回顾一下边界争端的历史是有必要的。这有助于理解两国关系的目前状态。
中印边界争议主要集中在拉达克北部的阿克赛钦边远地区。
最初的印度边界是在边远的昆仑山脉。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由于害怕俄罗斯在东部的扩张和可能出现的俄罗斯xz联盟，当时的英国在xj和xz之间的阿克赛钦建立了一个据点。这样行动的考量是基于中国当时虚弱。俄罗斯的威胁消失后，那里仅仅是地图上的边界。事实上，英属印度和xz并没有试图有效控制这个没有战略意义的荒凉地区。
这个问题一直遗留下来。1956年，为了方便军队调动，中国修建一条连接xj和xz的公路。这个地区特殊的地理形势决定了公路只能从阿克赛钦经过。这条连接线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有明显的战略意义的。
由于没有公路连接，印度在拉达克的控制并不稳定。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认识到了印度的弱点。他努力淡化这个问题。由于受到不明就里的媒体和大声疾呼的反对派的鼓动，尼赫鲁开始了“前进政策”，即在中国人声称主权的地区建立5至10个人把守的哨所。
从军事上和后勤上来说，这些哨所是不能独立生存的。在外行人的建议下，印度在NEFA（三泰虎注：即藏南地区，印度现在称其为“阿鲁纳恰尔邦”）挑起了事端，以转移中国人对拉达克的注意力。
在军事上来说，由于两地几乎有上千公里之遥，期望NEFA给拉达克带来效果是不符合逻辑的。中国一直都对NEFA地区声称主权。然而，这只是他们为了得到自己感兴趣的阿克赛钦而做出的讨价还价。
随着事件的进展，无能的军队领导层在NEFA地区将印度带入了一场灾难。中国人非常小心，在1962年10月发生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展开了对印度的攻击，取得了足够的领土来保护阿克赛钦公路。这就是今天的现状。边界现状符合中国人的利益。
在公众思维中，1962年中印战争唤起了无法想象的失败记忆。严格说来，这不是真的。在北部地区的拉达克前线，印度军队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中国人的收获很小。达拉克山谷的丘舒尔机场仍然在印度手中。人们之所以印象中认为这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主要是由于印度在色拉的溃败。就色拉溃败和恐慌撤退而言，1962年中印战争最多只能被称为挫折，而不是一场灾难。
1962年中印战争的最大的“秘密”是印度没有使用空军进攻。整个1962年中印战争实际上是个别将军的个人秀。他们与印度空军的配合非常少。中国当时在xz只有两个机场。中国的飞机也逊于印度的英国制“猎人”战机。印度空军实际上是拥有空中优势的。如果使用空中力量的话，印度可能克服拉达克地区缺少大炮的战术劣势，可能阻截达旺地区的中国地面部队。但是，由于不理智的担心中国人对印度城市的报复性进攻，印度没有动用空军。
从根本上说，印度军队是在重复1947-48的克什米尔战争。那是一场针对部落入侵者的战争。而在1962年中印战争中，朝鲜战争的中国老兵就像运作良好的军事机器。
1962年中印战争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印度人愚蠢的冒犯；中国人更有计划、更有效率，所以中国人成功了。从战术上说，中国在青藏高原有行动便利的优势；印度为了到达边界地区，不得不越过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中国有一个主要的战略劣势，即中国的基地非常远、连接不通畅。但是，大量的军队部署在xz处理内部问题，这个劣势被消除了。
1962年中印战争对印度人心理的影响。
1962年10月20日是印度独立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前一天晚上，心烦意乱的尼赫鲁向全国发表致辞：
“大量的中国军队进入了印度东北部地区。昨天，我们失去了卡门地区的一个小镇——班迪拉。我的心和阿萨姆邦人民同在！”
整个国家对战斗前线的溃败感到震惊。无论正确与否，至少从军事观点来说，人们认为印度处在危机关头。但是在那黑暗的冬天日子里，出现了一丝希望。所有内部争论和斗争似乎瞬间停止了。
10月23日，总理官方住所的哨兵看到一对年老的夫妇。很明显，这对夫妇来自德里附近的农村地区。他们要求见总理。哨兵以为这对夫妇是来上诉请愿的，所以将他们带去见官员。当看到老农为了保卫国家而拿出捐赠土地的契约，官员震惊了。老农妇也拿出了自己的珠宝，用于购买和中国人作战用的武器。
在拉贾斯坦邦，来自巴德哈那村的250户家庭决定每户派出一名儿子参军。在全国，人们排着队踊跃参军。全印度的工会在国家紧急关头放弃罢工的权利。全国捐赠的资金超过2.2亿美元。
反思1962年中印战争
1962年中印战争是误解、缺乏有效交流和互不信任的典型事件。
中国人的阿克赛钦公路被发现以后，尼赫鲁起初试图淡化这个问题。他在议会称阿克赛钦是块没有用处的地区，那里“寸草不生”。但是，这个问题很快被反对党抓住。尼赫鲁被迫采取立场。当边界形势进一步紧张的时候，xz的状况更加恶化，“光头”逃往印度。考虑到xz和印度的古老文化关系和印度从不拒绝提供庇护的传统，“光头”和追随者在印度得到了庇护。
1960年，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直接控制了政府。当印度对其施压，要求恢复皿煮的时候，马亨德拉开始打中国牌。
中国声称对整个NEFA地区拥有主权，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边界争端从而进一步升级。为了压制国内批评，尼赫鲁开始了“前进政策”。然而，这是没有军队支持的政治性冒险政策。考虑到印度与苏联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尼赫鲁自信“印度和中国不会有公开的战争”。
中国人误以为尼赫鲁的行动是印度试图干涉xz和xj的“宏伟蓝图”的一部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和苏联无暇他顾。中国利用这个机会清除了阿克赛钦的哨所，保卫了公路。
印度在NEFA的无能行动向中国人赠送了一份胜利的大礼，这个礼物可能甚至连中国人都没有想要过。1962年中印战争对印度的影响是印度人从“印度中国亲如兄弟”的欢呼中摇晃出来，给印度人带来一种背叛的感觉。
1962年中印战争是印度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人首次感受到国家受到威胁。这种情况类似中国人在1950年10月24日的感觉。当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军队开始越过鸭绿江进攻。
1962年10月21日，中国人单方面停火，从NEFA地区撤退到“麦克马洪线”。从军事上来说，1962年中印战争让印度从美国那里获得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并且在短暂的时期里，实际上成为了美国对抗中国的盟友。
值得注意的是，拉达克和NEFA地区爆发了冲突，但印度中部的喜马偕尔邦和北方邦的边界地区保持和平。
后来的发展
1962年10月14日，当中印战争处于高潮的时候，印度议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称“不管斗争持续多久，多么困难”，印度将收复失去的每一寸领土。
1962年中印战争后，印度开始着手军队现代化和喜马拉雅边界地区的通信建设。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尽管议会通过了那项决议，印度没有对中国采取任何进攻行动。
尽管中国声称对阿鲁纳恰尔邦（即我藏南）拥有主权，中国只占领了声称拥有主权的阿克赛钦地区。中国也没有对藏南采取任何进攻行动。在1986年以前，中印边界虽然保持和平，但关系一直冻结。起初，中印两国在苏联和中国的不和中互相对立。后来，中美默契盟友关系形成，印度鉴定的站在苏联阵营，这个选择更多是出于被迫，而不是自愿。
中美和印苏的对抗在印度次大陆上催生了核扩散的政策，给印度的安全带来危害。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已经退去。它成为了印度和中国在更广泛的地区分歧和全球分歧的政治纠纷。
印度对这一挑战的回应是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和导弹。中国人在1980年代后期经济改革，印度在1991年开始这一进程。中国的经济进步是引入注目的。印度开始在后面追赶。尽管中印的政治纠纷，印度和中国开始扩大双边贸易。年贸易额已经超过了300亿美元。
1992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毫不夸张的说，极少国家预见到苏联解体。许多国家的长期政策是以苏联存在为考量的。中印关系的现状并不符合全球经济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的现实。确信的是，经济平衡的转变将伴随着军事平衡的改变，这将对世界地缘政治带来影响。
很自然的，这种改变会受到现有大国的各种抵制。如果印度和中国弥合关系，两国将有可能面对挑战和保持世界和平。这对印度和中国的进步也是必要的。
展望未来
如果印度和中国都能看到两国友好关系的互惠互利，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处理遗留的边界争端。在公众的认知上，有必要让1962年中印战争记忆“退去”。两国可以通过对中印战争表达“遗憾”来解决。1962年中印战争是由于误解、错觉和冒险政策而引起的。
两国公开声明将过去的隔阂忘却，可以为解决边界争端搭建一个平台。中印边界争端应该结合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形势、以及两国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来看待。只有两国重视彼此的安全关注和避免通过代理人来反对另一国，边界和平才有可能。如果没有做到以上两点，两国都不会有结束边界争端的意愿。
边界本身有三个部分：在“阿鲁纳恰尔邦”交界的地方，中国人声称对一直延伸到雅鲁藏布江的地区拥有主权，但中国人并没有占领这块地方。在缅甸与中国交界的地区，“麦克马洪线”已经被中国接受。
中部地区包括与锡金、北方邦和喜马偕尔邦交界地区。在这个地区没有大的边界争端。中国人也没有对该地区声称拥有主权。只是对锡金的地位有争议。
在阿克赛钦地区，中国人占领了印度声称拥有主权的大块地区。然而，由于中国人控制的地区有连接xj和xz的战略公路，中国人对该地区的现状感到满足。在阿克赛钦地区的争端中，印度方面可能会面临法律障碍。在未来的100年里，这个问题可能被“冻结”。实际控制线将会被共同划为边界，并被双方接受。
中部地区和“阿鲁纳恰尔”的边界可能被分开处理，并由双方共同接受为国际边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对抗，中印两国应该同意在该地区非军事化，允许彼此国家的人有限进入，特别是放牧者。
基本原则是，其他地区的边界确定应该不能和阿克赛钦的争端联系起来。1962年中印战争的谢幕和两国边界的划定，将为印度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奠定基础，也是“亚洲世纪”的和平保证。XLW
