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中年农民工在内的中年劳动力算不算人口红利的一部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先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近日在分析为何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再获人口红利时指出：“由于农民工不能落户，很多人40多岁就回老家去了。因此，和城市劳动者相比，农民工一生相当于少工作了20年，虽然回到农村也可以干活，但主要从事的是相对效率低、收入低的农业。如果全国2.9亿农民工，每人在非农产业多干20年，60岁退休，相当于增加1.5亿劳动力，这是多大的人口红利！”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是赞同杨伟民先生的看法的。但也有观点认为，只有包括青年农民工在内的青年劳动力才算人口红利，而中年农民工不算。现实中，恰恰是与这种观点相符的做法广为流行。因此就有必要探讨，为什么说中年农民工也算人口红利。
两种人口红利观
各界公认，人口红利与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关。但究竟什么年龄段的人口算红利，什么年龄段的人口不算，两种人口红利观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定义，“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尤其当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于非劳动年龄人口时”。当一国的劳动力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0%到60%时，通常就认为该国有人口红利。这应该也就是杨伟民先生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既然在非农产业干到60岁退休的中年农民工，属于劳动年龄人口，他们就是人口红利的一部分。让他们“40多岁就回老家”，当然是人口红利的损失。
但在人口红利问题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把中年劳动年龄人口排除在人口红利之外，认为只有30多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才算有人口红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注意到，与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相比，今后10年，中国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或20~4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要多减少3500万~ 5000万。他们认为，青壮年劳动力劳动生产率高，又是社会创新的主力军和社会消费的主体。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会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社会创新能力弱化以及消费能力降低。他们主张通过鼓励生育甚至开放移民来补充青年劳动力，而不是通过落户等方法留住中年农民工。
用工方要的是青年农民工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农民工用工方的做法一贯与青年人口红利论一致，他们欢迎的一直是青年农民工。
中国全国性的民工荒爆发于2004年，此前由于各年龄段的农民工都供过于求，用工方在农民工年龄上极为挑剔。举例来说，2004年，在当时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广东东莞，全市企业“年龄在18~25岁之间的劳动力约占八成，25~34岁之间的占一成多，其余约一成为35岁以上”。即便如此，企业仍觉得青工的比例不够高，对新招收农民工的要求是：“年龄结构上17~25岁之间的占87%，26~35岁占10.8%。”
全国性民工荒爆发以来，中国青年农民工数量不断减少，且越年轻的农民工减少得越多。2008年，全国农民工中，16~20岁与21~30岁的比例分别是10.7%与35.3%，2019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下降到2.0%与23.1%。2008年与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分别为22542万与29077万。11年间，16~20岁与21~30岁农民工的数量，分别从2412万与7957万，下降到582万与6717万。
即使如此，城市用工方还是尽可能地多用青年农民工。2019年，进城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中，2/3年龄在40岁及以下；而留在本乡镇务工的本地农民工中，2/3年龄在40岁以上。
杨伟民先生认为，农民工“40多岁就回老家”的原因是不能在城市落户，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至少最近10年，进城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中，四五十岁农民工的数量是不断上升的。2010年，41~50岁与50岁以上农民工在全部外出农民工中的比例，分别是13.4%与4.7%，由此算出其绝对数量分别为1643万与576万。到2019年，上述比例分别上升到19.2%与13%，其绝对数量分别为3346万与2265万。从2008年到201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从14041万增加至17425万，增加了3384万；同期，全国40岁以上外出农民工就增加了3392万。
笔者认为，农民工“40多岁就回老家”的真正原因是用工方对他们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不得不用，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少用。而这种矛盾态度又缘于不同年龄段农民工的劳动能力差异。普通农民工就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在这类行业中，论体力、论反应灵敏度、论动作准确度，中年农民工都不如青年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年与青年农民工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用工方不愿使用中年农民工，说到底，是为了降低用工成本。
中年农民工算人口红利吗？
尽管中年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不如青年农民工，但笔者仍然认为他们是中国人口红利的组成部分。理由如下：
首先，劳动力的计算是以人而不是以年龄段为单位的。
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远高于现行法定退休年龄。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劳动者会依次经历青年与中年年龄段。如果某一年龄段的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得不到收入，则就个人而论，他一辈子中劳动年限缩短，被抚养年限延长；就社会而论，能够抚养他人的人减少，而需要他人抚养的人增多。这将大大增加中国社会的抚养压力。可见，中年农民工找不到工作，才真正会减少人口红利。
中年劳动力就业不足会影响到方方面面。举例来说，为什么普通劳动者对延迟退休会有那么大的意见，就是因为退休前10年他们就成了就业困难户。对他们来说，延迟退休不是在工作还是退休之间，而是在失业还是退休之间作选择。中国正在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体系，中年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将影响养老保险的推行与顺利运转。
其次，优胜劣汰难以解决年龄因素造成的就业问题。
作为激励机制，优胜劣汰本应促使劳动者努力工作。但对大多数职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职业来说，一定岁数以上的劳动者，其工作能力随着年龄的提高而下降，这是普遍现象，是无论怎么激励都无法改变的。
对用工方或农民工流入地来说，优胜劣汰确实可以淘汰“劣者”。但中国是人口大国，绝大多数被淘汰的中年农民工仍然在国内谋生，根本“汰”不掉。用工方不管、流入地不管，农民工家乡政府却不能不管，而且首选的办法是让这些回乡中年农民工通过工作获得收入。家乡投资环境差，企业不容易盈利，地方政府只能补贴；地方财政收入有限，补贴只能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而转移支付的来源往往就是沿海农民工流入地的财政盈余。换句话说，所谓“劣汰”只是换一种方式解决中年农民工的就业。
最后，即使一部分中年农民工回乡后不再从事非农生产，他们在家带孩子也是人口红利的表现。
作为劳动者，农民工同时承担着两项职能：一是挣钱养家；二是照看家庭中的老幼病残。千里迢迢去外地务工的农民工之所以能“996” 式地高效加班干活，是以家中有人照看留在家乡的老幼病残为前提的。
照看家人不创造GDP，但普通家庭少不了这方面的劳动。经历过“生了孩子谁来带”的纠结，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何况现在已经不能把留在乡村照看家人的爷爷、奶奶、妈妈们看成剩余劳动力了。2010年代中期以来，新增农民工几乎都是50岁以上的农民工。举例来说，2019年，全国新增农民工241万，总量中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4.6%，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近五年来占比逐年提高。新增加的农民工中，还有大量非现有劳动年龄段的人员。2017年，60岁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就比2016年增加了222万。当照看家人与进城工作争抢劳动者时，我们只能承认，回乡照看老幼病残的中年农民工，也应该是人口红利的一部分。
总之，历史上中国乡村曾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种现实使用工方可以专门聘用青年农民工。用工方的行为理论化，就是青年劳动力人口红利观。随着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年农民工进入非农产业就业，青年劳动力人口红利观已越来越落后于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