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资源枯竭型城市》第三期 云南个旧，随着矿藏资源耗尽，工人村的生存资源也随之枯竭。毒品、艾滋、暴力构成的“食物链”，成了曾经繁忙工人村一个不堪回首的印记。
这双布满疤痕的手臂，属于一名正在服刑的艾滋病人，他叫刘刚。3年前，在一所监狱的专管区里，刘刚说起过个旧和工人村，那里是他的家乡。在刘刚的讲述里，那里的生态残酷到近乎荒蛮。2016年3月，刘刚刑满释放，回到了个旧。
从昆明出发，一路向南，经石林，过开远，迎面而来的，是云贵高原上的“锡都”个旧。俯视大地，群山裸露着被挖开、炸出、刨去的斑驳伤口。这座边陲小城，人口密度一度堪比上海——12平方公里的城区里，聚集了10余万的产业工人和近40万常住人口，“工人村”由此诞生。
火车站，是这座城市的重要入口。当年，10余万采矿大军就是经由这里，涌入了100多平方公里的矿区，如今，个旧已被列入69座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矿没了，厂倒了，火车站冷清下来，迎接我们的，只有满墙的小广告，和地上散落的招嫖卡片——这里已成为个旧的一个“红灯区”。
离开火车站，见了“王哥”。在叱咤风云的年代，他是刘刚的“江湖兄弟”。如今，他已进入艾滋病发病期，体重由130斤下降至70斤。王哥说，从工人村到这里的5公里路，他是走来的，花了一个多小时，哪怕2元钱的公交车，也舍不得坐。
个旧数百家选矿厂已被勒令关闭，闲置的机器锈迹斑斑。曾经，因为采矿带来的繁荣，个旧的盗矿与抢矿团伙十分猖獗。作为工人村里曾经最有名的黑道大哥，王哥就是靠着抢矿、盗矿起家，靠矿吃矿，辉煌一时，而后锒铛入狱。这些团伙也与王哥遵循着同样的命运轨迹。
饭后，王哥把所有的剩菜都打包了，然后拎着大包小包走回工人村。个旧，在半个世纪里迅速耗尽蕴藏，王哥一伙人也在疯狂后陆续走上末路。每个月，他靠着微薄的低保生活，在艾滋病毒的侵蚀下延续性命。剩下的日子里，“王哥”就在工人村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里等待死亡
这片工人村，安静得有些过分。晾衣绳上虽然还悬挂着旧制服，目前只有少量矿山还在开工。早在90年代初，个旧地表砂矿的锡矿资源就已消失了。1993年起，个旧锡矿业连年巨额亏损。1997年后，矿山企业开始下岗分流，三年间就裁了1.2万从业人员。
失去了矿山依靠的工人，为了填饱肚子，只能各谋生计。许多下岗女工变为廉价性工作者。经过多年整治，她们关的关，跑的跑，散的散，剩下的都转入了“地下”。工人村里的性交易泛滥，加之毒品泛滥，带来了艾滋病泛滥，个旧被列入全国HIV感染者人数占比当地人口数最高的十个城市。
这些性工作者在当地被称为“毛线鸡”。这个称呼，来自她们的日常状态。这些妇女总是搬张小凳子，坐在房前，打毛衣或织十字绣。有男人到来时，她们才默默收起毛线，走进小屋。男人紧随其后，关上门。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她们就在这里，以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出卖身体。
工人村白天冷清，入夜后反倒热闹起来。下岗的老工人大多无所事事，出来打牌聊天。街上出现了小贩、夜摊、轰鸣的摩托车与嘈杂的行人。一些妇女们也开始了夜间的皮肉生意。在一间上世纪苏联风格的筒子楼里，见到了她们中的一员——红芳。
18岁那年，红芳顶父亲的班，进入矿山工作，每天操作升降机。领到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红芳专门跑去村口的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红芳说，那时候，一切都那么美好。靠着矿山，钱来得太快，当资源换取的暴富遇上毒品，滑入歧途的速度之快，连红芳自己都感到惊讶。
资源耗尽，矿山关闭。红芳一下子失去了收入来源。吸毒这项奢侈的恶习，变成了压垮她的负担。后来，红芳成了工人村的“毛线鸡”。如今已46岁的她，涂着粉底，描了眼线，依然遮不住脸上的皱纹。由于艾滋病已经病发，她的健康每况日下。聊了不到一个小时，红芳开始呵欠连天。
红芳坦然地说自己毒瘾来了，然后开始打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催促对方赶紧送“货”来。不久，红芳出门去迎接。刺眼的车灯照亮了她的剪影，不一会，她就消失在这条朴素的工人村小巷里。