1979年，由于越南不断对我国边境进行骚扰，中国不得不发动了一场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这场战争前，面对世界各国的舆论焦点，邓小平说了一句霸气侧漏的话，效果堪比十个核弹。
这只是一场局部战争，时间也不长，但却引来了全世界的注意。当时世界上的一些大国对此非常关注，尤其是苏联。苏联的表现让越南真的很失望。在1978年时越南就加入了由苏联主导的经互会，也签订了苏越军事同盟，这让苏联给了越南非常大的军事援助。越南这才信心大增，喊出了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口号，意思是美苏老大老二，他排第三。紧接着，越南入侵柬埔寨，着手实现他的大印支梦想。这就是传说中的霸权扩张主义了。
越南敢这么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形势误判，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社会改革，未必有精力管东南亚的事情。二来当然是有苏联在撑腰。这两个都落空了。第一个，当然是严重误判。中国在1978年底，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层，社会很快恢复秩序，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第二个，他的苏联老大哥非常不给力。完全没有尽到军事同盟的义务。
是苏联没有实力吗？当然不是，苏联是有这个实力，甚至也是做了准备的。苏联首先派了军事顾问团，号称“活百科全书”的苏军大将奥巴图罗夫进入越南，帮助指挥。此外，苏联的斯维尔德罗夫级巡洋舰和克里瓦克级驱逐舰以及11艘配合舰趴在越南海岸线上，苏联甚至开通了苏联-印度-越南的空中线路。更不用提苏联在北方集结了百万重兵。他们是有可能也是有能力武力干涉的。
第一点，邓小平在开战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但是军事上的，还有外交上的。最重要的就是访美。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跟卡特总统进行会谈。邓小平说了一句话：越南小朋友不听话，要打屁股了。中共老一辈领导人的语言十分艺术，举重若轻，而且里面含有很深的意思，越琢磨越有意思。这一句话不但传达了中国将要用兵的意图，还表示了我们用兵的尺度：打屁股。打屁股就是惩戒的意思，这为后来的中越自卫反击定了基调。此后，美国也派海军进入南海，据说卡特还打了热线电话给苏联，警告对方不要采取任何使局势恶化的举动。
要阻止战争，靠他人是不行的，打铁要靠自身硬。中国是一个拥有核武器，数百万大军的大国，这完全足够震慑苏联不要轻举妄动。更何况邓小平完全掌控了整个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节奏，让苏联无从发力。当时，苏联在蒙古集结重兵，并搞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甚至还搞了一次大规模的空投演习。意思很明显，从蒙古到北京只需要半小时就能完成空投。而且苏联还驱逐了一部分的中方驻莫斯科外交人员，不让他们坐飞机，而是坐火车回北京。这些外交人员回国途中，就不断看到苏联的坦克往中苏边境集结。
看上去，大战一触即发，但中国没给苏联任何机会。首先中国就宣布，对越作战是一场惩罚性质的作战，中国军队不会长期进驻越南。在1979年2月23日，邓小平会见欧共体轮值主席杰金斯和日本京都新闻社社长，说了一句话：战争下周就会结束。这一天，中越自卫反击战已经开始6天。这6天，中国军队取得了一些战果，但牺牲也很大，而且还没有拿下谅山。
中国的作战目标是拿下谅山。因为谅山是越南北边重镇，河内屏障。自古有得谅山越王降的说法。拿下谅山，就代表着我们有能力继续拿下河内。后来，拿下谅山的许世友将军就特别想把自己的坦克部队推进到河内。邓小平表态时，谅山其实并没有拿下。如果后面拿不下，这无疑会使中国和中国军队的威信受到影响。但邓小平相信中国军队的能力，一定能够拿下。果然，一周后，中国就拿下了谅山。XLW
吴忠到广州军区就职之前，“揭批查”运动已经进入清查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的阶段，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也被列入了清查对象。1979年1月20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经党中央批准，免去吴忠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职务。临战易将，乃兵家之大忌，广州军区和许世友司令员扣下了吴忠的免职命令。
1977年9月，吴忠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他上任后不久，边境地区形势日趋紧张。作为分管作战事务的副司令，根据军区党委的决定，吴忠于1978年夏天前往广西，视察边境地区的战备工作。
1978年12月9日，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从北京受领任务返回广州，并于11日主持召开军区作战会议，正式传达中央军委的作战预令。吴忠在会上主动请缨，到一线指挥作战。
作战会议结束，许世友将军区的领导留下来，研究作战指挥分工，决定：由许世友和军区政委向仲华率军区机关部分同志在广西南宁设立军区前进指挥部。军区的几位副司令员到一线主要作战方向上，开设军区前进指挥所，协调指挥各个方向的作战行动。
吴忠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军区党委决定派他到龙州方向，统一指挥广州军区南集团部队，准备担负向高平实施主要战役突击的任务。
12月底，吴忠到达广西龙州，指导南集团部队进入紧张的临战训练和准备。
作为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机械化师的师长，他是全军为数不多的精通诸兵种协同作战指挥且具有实践经验的将领。因此，指导部队进行诸兵种合成作战训练，检查炮兵、坦克装甲兵、舟桥兵等技术兵种的战备状况，他是熟门熟路，得心应手。
广西方向自卫还击作战预定区域，东起广西东兴县，西至那坡县，南至越南北部的高平、谅山一线，东西长637公里，南北宽50多公里，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
自卫还击作战的第一阶段预定作战区域，是与中国接壤的越南高平省。
根据地形和越军的部署情况，广州军区前指决定：参加高平地区反击作战的部队分作南、北两个作战集团。战役的基本设想是：在击退入侵广西边境的越军之后，以少数部队在朔江和茶灵方向佯攻，牵制越军主力，集中南、北两个集团的主力，避开越军主要防御方向，从高平东南和西北越军兵力薄弱之处，突破越军阵地，南北对进，钳击高平，多路打击高平地区的越军。同时以部分兵力分别反击同登等地的越军，配合高平方向的反击作战。
吴忠受领任务后，根据军区前指的战役决心，对南集团的作战方案进行了反复思考。他亲自带领各级指挥员到边境线上勘察，并指示部队和有关部门广泛收集情报，先后6次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对可供选择的几个主要突击方向的敌情、道路、地形反复进行分析比较，最后确定：把主要突击方向选在布局关方向，集中200多辆坦克、装甲输送车、自行火炮及坦克牵引车，搭载步兵部队，组成强大的装甲突击集团，首先在布局关实现突破，然后在东溪撕开突破口，随即沿4号公路北上，直捣高平。
吴忠把作战方案设想呈报军区前指后，许世友很快予以批准。他给吴忠下达命令：“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同意你的建议。具体打法由你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我的要求只有一条：战役发起之后3个小时，你必须把坦克给我开进东溪这是死命令，决不动摇”
吴忠斩钉截铁地回答：“请许司令员放心，3个小时之内，我保证把坦克开进东溪城，只能提前，不能推后。”
部队的临战准备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之中，吴忠每天忙个不停，时而下部队，时而在机关，听取汇报，参加演习，制定作战计划。他很清楚，这将是自己戎马生涯的最后一战。
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命令使吴忠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面临着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吴忠到广州军区就职之前，“揭批查”运动已经进入清查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的阶段，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也被列入了清查对象。他离开北京之后，北京军区成立了专案组，在经过严格的审查后，向军委和中央呈报了初步结论。
1979年1月20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经党中央批准，免去吴忠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此时，南集团部队的作战准备正进入最后的阶段。临战易将，乃兵家之大忌，况且吴忠的确是一员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广州军区和许世友司令员扣下了吴忠的免职命令。
可是，尽管如此，吴忠被免职的消息还是很快传到了前线，吴忠骤然变成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人物。他已经被免去了正式职务，却还要继续担负作战指挥任务。他已经是一个被剥夺指挥权的将军，却要行使统帅南集团的职权。他已经不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却仍然是前敌的总指挥。
吴忠本人是2月4日得知自己被免职的消息的。这时距自卫反击战发起只有13天的时间。他陷于了极大的痛苦之中。他面临着两种选择：
一是就此离开前线，返回广州，为自己进行申辩，争取早日搞清问题，解脱自己。
二是继续留在前线，继续指挥作战，等战争结束后再谈个人问题。但这样做，他确有许多为难之处，不仅在职务上不是名正言顺，而且从个人角度讲，既然对他的审查已经开始，如果他不及时申辩，时间越是拖后，他可能会越是被动。
那些天，吴忠白天照常下部队检查战备，照常主持研究作战方案。只有夜深人静时，他独处一室，方一枝又一枝地抽着香烟，面壁苦思。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前线，继续参战，继续指挥部队作战。
1979年2月17日凌晨，隆隆炮声打破群山的宁静，道道火光划破黎明的天际，自卫还击作战在上千公里的战线上拉开帷幕。
炮火准备之后，吴忠一声令下，南集团部队兵分数路，全线发起进攻。
吴忠把南集团的指挥所移到了布局关前的一个高地上，距突破口只有几百米的距离。战役完全达到了出敌不意的效果。坦克纵队突破越军前沿阵地后，沿着乡间土路疾速前进。沿途击溃越军分队多次狙击，闯过几十处急转弯路段和数座狭窄的桥梁，强行翻越靠松山，如飞将军从天而降，于17日上午9时40分进入东溪。
越南人万没想到会从屁股后面杀出一支装甲部队，当坦克带着硝烟驶入东溪的街道时，越南守军还以为是己方的坦克，连连向坦克招手致意，直到看清了坦克上的五星，才知道是中国军队来到了东溪，顿做鸟兽散。一辆由七溪开来的公共汽车，稀里糊涂地开到了坦克旁边，车上的一批越军官兵刚下车，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就当了俘虏。
这时距战役发起只有2小时45分钟。吴忠兑现了战前的诺言，他的坦克纵队成为一支铁甲奇兵，在复杂的山岳丛林地形上攻击前进33公里，比许世友所要求的3个小时提前15分钟攻占了东溪，打通了布局通往东溪的道路。
吴忠精心确定的突破方案获得完全成功，装甲集团的突破完全达到了预期效果。
第一梯队完成突破后，吴忠立即命令第二梯队投入战斗，向越军纵深不停顿地发起进攻。第二梯队部队以坦克为先导，步兵乘坐汽车跟进，如一道钢铁洪流，向越军纵深滚滚而去。
越军指挥机构此时如梦方醒，终于断定中国军队的主攻方面在布局方向，但是其主力已经在茶灵、朔江和复和方向投入战斗，在中国部队的强大攻势面前，疲于应付，根本无法也根本来不及调整部署。为了阻挡中国装甲突击集团的进攻，17日下午，越军在班翁地区炸开一个山区水库，倾泻而下的洪水很快淹没了装甲突击集团的必经之路，形成了一个长800多米、宽400余米、水深1米左右的水障区。
此时，南集团第二梯队只有100多辆坦克和履带车辆抢在水障区形成之前，强行通过。搭载步兵的汽车和炮兵、特种车辆均被堵在水障区的后面。
越军的这一招完全出乎吴忠的意料。他看着山下拥挤的车辆和车上的步兵，掏出一根香烟，点燃后猛吸几口，然后把半截香烟往地上一摔，吼道：“命令已经过河的坦克部队，不许停留，不许等候后续部队，一刻不停地向东溪开进，迅速与一梯队汇合，然后沿4号公路向高平猛插”随后，指挥步兵部队下车，徒涉通过水障区，向东溪疾速推进。
第二梯队投入战斗后，吴忠下令指挥所前移，向东溪开进。随行的郭世荣考虑到吴忠的安全，决定调一辆装甲车给吴忠乘坐，另外调两辆坦克一前一后担任护卫任务。
吴忠闻言，眉头一皱，说：“老郭，你是打过仗的人，怎么现在也糊涂起来了。搞那些只能在战士面前耍威风，却中看不中用的玩艺干什么。”他让随行的警卫人员给他拿来早已准备的自动步枪，把钢盔往头上一戴，说：“我们就这样进去。遇到敌人就打，没有敌人就走，这样最安全”
就这样，吴忠肩挎步枪，安步当车，从布局走到东溪，又从东溪走到高平，再从高平走回了国内。自卫还击作战进行了一个月，年过六旬的吴忠没有坐一步车，硬是步行走完了越北山区的崎岖山路。
我南集团部队到达高平城下时，北集团部队尚在边境浅近纵深与越军部队激战。
20日晚，军区前指发布命令：南集团和北集团部队会合后，由北集团指挥员统一指挥攻城战斗。命令下达时，吴忠正准备率指挥所由东溪向高平开进，指挥攻城战斗。看完电报，他愣住了。
电报中只规定了高平总攻的指挥员，没有规定吴忠协助指挥，甚至连吴忠的名字也一字未提。吴忠从13岁参加红军，经历的大小战斗不计其数，对作战命令的内容和含义早已烂熟于胸。他后来说：“这道命令，实际上解除了我对已经到达高平城下的南集团部队的指挥权。”
吴忠再次陷入困惑和痛苦。他不是一个看重名利的人，可在战争中，一个指挥员如果失去了指挥权，那么也就失去了统帅部队作战的资格。吴忠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而是南集团的前敌总指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已经无法继续指挥部队，更无法完成他所设想的高平战役计划，甚至他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留在南集团部队了。
怎么办是原路返回，还是原地不动，还是继续前进吴忠整夜未眠，抽光了整整一包“中华”烟。当晨曦初露的时候，他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重重写下了一行字：“当然应以党性参战”
他走出屋子，下达命令：“向高平前进”大步踏上了通往高平的道路。
21日中午，吴忠率领指挥所到达了高平城下的果冈，在听取情况汇报后，急电军区前指，建议不待北集团到达，迅速对高平城发起攻击。军区前指很快回电：同意吴忠的建议。
于是，南集团部队于21日15时30分对高平城发动攻击。各路攻击部队奋勇前进，攻占山头，强渡河流，至21日傍晚，南集团控制了高平城南侧和东侧的几乎所有要点，高平城完全处于部队的火力控制之下。
经过侦察、反复研究，吴忠认定：高平城区已经没有越军重兵驻扎，越军三四六师师部和高平省的党政机关人员似已撤离。高平总攻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必须立即发起总攻于是，吴忠急电军区前指：建议立即对高平城区发动总攻。
许世友回电指示：不待北集团到达，部队于24日下午对高平发动总攻。任命吴忠为高平攻城的总指挥，统一指挥高平附近地区的所有部队。
24日下午17时25分，吴忠一声令下，南集团的炮兵部队一齐开火，实施火力准备。高平城内浓烟四起，人员、车辆乱作一团。吴忠立即命令坦克和步兵部队出击，总攻高平。攻击部队兵分5路，似5把利刃直插高平城区。经过7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占领了高平全城。高平战役胜利结束。
中央军委于25日发布嘉奖令，祝贺高平战役胜利，对参加高平地区作战的部队予以表彰。
1979年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3月5日开始，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3月16日，南集团部队全部安全撤回中国境内。吴忠率指挥所由高平，经复和从水口关凯旋回国。在蒙蒙细雨中，他伫立关前，直到最后一名战士跨过了国境线，方登车回到国内。在一个月的作战中，吴忠指挥南集团部队转战越北山区，连克数城，歼灭越军近万人，胜利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
回国后，吴忠以豁达、坦然的心境，从容应对长达8年的审查，最终获得了组织的理解和信任。
1987年6月1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军区党委对吴忠做出最后结论：“经审查，吴忠同志1971年3月至1977年9月，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委书记分管政法期间，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吴忠同志在天安门事件中的错误，是执行问题。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经中央军委批准，予以结论。”XLW
中越美苏四国的越战档案披露，当年中越秘密商定，若美地面部队越过十七度线，中国将出动陆军迎战。美国获知后不敢将战事升级。越南脚踏中苏两船取利，埋下中越反目祸根。
从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中期的越南战争，主战场在越南本土，却将老挝、柬埔寨等印度支那国家都卷了进去，而中、美、苏这三个大国也都在这场战争中恩怨交缠，敌我友互相分化组合。
更有甚者，中越原是「同志加兄弟」的盟友，后来也一度变为兵戎相见的仇人。越战使越南南北方军民丧生约二百万人，上百万人投奔怒海，流亡他乡;美国军队死亡五万八千人、受伤三十馀万人。
越战结束后，有关秘密档桉相继揭开，世人对这一历史悲剧渐渐有了新认识。六十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派遣大军赴越南参战，以为不这样做，就不能挡住「赤潮」，整个中南半岛，甚至整个亚洲，都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然而，当时的美国总统没想到，这场战争以南北越统一告终后，亚洲不但没有「全面赤化」，反而出现了北京出动数十万军队教训越南的戏剧性变化。中越这一仗标志着冷战思维破产，新世纪国际政治告别了两大阵营平分秋色的局面。
中越两个亚洲共产大国为甚么会从「同志加兄弟」变成兄弟反目、兵戎相见呢？这场战争到底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近年陆续解密的东西方有关档桉，提供了解读的关键。
这些逐渐披露的资料有许多是从苏联解密档桉中辗转取得的，其中数据不少属越南国防部和中国有关部门的高级机密资料，它们掩藏在铁幕之后、尘封已久。
原来，当年越南政府周旋于中苏争拗之间，一方面，不满中方阻碍其与苏联交往，但也不愿得罪中国，失去中国方面的军援;
另一方面，又日益亲近苏联，每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会后常将有关情况通报苏联。另有一些绝密资料，来自美国的解密档桉。至于美方如何得到这些情报，至今仍是个谜。内中是否谍影幢幢不得而知。
不少资料是首次公之于众的。例如资料披露，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国总理周恩来率外长陈毅元帅、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等人赴河内，与越南主席胡志明、总理范文同、越共总书记黎笋及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等举行秘密会议。
当时三方商定，如美军只是介入南越地面战斗，派机轰炸北越，中国也只派出防空部队赴越;一旦美军越过北纬十七度线，中国将派出地面部队赴越参战。
一九六五年四月，越方正式要求中方派遣支援部队。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第一批中国志愿部队开入越南。从此起至七零年七月，与越军并肩作战，浴血战场。
其后，这一机密，由中方通过英国间接转给美国，目的是通知美国：这是底线，不能打破。
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者曲爱国认为，中国的介入使美国政府谨慎地决定，不让地面部队越过北纬十七度线，避免了中美两国军队在地面正面冲突，否则，这场战争可能成为另一场朝鲜战争。
来自中国大陆的资料则首次披露了中国援越部队伤亡情况：一千一百人阵亡，四千二百馀人负伤。
同时还详细披露了中国军队的战绩：中国防空部队在越南对空作战共二千一百五十三次，击落敌机一千七百零七架，击伤一千六百零八架;铁道部队则在越南新建铁路一百一十七公里，改建铁路三百六十三公里;同时入越的还有通信工程大队、后勤部队、筑路部队、扫雷工作队、民兵等。
中国给越南的物资援助，总额达二百亿美元。六十年代开始的这场越战，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印度支那抗法战争;中越的结盟起于中国支持越共抗击法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者曲爱国披露，抗法战争期间，中国是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越共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照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
他公布的大量数据表明，越南抗法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共十一万六千馀支，各种大炮四千六百三十门和大批通讯、工兵器材及粮食、被服、医药等军需物资。