红芳拿到毒品返回住处，立刻从床底拿出她吸毒的家伙。没有任何密封与消毒，这些工具随意放置在半个纸盒里。
用这些简陋的工具，红芳开始了半个多小时的吸食与注射。HIV的发病让她全身肿胀溃烂，再加上长期吸毒，血管硬化，她只能在大腿内侧，肌肉稍有弹性的部位注射。
如今，她每天需要消耗150元的毒品，所有毒资都来源于这张床。红芳一次次出卖身体，换取10到30元不等的嫖资。当地一名志愿者告诉我，按照现在的状况，红芳的生命估计也就剩一年左右了。
除了这间房，附近还散落着不少红芳的“同行”。红芳指着街对面的男人说：“她老婆在里面接客呢。”据当地公益组织志愿者介绍，工人村的“性工作者”人数无法统计，最多时联系过800多人，其中1/3是下岗女工。这几年，随着她们的流动或死亡，目前还在联系的有200多人。
说起爱人罗丽华，浦正书伤心不已。罗丽华在工人村独自流浪10年，在垃圾堆里接客，在垃圾堆里捡东西吃。2003年，从矿工沦为拾荒者的浦正书把她领回了家，当作妻子照料。两人在一栋不通水电、窗户上糊着纸板的废弃小屋里相依为命。2012年，罗丽华因HIV发病离世。
根据一项媒体报道的数字，在个旧的40万人口中，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5400多人，其中70%以上都感染了艾滋病毒。这个数字的增长，与个旧的资源枯竭发生在同一时期。资源枯竭产生的大量失业工人，正是毒品和疾病的主要群体。一旦感染艾滋，他们就要日复一日靠长期服药控制病情。
个旧疾控中心开设有美沙酮门诊。当地卫生防疫工作人员说，这可以预防和减少艾滋病的传播。美沙酮的药理作用与吗啡相似，可以用于成瘾病人的脱毒治疗，但服用美沙酮也会产生欣快感，也能成瘾。直到现在，美沙酮治疗仍旧存在法律和道德上的争议。但对于个旧来讲，别无选择。
在卫生部门的帮助下及时治疗、坚持服药，一定程度上，可以挽救许多既成的悲剧。小美夫妻是不幸的，他们小两口都因吸毒染上了艾滋病。他们又是幸运的，通过“母婴阻断”技术，他们生下了健康的女儿。夫妻俩说，女儿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希望。
而在个旧传染病医院里，有些HIV晚期患者，正孤独地躺在病房里，等待死亡。
有些死亡，甚至换不来一块墓碑。个旧工人村中，身患艾滋又染毒瘾的女人，往往被家庭抛弃，她们死后，甚至没有亲人愿意来收骨灰。在个旧这片公墓前，一名志愿者说，这10年里，经他们的手送走的姐妹，已经有82人，但只有12人的家属来收了骨灰，竖了墓碑。其他的，都“爬了烟囱”。
个旧新城的高楼沿湖而建，拔地而起。从老阴山的山顶俯瞰，工人村被高楼重重遮挡。这座笼罩在阴影下的地方，依然在这个残酷生态圈中挣扎。离开前，王哥说了四个小时。他说，自己一生沉浮，与个旧这个城何其相似。上周，红芳的电话停机了。昨天，刘刚发来短信，说自己找到了工作……
“爬烟囱”的比喻背后是黑色的。这些被抛弃的女人，因艾滋和毒瘾死去后，遗体只能被送入焚烧炉，尸体来回翻滚，烧成骨灰。最终，被加大马力的鼓风机，直接从烟囱向外吹散，变成一缕青烟。送她们最后一程的，只有一些志愿者。在一位志愿者的工作笔记中，记录着“一个美丽的葬礼”。
第一次听说个旧这个地名，是在3年前。在一所监狱的艾滋病犯人的专管区里，我认识了正在服刑的刘刚。刘刚说，他的家乡就是个旧，他的家就在个旧工人村。资源、暴力、毒品、色情、艾滋……在刘刚的讲述里，那里的生态残酷到近乎荒蛮。
2016年3月，刘刚刑满释放，他带我一起回到了个旧。
从昆明出发，一路向南，经石林，过开远，沿着326国道的山道，盘旋而上，穿越云雾……迎面而来的，就是位于云贵高原上，红河北岸的“锡都”——个旧。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个城市一直靠矿吃饭，“锡”始终是个旧的基石。俯视个旧大地，群山裸露着被挖开、炸出、刨去的斑驳伤口。这座边陲小城，人口密度一度堪比上海——12平方公里的城区里，聚集了10余万的产业工人和近40万常住人口，“工人村”由此诞生。
然而，仅仅过去半个世纪，个旧就被列入了69座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之列。和其他资源枯竭城市一样的是，上万名工人下岗;但不同的是，他们大多并没有离开，依旧留在故土，在这个残酷的“丛林”中艰难度日。
盗抢矿者的末日
2016年3月，刘刚刑满释放，回到阔别4年的家乡。再见到当年一起“混江湖”的兄弟，刘刚感叹：祸福相依!