中方先后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共二十三支队，九十五个团另八十三个营，总计三十二万馀人，最多的一年达十七万人。中共和越共这一对「同志加兄弟」，为何会反目成仇？从战争年代的档桉中其实已有迹可寻。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李丹慧研究有关档桉后发现，中越两国关系大起大落，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国际冷战格局下，中、美、苏三国关系变化的制约和影响;中苏关系及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越关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她指出，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支援越南，就要求越南不要站到苏联方面去，甚至要有所行动;后来中国为了抗衡苏联而改善中美关系，又要求越南有所配合，不免予人改变了初衷又要强人所难之嫌。
其实，就是在越战期间，民族主义感情也高于战友关系。当年越南政府派了不少人到上海的钢铁厂和纺织厂学技术，上海官方十分厚待他们，把淮海中路重庆南路一带的优质民居腾出来让他们住。他们也一直对上海人民怀有好感。
可是，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却大大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令上海吃惊的是，北越人策划在尼克松访问上海的时候，在沿街的窗口打出抗议的横幅。此事被中国方面及时发觉，预先做足了防备措施。
在尼克松到访上海期间，北越人受到所在单位和部门的「热情款待」，又是带他们到景点去参观和游玩，又是领他们去高级饭店美餐，哄得开开心心，总算避过风头。双方都嘴上不说，但心知肚明。这可能是中越民间感情上最早的芥蒂。
另二位中国学者杨奎松、沉志华论及上述变化时表示，中国的立场是从主张武力解放印度支那到力主实现东南亚和平;从主张和平共处到主张冷战共处;从反对越美和谈转向联美抑苏，一直发展到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造成了后冷战时期另一种溷沌而共生的局面。
李丹慧还指出，四个三角角力的结局是：中美苏三方谁都不是赢家，只有力量最弱的越南获得实际利益，实现了民族统一，并利用大国间的矛盾，藉助苏联实力提高了自身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从而走上了联苏抗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
在中越两党这一对欢喜冤家的恩仇记中，两国领导人的个人意见有时左右了局势，深化了矛盾，加上两国之间历史上从属关系遗留下的成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利害关系，更使积怨日深，以致连蜜月时期的频繁交往及好话说尽的外交辞令也无法消融这些嫌隙，最后使关系迅速裂变。
共产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往往可由两国领导人的言辞交锋中寻出。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文件，其中就有根据俄国解密档桉文件英译的中越、中老及中柬领导人七十七次谈话的珍贵记录文本。
中国学者据此向越南学界覆核其中一些资料，加上注释，除选出一部分译成中文首次披露外，其他部分则引入各自相关论文中。
这些谈话记录了一些事件的蛛丝马迹并再现了领袖的独特风格和魅力。譬如毛泽东经常谈笑风生，以幽默口吻议论天下大事，其个人意志乃两党两国关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他主导了这种变化的趋势，也因此影响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
邓小平则坦率直言，对越南方面的误解敢于不留情面地指出，从他的谈话中正可领悟，七十年代末邓决定教训越南原来早有伏线;而周恩来的耐心细致，坚决贯彻毛泽东的主意，似也可略窥一斑。
越南方面除黎笋外，参与最多会谈的就是越南的总理范文同。这些谈话记录将为研究两国、两党的微妙关系提供新的历史证言。
在美国为首的西方，有些学者正对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这场战争，进行反省和总结，而今年(2005年)一月十日至十二日，以亚洲地区学者为主、议题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在香港大学举行。
会议由港大历史系、亚洲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联合组织，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越南、美国、俄国、挪威的二十六名学者。
参与这次会议的中国学者大都是中青年研究家，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党史研究室等智库。
他们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并根据美国、苏联解密档桉、越南有关文献和中国有关资料、档桉，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秘辛，同时阐述了许多新锐的论点。
例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向前在《越战与一九**年中国经济政治的变动》中，提出了新论点，指出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对越战起着无形的催化作用。
为越战对中国经济政治产生的影响作出恰当的定位，从中也可看出当年自感内外受敌的毛泽东，将大政由经济建设扭转为准备打仗的轨道，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思路。
上述最新研究成果已汇集于即将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推出的《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书中。这是中国学者第一部越战研究的力作，作者们能以较开放的研究视角从事研究。
一改过去的八股思辩模式，将中越关系放在冷战时期的大框架中，依据各种解密档桉和新的史料综合分析，尽量站在一个公允的立场去阐发论见。
此书解读了越战时中、美、越、苏之间错综复杂的较量，全方位解构了冷战中波谲云诡、合纵连横的外交角力和惨烈战斗的源起与祸害。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譬如：关于越南对华政策心理背景的研究，对老挝、柬埔寨在这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的探讨等等。XLW
1979年，中国和越南之间爆发了边境战争，也就是中方所称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的起因究竟是什么，战争进程及胜负如何，战争对交战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和军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香港军事专家杨达对德国之声记者谈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1979年的世界还是个冷战的世界，当时的苏联和美国两大超级大国对立，形成东西方阵营。中国自命为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代言人，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还远不足以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匹敌。相反，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又拼命拉拢中南半岛小国越南，从战略上对中国形成了一种合围的态势。
70年代的乒乓外交为中美恢复正常邦交拉开了序幕。中美相互靠拢无疑令苏联和越南感到担忧和恐惧。越战结束后，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在中南半岛扩张势力，推翻柬普寨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权，试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这当然为中国所不能容忍，并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北京政府当时是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中国领导人认为，是到了该制止苏联的“亚洲古巴”、教训教训这个越南“小霸王”的时候了。
据颇具影响的澳大利亚“时代报”在当时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大批华侨被迫逃离越南。该报在对为数众多的难民进行采访后得出结论，河内要对争端负主要责任。越南北部的难民潮早在1977年就开始了，1978年达到高潮。在排华浪潮中，华裔政府官员被解职、独立开业的商人被迫停业，华人学校被关闭。在所谓的战略要地，华人要接受“忠诚测试”，直至被驱逐。而在南部，大约3万家华人商店被迫关闭。在政府的授意下，富有的华人被迫缴纳多达数百万美元的出境税，并被赶上破旧的渔船驶向怒海。
此外，越军在中越边境不断骚扰。因此，中国在阐述战争理由时将这场战争定义为“自卫反击战”。但是，看一看当时出版的“新德意志报”就会了解到当时的国际舆论对这场战争的反应：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责中国入侵越南，为数众多的西方国家也持同样观点，亚洲国家如印度、日本和蒙古等也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苏联则更不用说。当然，中国在打这场战争时对苏联并非全无顾忌，但军事问题专家杨达认为，中国之所以敢对越南动手，而不怕中苏边境出现战事，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把注意力转向阿富汗问题。
1979年2月17日，中国解放军动用20万人的兵力，在772英里长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进攻。在两个星期的战斗中，虽然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向越南一方推进约40公里。2月20日，西线大军攻克老街，经朗多、封上，3月4日攻克沙巴，东线大军同日攻克谅山，越北各重镇为解放军控制。而谅山以南皆为平原地带，适合中国装甲部队作战，越军再也无险可守。但中国军队没有将初期战果保持下去，与其说是出于限制冲突扩大的政治考虑，不如说是装备不足所致。
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越南越来越疯狂的排华活动，以及双方的领土争端。香港浸会大学欧洲文献中心主任、军事问题专家杨达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1975年越南统一后开始排华，这是中国担心的一个问题。刚开始时越南在刚刚统一的南方将比较富有的华人排走，后来连北方的华侨也被排走，中越关系开始恶化。此外，在南中国海上中越之间也有领土纠纷，涉及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也是中越敌对的原因。”
杨达对两军装备情况进行了对比：“那时候解放军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走出来，解放军的作战能力不强，在攻打谅山、老街等其它边境城市的时候付出的代价很大。比如说解放军的坦克很容易就被越军打垮了，坦克质量很差，有的炮弹不会爆炸，有的炮兵部队在战争头一天所发的炮弹的数量比过去20年所发的都要多。而越军方面1975年越战刚刚结束，作战经验丰富，手中握着缴获美军的装备、苏联援助的大量军火、以及过去中国的支援。所以如果在打下谅山之后进一步行动，对解放军是很不利的。”
从武器装备上来说，越军士兵当时普遍装备AK冲锋枪，而中国士兵还在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空军方面，苏联援助的米格21和米格23歼击机已是越军制式装备，而同时期中国还在使用歼6，即米格19。
杨达也谈到了中国军队暴露的问题："技术上来说，1979年时中国军队作战的方法还跟50年代差不多。中方没有出动空军，因为那时候的飞机，特别是歼击机没有全天候作战能力，白天可以作战，其它时候作战能力不强。现代化的战争是不可能这样的，所以解放军不可能在越南有什么做为。
对中国人来说，1979年中越战争其惨烈程度直逼朝鲜战争。昆明军区在对对越自卫反击战进行总结时提到：“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军牺牲6900余人，伤14800余人。2月17、18日两天，伤亡达4000人，后勤部门措手不及，无力全部救治，伤员死亡很多。”许多中国人至今都还记得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描述的浴血场景，电影所宣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背后是无数士兵生命的代价。时至今日，昔日媒体称颂的影响已无人再提起。1984年的老山战役中，中国军队牺牲939人，支前民工64人，山头被炮火削平几公尺，地表阵地一片焦土。
西方媒体在关于中越战争的报道中指出，中国解放军仍然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这种战术在越南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军队曾尝试发动联合兵种进攻，但均未成功。高级参谋人员年龄老化，不愿放弃传统的防御战，虽然个人骁勇善战，但对进行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中国军队从未真正建立起进攻的理论，虽然能够实现有限的目标，但在重武器装备和用兵理论方面同越南人相比大为逊色。
举个简单、但却令人无言以对的例子：中国军队的军服没有军衔识别符号，指挥官都是从本单位挑选出来的，士兵籍此来辨认自己的指挥官。作战中指挥官阵亡后，作战单位也随之解体，士兵不承认新来的陌生人是他们的长官，由此产生的混乱状态也是中国军队遭受伤亡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中越边境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冲突不断，没有哪一方成为战争真正的赢家。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各大军区轮流派兵参战，中越边境成了练兵场。
杨达在谈到战争对中国军队的影响时说："战争对中国军队最重要的影响是，强调了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战争给解放军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军队要正规化，不能像过去打游击那样，过去的经验一定要放弃。”
历史进入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越南自1986年起也开始他们的改革开放。到80年代后期，中越双方认识到，军事对抗没有意义。杨达介绍说，1990年前后中越边境还有放冷枪的，但此后就回到和平、几乎没有控制的开放的边境。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改变使战争成了落后的代名词。这场战争除了给交战双方造成损失外，对东南亚地区政治也产生很大影响。
杨达分析道：“这场战争对东南亚是很重要的。1978年越南推翻柬普寨波尔布特政权后，东南亚成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反越阵营，一个是亲越阵营。中国当时是支持反越阵营的，在中国的支持下，东盟一直支持波尔布特政权的所谓合法地位，包括在联合国的席位。所以从1979年一直差不多到90年代中期，红色高棉虽然没有控制领土，但仍占据联合国席位，所以说东南亚也有它的冷战。”
中越之战也对亚太地缘政治产生影响。美国80年代与中国关系越来越好，在新疆建立监听系统，中美军事合作越来越多。而苏联则与越南越走越密，80年代苏联在金兰湾拥有海军和空军基地。中越战争也反映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XLW
中国军队当年在一片利好之下怎么不打进越南首都？首先当年自卫反击战是有限的局部战争，双方都没有出动空军和海军。
而且时间1979年2月17日－1979年3月16日，一个多月中国就打到了越南首都城下，中越战争十年主动权不在越南而是在中国，为什么中国对越南首都河内毫无兴趣呢？
中国之所以不打入越南首都 我推测有主要两点：
第一 当时是局部冲突，双方也的确在战略上保持克制
中国官方也没把该军事行动称之为战争，自卫反击战这个说法把该战定义为军事冲突。一旦打下越南首都，将会让冲突变质，成为全面战争，越南境内的中国军队将会面临越南倾国之力的全力反扑，中国没有这个打算。
第二 中国的战略目标不是打倒越南当局 而是为了拖垮苏联
七九年三月撤军的时候，我军撤退途中一路破坏，工厂~学校~铁路~政府机关~反正除了民居和医院，什么都炸，连电线杆子也逐根爆破，废铜烂铁全部拉回中国。
不幸的是越南所有的重工业和绝大部分的经济重点区域全部都在首都以北~~对越南本身就不强大的国力和战争潜力进行阉割，随后更是挑起长达十年的边境冲突，把南疆变成练兵场，各大军区主力轮流大练兵，培养了一大批有实战经验的战士和低中高层军官。
而苦逼的越南当了陪练，最惨的是苏联。八十年代苏联已经是日薄西山，越南的一系列损失，全部承担着为苏联。
八十年代有个国际笑话，这里引用一下
越南：请继续进行经济军事援助！
苏联：请勒紧裤带
越南：请给裤带！
要不是苏联倒了，继续阉割越南已经没了意义，，再练个十年也未尝不可。那十年中国内地基本不受影响，云南佬那十年基本就是工农兵集体停工停业停学当中国的陪练的。
八四年之前还因为有苏联的援助，在边境冲突中能在中国没出动坦克部队的情况下和中国互有攻防。再怎么说越南士兵还是能吃个饱饭和中国玩命的。
中国士兵损失最大的也是前四年，到了后面那几年，越南人全国上下都快要断炊了，之前中国的突击兵摸舌头的时候还顺带能带回很多的牛肉罐头香烟，到了后面几年，基本连翻越南人的兜的兴趣都欠奉。
我大伯当年是一个排长，蹲过半年的猫耳洞，也埋过不少越南人的俘虏。如果是行军途中被抓获的，都背着挎包，他们的背包翻开，里面啥都有，木菠萝叶子包着粗盐巴，一双到死也舍不得穿的胶鞋，小格里装的是各种说不上名字的野果，宽绰点的有几根香蕉。
穷的直接就是几截甘蔗。他们就是用这些玩意粘着盐巴吃。又苦又咸又甜。苦味和咸味来自那要命的盐巴，那是直接从晒盐场运上来的粗盐，因为这玩意，越南全国六成人都得了甲亢。一出汗就全身软半死不活。
你们如果谁现在要去越南做生意，都不用带多少钱，买个是十箱八箱的治甲亢的甲硫咪唑药片，就能换好几车皮的火龙果。关税没几个钱。如果嫌关税贵，咳咳，花个两百元就能找几个越南佬把你带出国境，还顺便帮你把货扛出去。
越南那边的税看起来比中国的入关税少N多，问题是阎王好搞小鬼难缠，各种莫名其妙的钱你花起来就真不少了，当然，从越南出关的税你可以逃，中国那边的税你还是给的好。不然也太不仗义了。而且没税单人家边境的拉私活的卡车一般不给你拉，你的火龙果就只好烂在友谊关了。
我去，跑题了
再说你嘴里的大韩冥国的脑残军，有一个本事确实世界第一 逃跑的本事
枪声一响，哗啦一下就炸了马蜂窝，就算是大半夜睡觉的时候，听到枪响棒子兵都能快速反应，鞋子一穿大衣一裹，五秒钟不到冲出营房，逃跑得还很有章法。
八个营门，八个方向拔腿狂奔，然后跑出一百米再散开，然后再跑远点再散，林子里河里雪堆里山沟里，跟预先演练过一样很快跑没影了，而且绝不携带武器，也绝不还击。倒是摸准了中国士兵的战场纪律。
这分几次散开的做法也是为了迷惑志愿军，我们的战士看着他们就在跟前了也没带武器，自动将其划归为准俘虏，马上要变成事实俘虏了，棒子再哗啦一散。。。瞬间漫山遍野人头一片……你说你要抓哪个？
最高成绩是在方形山战役，三个营的志愿军去摸一个营的棒子兵，枪一响，一分钟不到就跑得满地都是，加上身上没武器，也没还击，中国士兵本能地不予开火，拳打脚踢地去抓俘虏，近千号志愿军跟过除夕夜闹大年一样折腾了一宿，营地倒是占领了，武器装备也缴获了。
俘虏却和缴获的武器装备完全不成正比，才抓了五十多个……一个连都不到。这还是加上外围部队的俘虏人数才凑齐的半百。就为了这五十个俘虏，耽误了一晚上，天亮的时候缴获的东西来不及运走多少，让飞机全给炸了……
至于战斗力，算了吧，联合国军死了一百多万人，里面九成都是棒子兵。对于南朝鲜棒子，落在志愿军手里基本能活命，落在被朝鲜人手里，连断头饭都省了，直接用刺刀处理掉。
志愿军开始还把棒子俘虏移交给北朝鲜，后来发现无论移交多少，人民军的战俘营都只有两个。彭老总才发现不对劲，最后俘虏全部由志愿军看管。不然这个一百多万的死亡数字还得翻个倍。南北棒子确实死人死得太多太多了。XLW
[提要]一个阿克塞钦就极大的分散了印度的国力，而且让中国在面对其它国家的压力的时候，完全不用担心印度！另外，占领了阿克塞钦，巴基斯坦就永远是我们的“铁哥们”——无论巴基斯坦的政权怎样更迭，必须要讨好中国，因为从阿克塞钦下去无论是打巴基斯坦、克什米儿、印度都行！这证明了当年毛主席的眼光是何等睿智！
谈及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很多人不理解作为战胜方的中国为什么放弃富饶的臧南而选择贫瘠高海拔的阿克塞钦，怎么赢了战争还要放弃土地？
其实，当时中国政府的抉择在现在看来，也绝对是英明至极！你不得不佩服毛泽东主席那一代政治家的战略眼光。
绿色的是阿克塞钦（3万平方公里），黄色及下面部分（地图上未标出）的是臧南（9万平方公里）
仔细看上面的地图，你会发现一个让你震惊的事实，这也是印度一直提防中国的根本原因！请看地图，阿克塞钦下方最大的城市是哪里？哦，你看到了是新德里——在地图上看，阿克塞钦离新德里貌似很近啊......而事实的真相是：貌似很近？简直是近在咫尺！阿克塞钦离新德里仅仅300公里！
300公里什么概念？300公里就等于印度的首都在解放军面前几乎完全不设防的——这也是为什么印度一直急于发展军队的原因，换做任何一个国家面对这么恶劣的环境，他能睡的安稳吗？