吸毒后身染艾滋病多年的他，入狱后，由于长期接受稳定的治疗，不但成功戒毒， HIV的指标也控制在了一个很好的范围内。而那些在外的兄弟，境况反倒一个不如一个：有的穷困潦倒，靠低保维持生活;有的周而复始吸毒、戒毒、吸毒、戒毒……有的，早已因HIV病发而过逝。与他们相比，刘刚感到自己很幸运。
我们见到了刘刚曾经的江湖兄弟，他被大家叫王哥。作为工人村里最有名的黑道大哥，风光的那些年，王哥随身的保镖就有4个，在90年代初，家中的现金就可以随时拿出20万，村里连收水电费的都不敢敲门，因为这些财富，全是“抢矿”抢来的。
王哥的后脑勺有一道很长的刀疤，脱去外衣，横七竖八的伤疤像蜈蚣一样爬满全身。“都是抢矿斗殴时留下的。”王哥说。
王哥的左手总是下垂着，“手筋被砍断，当时连着一点皮，能活下来就算不错了……”他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由于长期吸毒，好几颗牙过早脱落，讲话漏风。那次恶战后，他也因为把对方砍成重伤，进了监狱。
那时正是私挖滥采最严重的日子，山上的锡矿多，直接裸露在地表。王哥没事就开着大卡车带着20多个弟兄，四处游荡。一旦看中“好料”，便跳下车，让人把矿围起来：“这块地是我们的了!”也会遇上硬碰硬的，他就带着兄弟们抄起长刀、猎枪，甚至炸药直接火拼。
好的锡矿原料拉到山下就有人收购，一转手就是两万。一摞钱往桌上一拍，兄弟们想要吃、喝、嫖、赌、毒，他都满足。“下手狠，够义气”，短短三年，王哥便有了上百号小弟跟着。抢完地表，就抢地下。没背景的矿山硬抢，有后台的矿山就偷……
那些年，在个旧，盗抢矿的黑恶势力一度猖獗盛行。仅2001年，云锡集团矿区被偷挖的原矿就达20多万吨，损失数亿元。
2007年，一个犯罪团伙雇用了近百人的背工队伍，装备着猎枪、长刀及自制爆炸物，浩浩荡荡开进了个旧市内一个矿区，抢走了大批矿石。
甚至连普通村庄也卷入了抢夺。个旧贾沙乡陡岩村的村民，不满祖辈的山被掏空却无法得利，曾多次拿着枪械冲进当地矿山，疯抢锡矿与数百斤的炸药。
这些血腥的场景，最终在矿产资源的枯竭后落幕。
我们请王哥吃了饭。王哥说，从工人村到这里的5公里路，他是走来的，花了一个多小时，哪怕2元钱的公交车，也舍不得坐。每个月，他靠着微薄的低保生活，还要在艾滋病毒的侵蚀下延续性命。饭后，王哥把所有的剩菜都打包了，包括那碗剩饭。然后拎着大包小包，走回工人村里他那间不到10平方的小屋。如今，进入艾滋病发病期的他，瘦得如秋天的枯叶，好像随时会被一阵风吹走。
毒品、艾滋病和毛线鸡
早在90年代初，个旧地表砂矿的锡矿资源就已消失了。1993年起，个旧锡矿业连年巨额亏损。1997年后，矿山企业开始下岗分流，三年间就裁减了1.2万从业人员。
产业工人失去了矿山，沦为低收入群体，生活艰苦而单调，个旧随之被列入全国HIV感染者人数与当地人口数相比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名单。曾让个旧人为之骄傲的“工人村”，成了最早沦陷的地方。工人村里，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名词，比如“毛线鸡”。
红色砖墙和上世纪苏联式的筒子楼，是工人村的标志。从工人开始大批下岗开始，狭窄的巷道里出现了很多妇女，她们总是搬张小凳子，坐在房前，打毛衣或织十字绣。有男人到来时，她们才默默收起毛线，走进小屋。男人紧随其后，关上门。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她们就在这里，以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出卖身体。时间久了，工人村的老居民们就给了她们一个新名词——“毛线鸡”。