很多人说臧南水草丰美，阿克塞钦贫瘠，当年为什么要放弃臧南而选择阿克塞钦？
很简单，臧南与内地没有公路，基本得不到什么供给和保障；而阿克塞钦通往新疆，有公路连接，能够源源不断的提供物资支持！最重要的是，在战略上，臧南完全没有价值，而阿克塞钦跨越3个地区：巴基斯坦、克什米儿、印度，一旦占据阿克塞钦，印度就等于是被抓住了三寸！
这就像当年北宋的燕云十六州被别人拿去一样，从此宋朝一直是处于守势！不同之处在于——现在我们是辽国、金国人，而印度成了北宋。
一个阿克塞钦就极大的分散了印度的国力，而且让中国在面对其它国家的压力的时候，完全不用担心印度！另外，占领了阿克塞钦，巴基斯坦就永远是我们的“铁哥们”——无论巴基斯坦的政权怎样更迭，必须要讨好中国，因为从阿克塞钦下去无论是打巴基斯坦、克什米儿、印度都行！这证明了当年毛主席的眼光是何等睿智！
边远的土地不能看肥沃程度，再肥沃也没有种植价值，因为藏南隔着喜马拉雅山，作物难以运输至国内。其战略地位，远不如阿塞克钦。
现在中国拥有西部的阿克塞钦，而印度侵占着东部的藏南和达旺。阿克塞钦海拔高资源贫乏非常荒凉，而东部的藏南和达旺地势低，气候宜人，各种资源异常丰富。是西藏最富饶的地区。因此许多人认为以前中国在中印战争获胜后拥有非常荒凉的阿克塞钦而放弃藏南和达旺是一个重大失误，其实这些人没有深刻认识到这几块土地对中印整个国家利益的影响。
东部的藏南和达旺虽然富饶，但它的最大缺陷是易攻难守。如果当时中国在取得边界战争胜利后留在东部的藏南和达旺不退的话将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藏南和达旺紧邻印度的平原地区。印度会很容易集结大量的军队对藏南和达旺进行攻击。而藏南和达旺与西藏的中心地区间的交通极其不发达。更不说远离中国的内地了，因此中国要及时调集大量军队到藏南和达旺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一时靠中国军人的勇敢和牺牲守住了藏南和达旺。
长期在藏南和达旺征战也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国力。印度和越南等小国不同。它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对小国我们可以一次性重击叫它很多年都不敢出声。但对印度这样的大国则不然，即使它被击败了一次。但它可以很快又集结大量军队卷土重来。而且藏南和达旺离它的平原近。因此它的军队调动和后勤保障都非常容易。而藏南和达旺远离中国内地。中国的军队调动和后勤保障却非常困难。中国要在藏南和达旺与印度进行长期的拉锯式的争夺战争，会严重消耗中国的国力。
而且在中国要在藏南和达旺与印度进行长期的拉锯式的争夺战争也不符合中国的战略要求。中国当前的战略是东防美日，西稳中亚，把西南作为中国的大后方。因此稳定西南大后方是中国的战略要求，而中国要在藏南和达旺与印度进行长期的拉锯式的争夺战争会使西藏和四川云南长期处于临战的最前沿，使中国的大后方变成了前线，会造成中国的长期的不稳定，更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
同时，放弃藏南可以争取更广泛的国际同情（主要是不结盟国家），而且当时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领袖，这么做也有利于瓦解印度在不结盟国家中的威信，因为这场战争是印度挑起来的。再加上在非洲的经济援助，使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威信大大提高，这些都是战略上的考虑。
印度在中印战争后表面上保持了对藏南的控制，但印度失去的远比个藏南大多了。印度在战前是世界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中国在当时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远远低于印度，尼赫鲁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也远远高过毛泽东，这些战略上的优势的重要性远比藏南大多了。可到了战后，印度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战败国，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战略优势丧失殆尽。印度和尼赫鲁本人的威信也被打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尼赫鲁本人也因为这场战败而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这对印度的国家战略上的发展是致命性的打击。而中国则迅速取代了印度成为不结盟运动中事实上的领袖，毛泽东也因这场战争取代了尼赫鲁的地位，这对毛泽东打破美苏并霸局面、实现世界三极的战略是有着极大的正面作用。
大阅兵后印度网友说：藏南原本是属于中国的
因此1962年胜利后放弃藏南和达旺，从整个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是明智的。
和藏南和达旺相反。坚守阿克塞钦是中国的高明之处。阿克塞钦虽然非常荒凉但它的地势非常重要。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了。它居于中亚的制高点。紧邻印度的首都和中心城市。它的地理优势远胜于藏南和达旺。如果说藏南和达旺是两块肥肉，而阿克塞钦就是中亚的镇妖塔和刺向印度心脏的利剑。
1962年中国军队反击时，印军在狮泉河（现西藏阿里地区的首府），驻有一个连的兵力，整个地区是一个营的兵力。在斑公湖地区也驻有印军一个半连的兵力。当时新疆军区的部队，一直打过了喜马拉雅山脉，离新德里就300多公里，吓得印度在新德里大街上公园里挖起了工事，大量市民逃离市区，各国驻外机构纷纷撤离。
战后中国军队是撤退了，但也没退到战前的实际控制线，现在离狮泉河最近的边防站，从狮泉河出发，座两天汽车，再走两天路才能到达。离斑公湖最近的边防站，也有120公里以上。
中印边界反击战时，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一段话，“中国人都知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小学课本里写着哪，连小娃娃都知道，不能到了我毛某人的手里就成了930万平方公里，凭空少了30万平方公里，你们不能让我背着卖国贼的罪名去见祖先”。
大家明白了吧，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国共拿回了自晚清政府以来在中印边界丢失的3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现在你明白了中国政府多次提出以现有控制线为基础进行边界谈判，印度为什么死活不答应的道理了吧？XLW
中印边境战争是1962年6月或10月至11月间发生在中国和印度在藏南边境战争，因为解放军在进入西藏后，与印度领土接壤而产生一系列领土问题，在双方会谈破裂后，1959年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逃往印度受庇护，中印两国开始交恶，并出兵造成此次战争。
对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中国军队主动撤军至战争前的实际控制线一事，现在网络上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最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在领土上吃了大亏，便宜了印度。现在告诉大家一些不广为人知秘密。 大家都知道，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分东线和西线两条战线，东线又有两个战场，亚东战场一线和达旺战场一线，东线是成都军区打的，西线是新疆军区打的。
先说东线达旺战场，为什么先说它哪？这是大家最熟悉的部分，国人最熟悉的麦克马洪线就在这里，这里也是中印战争的主战场，印军考尔中将的部队就是沿达旺--邦迪拉--德让宗一线展开的，中国军队的反击最早就是在这一战场打响的。
战争一开始，中国军队就打垮了达维尔准将的一个旅，俘虏了达维尔准将，打过了麦克马洪线，中国军队宣布就地停战，等待印度回应。在这期间中国军队紧急修了一条简易公路，保证了战争物资的供应。中国军队第二阶段的目标是拿下达旺，但拿下达旺后，一清点战果，发现俘虏的人数与打垮的印军数量相差太大，达不到战前定下的要打出30年边界安全的目标。
正好这时藏民来报告说，印军的增援部队分三部分正沿德让宗--达旺公路展开，准备攻击达旺，战机显现，中国军队立即兵分两路，一路沿公路迎击印军，另一路沿贝利小道堵印军的后路。结果把印军一个半旅加一个师部夹在了达旺与邦迪拉之间，这就是中印战争最精彩的部分，其中就有一个战士击溃印军一个炮连，缴获四门大炮。
八个战士俘虏180印度兵。半个紧急凑起来的连(本来这是一个从贝利小道穿插过来的加强连，等从深山密林钻出来一看漫山遍野的印度兵。 以为已经没有了成建制的印度军队，也就漫山遍野地抓起了俘虏，收都收不回来了，这个连有更重要的任务)，就这半个连的30来名战斗人员，硬是在邦迪拉外阻击了装备齐全的3000印军。
印军打了几次冲锋死了几百人还是无可奈何，最后还是师部的参谋向师长建议说，有一条几乎没走过人小路，可以突围，但就是不知还能不能走，师长破口大骂“XXXX，能走不能走就这一条路，不走还在这等死吗？还不快走”。 印军丢弃了所有重武器，沿小路狂奔，后面那半个连还穷追不舍，途中遇到那个连的副连长带的一个重机枪班在桥头阻击，打光所有子弹后，眼睁睁地看着800多印军蜂拥而过。
这个连的任务本来就是切断这条小路，副连长带的掩护部队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任务，连长带的主力却光顾抓俘虏了，但念在阻击印军主力有功(别的穿插部队没有及时赶到)，降职使用，连长和副连长就地掉了个。 中国军队沿公里一路狂追，打到了德让宗，其中一个连的先头部队，比逃跑的印军还跑得快，在印度人目瞪口呆的眼皮下，一枪不发，穿城而过，一掉头又把印军堵在了德让宗。
就在这个连吃饭休息挖工事时，后面来了一个车队，战士们枪都来不及拿，这个庞大的车队就进了德让宗。等打下德让宗才知道，车里全是英美两国紧急援助印度的第一批先进武器，连封条都没拆，就急急忙忙送到了中国军队的手里，其中就有美国当时最先进的M16步枪。
德让宗战斗中，牺牲了一个副教导员(副营级)，这是中国军队在整个中印边界反击战中阵亡的最高级别的军官。当时一队中国士兵打的兴起，收不住脚了，只管往前打，突然一个士兵目瞪口呆地就不敢往前走了。
后面的人上去一看，妈呀，前面怎么就没有山了，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其中一人小心翼翼德问指导员，我们是不是打出印度了，打的美国了。指导员一挺肚子骄傲的说，知道啥？前面就是印度次大陆了，再往前你就掉印度洋里了。
战后，中国军队撤军过了达旺(就是第一阶段停战的地方)，然后又宣布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就到了俘虏达维尔准将的地方。亚东当时距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约110公里，是中国、印度、锡金三国交界的地方，历史上一直归西藏管辖。
1890年时锡金还是西藏的属地，由哒癞喇嘛委托锡金部落王管理，后锡金部落王被英国人囚禁在印度，至死不愿发表脱离西藏的宣言。由于满清政府的无 能，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清政府西藏事务大臣与英驻印度总督签订加尔哥达条约，锡金脱离西藏(也就是脱离中国)，后英属印度找借口发动战争趁机占了亚东。
期间英国为了避开晚清政府挑起西藏事端，突然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美国政府警告英国，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英国政府已在加尔哥达条约及其他有关条约中予以认可，把英国弄个个大脸红。现在中国政府还在引用这一事例堵美国的嘴。
中印边界反击战时，印度军队在这一地段并没有挑起事端，但驻有一定力量的兵力设防，中国军队突然间用一个师的兵力发动进攻，进展神速，当时考尔中将乘苏联援助还是由苏联人驾驶的米-8正在此地视察。
还没反应过来，直升机就被中国军队缴获，害得考尔中将坐牛拉的敞篷吉普冒雨而逃，要不是一个穿插的连队迷路，劳尔中将就被中国人优待了。这架米--8直升机就是中国缴获的唯一一架印军的直升机，中国战后对外宣布归还所缴获的印军的一切装备，但这架直升机没还。
战后一直以为中国从亚东撤军了，撤到了战前的实际控制线。央视10套正好播放了一段这一地区的片子，这里现在叫亚东县，边界又回到了当时锡金脱离西藏时的地方，就是清政府设立海关的地方。PLA不仅没退，还前出了不少。真是大快人心。
再说西线，西线地区广阔，也有个类似于麦克马洪线的线，也是英国人搞得鬼，印度在现在的边界谈判中还在坚持这一条早已不存在的线，事关重大呀，近30万平方公里。西线中国军队反击时，印军在狮泉河(现西藏阿里地区的首府)，驻有一个连的兵力，整个地区是一个营的兵力，滚雷英雄罗光喜(四川人，不知大家还记得不)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在斑公湖地区驻有一个半连的兵力。当时新疆军区的部队，一直打过了喜马拉雅山脉，离新德里就300多公里，吓得印度在新德里大街上公园里挖起了工事，大量市民逃离市区，各国驻外机构纷纷撤离。战后中国军队是撤军了，但也没退到战前的实际控制线，现在离狮泉河最近的边防站，从狮泉河出发，座两天汽车，再走两天路才能到达。离斑公湖最近的边防站，也有120公里以上。
中印边界反击战时，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一段话，“中国人都知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小学课本里写着哪，连小娃娃都知道，不能到了我毛某人的手里就成了930万平方公里，凭空少了30万平方公里，你们不能让我背着卖国贼的罪名去见祖先” 大家看清了吧，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国共拿回了自晚清政府以来在中印边界丢失的3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30万平方公里的概念是什么呢？它的面积相当一个云南省！说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印边界勘探工作一直让印度闷闷不乐的真实原因！XLW
1962年的中印战争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剌昆仑山上和喜马拉雅山之脉南侧地区进行的。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交通不便。
这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有严重的影响，作战的艰苦性罕见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
不曾想到的是这场本以为是势均力敌的战争最后双方伤亡竟然是五比一，据说战后中国主将张国华笑了，他说：“这样容易取得的胜利，我当兵33年，还是头一次！”
战前，指挥所的气氛是紧张的。张国华有时专心研究地图，有时离开地图踱着步子深思。“慎重初战”是个很不好驾驭的车头，初战必胜又是最起码的要求。
与印军毕竟是初次交手，它是“太极派”，还是“少林派”呢？估计不会有国民党的主力强，但也不能估计过低，要“猫”当“老虎”打，像对付国民党的中等部队。
当时有一种意见，为了慎重，只打沙则一点，吃掉敌人一个营。这是个很保险的方案。张国华考虑再三，吃掉一个营，不痛不痒，要吃就吃它一个旅！
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另一位领导时，那位领导身体震了一下：“这太冒险了！万一……”
还有一位领导不无担心：“现在仗要打大了，是不是战役发起时间向后推迟两天，以便部队做好充分准备？”
张国华没有表态。他说：“看看部队准备情况吧。”
阴法唐政委代表新组建的四一九部队师团两级领导再次进言：“张司令员，战役发起时间不能推迟！”
“理由呢？”张国华不露声色。
“我1万多人进入战场，在森林里隐蔽了一天一夜，不动烟火，再推迟两天很容易暴露作战意图。那时再进攻还有什么突然性！”
张国华一拍桌子：“不再推迟，要让敌人还没穿裤子就当俘虏。”
两种意见反映到中南海，有的领导也认为张国华是在冒险，但毛泽东不喜欢墨守陈规。他把另一种意见的文稿推到桌子一边，颇有愠色：“他是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方案定了。干部会上，张国华激越的声音把出击前的喧闹压了下去：“现在当面敌人不是1300，而是2500，准备打它3000，如再增援就按它5000打。
三至五天解决问题，不要怕伤亡，准备伤亡2000人。要打得好，打得快，速战速决，务必全歼。打起来不受‘麦线’约束，但要报告中央。
打不好是前边的人负责，补给不好是管后勤的人的责任。哪个搞不好，要追究哪个人的责任。打不好，消极说法是未完成任务；积极说，是不够共产党员条件！”
会后，他又布置：要多准备些猪肉，要把各团电影组组织起来，把军区文工团调到前方，以鼓士气。
10月20日7时30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我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便铺天盖地向入侵克节朗的印军阵地倾泻。9时30分，印军的第一个据点被攻下。
到晚上8时多，克节朗战役即告结束。张国华耸耸肩，笑了：“这样容易取得的胜利，我当兵33年，还是头一次！”
23日，中央致电称赞：“作战部队在高原严寒的困难条件下，斗志昂扬，艰苦卓绝，勇猛作战，干脆地歼灭了敌人。”
军区前指刚刚收到这一鼓励电，还没来得及转发，又收到中央收回该电的通知。张国华心头一紧：出什么事了？等他收到第二封电报时，心中的疑团才渐渐解开。
后一封电报只比前一封电报多了两句话：一句是“捷报频传”，另一句是颇带感情色彩的“中央、军委极为高兴”。
为什么又收回前封电报呢？张国华寻思：看这口气，很像是毛主席亲自加的两句话，他的高兴溢于言表，他希望电报能更大地鼓励前线士气……是的，一定是的！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张国华指挥的两次战役和一些零星战斗都取得了胜利。
歼敌3个旅，生擒王牌旅长达维尔和另一名准将旅长辛格，共毙、俘敌7000余人(主要收获自西山口之战)，占整个中印边境反击战战果的80%。中方作战部队也付出了代价，伤亡1460人，而百度百科显示，则才几百人。
中国军队撤军的真正原因
我国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取得胜利后为什么会后撤20多公里，很多人不理解，甚至颇有微词，反毛者也利用这一点大肆攻击毛不顾民族大义。
老实说我手头并没有足以解释这一令人惊讶的奇特现象的资料，以前我实际上对此也很不理解，但是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后，如下几个原因也许可以说明问题：
1、给养困难
记得以前到四川上大学的路上曾经遇见过从四川到西藏打工返乡的农民，他们是去给驻藏边防哨所背粮食的，1斤粮食给4块钱的运费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粮食的价格本身。而在89年，4块钱并不是小数目。
据他们说他们一次背大概50斤左右的粮食，然后在高海拔地区翻山越岭，经过2~3天达到目的地后返回。由此可见，维持给养的困难程度。往前推近30年，当时的给养困难程度大概要坏很多。
我曾经在青海牧区工作过4年，现在也常去牧区出差，尽管现在公路建设成绩斐然，但是假如没有公路系统，运输将非常困难，一些高山不花一天多时间是根本不用指望翻过去的，如果身上还带有物资，那就更难说了。
不过，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很适合大兵团作战的，关键是高山纵横的地区，只能靠人和飞机来作战——尤其适合武装直升飞机。至于大炮坦克之类的，是很难发挥作用的。
但是在印度一方，情况则要好得多，他们的军事运输至少不需要像中国这样穿过数千公里青藏高原，尽管在高山地区他们的军队同样面临无法展开的局面，但是至少在把军事物资运送到战区方面，他们占有绝对优势。
什么意思呢？即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在后勤上保证长期大规模作战。因此，假如中国不后撤，那么回过神的印度就可以通过长期的小规模侵袭战来消耗中国，中国实际上是很难确保不被迫后撤的，而这对于国家的声誉是很大的损害。
而主动后撤，算是给足了印度面子，印度在法理上难以找到继续长期战争的条件，而中国则可以赢得没有霸权野心的好名声，是非常有利于团结对霸权主义深恶痛绝的第三世界国家的。
因此，由于给养困难导致的主动后撤使中国避免了陷入长期被动局面的境地，
2、美苏的压力和中国的核计划
当时中国刚刚度过3年困难时期，国力空虚，而在1962年中印战争期间，美苏及其集团都公开站在印度一方反对中国，如果战争长期化，在美苏集团的支持下，中国很难在中印边境地区维持长期的战争，而且可能面临来自苏联的侵犯（当时苏联就重兵压境使人不得不防）。
因此通过主动后撤，不仅使印度失去了继续战争的借口，而且也让苏美集团无话可说，避免了陷入被动的局面。
同时，中国当时正在全力以赴研制核武器，在这一过程中美苏都在威胁要对中国“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息事宁人，有助于核计划在较小的风险下顺利完成。
我们设想一下中国前推之后并不后撤，与在美苏集团支持下的印度交火，美苏集团对中国所能采取的当然是更尖锐的对立态度，此时中国的核计划受到打击的可能性就要远远大于较和平的状态。
3、中国打破封锁走向世界的战略需要
当时中国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是西方集团的封锁，另一方面是苏联集团的敌视，同时国内刚经历3年困难时期急需恢复，因此中印冲突并不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争取长期的和平发展时期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增强国力。
同时通过后撤而平息战争，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息西方集团对中国的敌视，使强加在中国身上的邪恶的性质多少得到点澄清，有利于摆脱孤立的处境。
实际上，中印边境冲突后不久，1964年1月，中法之间就建立了外交关系，打开了中国与西方正式交往的大门。