据当地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介绍，工人村的“性工作者”人数已无法统计。公益组织服务的贫困女艾滋病患者，最多时有800多人，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下岗女工。这几年，随着她们的流动或死亡，目前还在联系的有200多人。
入夜后，我们找到了其中的一位——红芳。18岁那年，红芳顶父亲的班，进入矿山工作，每天操作升降机。领到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红芳专门跑去村口的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红芳说，那时候，一切都那么美好。靠着矿山，钱来得太快，当资源换取的暴富遇上毒品，滑入歧途的速度之快，连红芳自己都感到惊讶。意识到问题时，她已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变化同样来得很快。资源耗尽，矿山被关闭，红芳一下子失去了收入来源。吸毒这项奢侈的恶习，变成了压垮她的负担。后来，红芳便成了工人村的“毛线鸡”。如今已46岁的她，涂着粉底，描了眼线，依然遮不住脸上的皱纹。由于艾滋病已经病发，她的状态每况日下。
聊了不到一个小时，红芳开始呵欠连天。红芳坦然地说自己毒瘾来了，然后开始打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催促对方赶紧送“货”来。不久，红芳出门去迎接。刺眼的车灯照亮了她的剪影，不一会，她就消失在这条朴素的工人村小巷里。
红芳拿到了毒品，立刻从床底拿出她吸毒的家什。没有任何密封与消毒，这些工具随意放置在半个纸盒里。用这些简陋的工具，红芳开始了半个多小时的吸食与注射。HIV的发病让她全身肿胀溃烂，再加上长期吸毒，血管硬化，她只能在大腿内侧，肌肉稍有弹性的部位注射。
如今，她每天需要消耗150元的毒品，所有毒资都来源于这张床。红芳一次次出卖身体，换取10到30元不等的嫖资。志愿者告诉我，按照现在的状况，她的生命估计也就剩一年左右了。
这些年，当地警方都曾多次大规模扫荡这一色情行业。但这并没有彻底铲除这一“毒瘤”。只是让这些性工作者更加隐秘而已。
“她们很多已经到了病发期，大多数人也已经被家庭抛弃……”志愿者无奈地说。
一个美丽的葬礼
“近段时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死亡，看到他们临近死亡时对生命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对家人朋友的不舍……”这是一名公益组织志愿者工作笔记中的话。
那天，与她的谈话中，我们又听到了一个新词——“爬烟囱”。
个旧工人村中，身患艾滋病又染有毒瘾的女人，往往会被家庭抛弃。她们死后，甚至没有亲人愿意来收骨灰。在个旧这片公墓前，志愿者告诉我们，这10年里，经过他们的手送走的姐妹，已经有82人，但只有12人的家属来收了骨灰，竖了墓碑。其他的姐妹，都“爬了烟囱”。
“爬烟囱”形象到有些黑色幽默。这些被抛弃的女人，因艾滋和毒瘾死去后，因无人支付尸体保管费及火化费，她们的遗体只能被送入焚烧炉，尸体来回翻滚，烧成骨灰。最终，被加大马力的鼓风机，直接从烟囱向外吹散，变成一缕青烟。
离开个旧那天，我们一步步离开个旧工人村。穿过狭窄的街巷，很快可以走到个旧湖边。新城的高楼沿湖而建，拔地而起。从老阴山的山顶俯瞰，工人村被高楼重重遮挡。这座笼罩在阴影下的地方，依然在自身的残酷生态圈中挣扎。离开的那天，我和王哥聊了四个小时。他说，自己这一生沉浮，与个旧这个城何其相似。上周，红芳的电话停机了。昨天，刘刚发来短信，说自己找到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