我们设想如果中国当时仍旧陷入与印度的持久战争中，这种局面是不会出现的。由于战略目的的需要，不仅苏联，西方国家恐怕还会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压中国为数不多的穷朋友，使中国更加孤立，对中国重返国际舞台的战略是极其不利的。
另外当时中国正在输出革命，对于来自印尼之类的国家对中国试图控制其国家的说法而言，主动后撤之类的也算是回击。
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战争中的彻底失败，使尼赫鲁(时任印度总理)乱了方寸。他不与任何人商量，独自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求救，要求派轰炸机和军队与中国作战。
印度国民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失败情绪的冲击，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军队却单方面宣布停火，并主动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希望以此推进谈判，恢复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
而印度政府却未能理解中国的善意。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的“惩罚”大大伤害了印度的自尊和体面，并把中国主动释放全部被俘人员、所缴武器和军用物资也说成是阴谋。
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诚意根本不予理睬，并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反而指使其军队重新占领被中国军队赶出去又后撤的全部1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中印战争后，印度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不结盟政策”，并迅速向美国靠拢。1970年英迪拉·甘地政府与苏联签定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条约。
条约明确规定，双方“保证不向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应立即共同协商。”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说，如印发动战争，苏联将在军事、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牵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
与此同时，印度为了报边界战败的一箭之仇，开始了全面的扩军备战，并专门组建了针对中国军队的“山地师”部队。“中国威胁论”也从此笼罩印度大地，中印关系进入了冷冻期。
直到1969年元旦，英迪拉·甘地政府迫于国内外局势发展的需要，表示愿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会谈，以寻求中印争端的解决”。中国政府自然表示友好的回应。
1970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米什拉时说：“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么。”毛泽东当时还请米什拉代为问候印度总统和总理。
但此时印度国内的反华势力却依然活动猖獗。他们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在新德里举行活动，还把“西藏问题”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议案提交联合国大会。
与此同时，英迪拉·甘地政府又把侵占的中印边界东段9万平方公里土地由“东北边境特区”上升为“阿鲁纳查尔中央直辖区”。此时，中印关系虽有解冻迹象，但印度并没有诚意采取实质性的举动。
八十年代中后期小平同志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活动活动了……”。由于涉及到一些机密，我不能多讲，只能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军队曾计划对印度的军事行动“藏雷行动”。
总参从1986初就开始为军事行动慎重而详细制订缜密的作战方案。1987年底作战方案完成，邓小平等一批军委领导看过后表示同意，紫阳同志也知情。
1988年中国开始秘密的对军事行动进行准备和部署，原计划是1989年夏季（青藏高原在夏季节容易进行运兵和后勤补给）对中印边界的印军发动闪电战，规模要大于1979年的中越战争。
也许是天意，后来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的意料之外。1989年夏，北京发生的一大事件拯救了印度。很多中国军队调往北京戒严，打乱了原来的对印军事行动计划的部署。
1989年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全面制裁，中国当时与苏联的关系并未实现正常化，中国在国际上又一次面临不利局面。
时间进入1990年，当中国权利机构交于江总书记的第三代领导班子的时候，国内的各方面开始稳定，但是印军在实际控制线上的挑衅并没有停止，而且情报显示印度正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展核武器，如果一旦印度有了核武装，那么对印度发动战争的顾虑将会更大。
对印军事行动再次摆上了中央领导的桌面进行讨论。可惜天不遂人愿，当军事行动再次即将开始时。九十年代初东欧巨变，美国再也不需要联合中国对抗苏联了。
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中美关系已经远远不如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样有利。
打破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孤立和制裁发展经济成为中国的首要工作，权衡利弊后，对印军事行动被迫取消，也许是永远的取消，同时也造成了九万平方公里永久的遗憾。
文|牛弹琴
（一）
种种迹象表明，中印边境对峙，将很快就要最终摊牌了。
因为这种危险的对峙，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非同寻常，越拖问题越大。
新华社7月13日的评论就这样写道：
2013年和2014年，中印军队在拉达克附近分别发生过对峙事件，后来通过外交斡旋，最终妥善解决。然而，与过去几年双方边防部队在未定界地区发生摩擦的最根本区别在于，这次是印军首次越过双方已经划定的“锡金段边界”。
以往还可以说是争议地区，大家多少都能找到点理；但这次是印军闯入中国境内，这是真不把兔子放在眼里啊！
最近几天，中方明显提升了斗争的态势和层级。
7月24日，在曼谷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第一次就中印边界对峙事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个问题是非曲直十分清楚，就连印度的高官也公开表示，中国军人并未进入印度领土。也就是说，印方承认进入了中国领土。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那就是，老老实实地退出去。
这是印军非法进入中国后，第一位公开表态的部长级中国官员。
同一天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回应印度媒体时也表示，中方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中国边防部队已在现地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并将进一步加强针对性部署和训练。
“在此，我想提醒印方，不要心存侥幸，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吴谦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年的历史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手段不断增强，决心意志坚定不移。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这是第一次中国军方说出如此强硬的狠话。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背后的隐含意思，想必中国人都很清楚。
此前，按照外媒披露的信息，中国外交部向一些驻华外交使节通报了相关对峙情况，强调洞朗属于中国这一事实，而且，中国也放出话来了，中方一直保持克制，但不会永远保持耐心。
作为中国外长，王毅显然还是比较克制。因为在中文语言习惯中，“老老实实地X出去”，一般这个“X”是“滚”字，王毅用了“退”字。
还是留有余地的，给印度一个下台阶。
（二）
接下来的几天，将是非常微妙的日子。
几个可能的进展吧：
第一，27日至28日，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将来北京出席第七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不出意外的话，他将与中方官员就边境事件举行会谈。这是印军非法进入中国境内后，中印第一次举行高级别会谈。
第二，印度方面已有所退缩。印度外长斯瓦拉吉，此前一方面指责中国改变洞朗地区“三国交界区”的现状，印度已全副武装准备进行防卫；另一方面也表示，为了公平起见，印中军队同时后撤。印度在找下台阶，但又怕国内指责懦弱，所以要求共同撤兵。
第三，对中方来说，印度是非法入境，必须撤离。中国外交部、国防部表态了，王毅表态了，下面就是杨洁篪表态了。但基于洞朗属于中国的事实，杨的表态将依然强硬，会继续要求印军退出去，“双撤军”显得我们太软弱。
第四，中国应已做好战斗准备。在敏感时刻，中方进行某旅高原实兵实弹演习，就是在向印度释放出强烈信号：我们正在认真做好战斗准备。此前，中国在青藏高原试验了某种轻型坦克，针对性也不言而喻。摧枯拉朽的演习画面，也是向印度展示，中国军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第五，马上是建军90周年，一把手肯定会发表有关军队建设的重要讲话。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老祖宗留下来的地盘不要搞小了。一些坚定捍卫主权的讲话，不可避免会被外界认为针对中印边境。
关键时刻，敏感时期，强军梦，大国雄心，中方没有任何退缩的可能。
印军非法入境拖得越久，中方的态度就会越强硬。
剑走偏锋，就越来越有可能。
新华社评论说，若继续执迷不悟、拒绝撤回越界军人，到头来灰头土脸的只会是印度自己。
什么叫灰头土脸？
看吧，感觉这场对峙离最终摊牌已经不远了。
(2017-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