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家务劳动，你会想到什么？或许脑海中会浮现洗衣粉广告里的场景——妈妈使用产品轻松去除污渍，看着洁净衣物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或者天然认为这是女性天生擅长、出于爱意、心甘情愿投身的劳动。又或者脱口而出评价道：“只是个家庭主妇而已”“只是干家务活儿而已”。
家务劳动每一天都在重复上演，维持着日常生活的运转，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但长久以来，在男性主导的学术领域中，女性的经验都长期被忽视，家务劳动这一看似平凡琐碎的事务也从未被当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女性学者的推动下，家务劳动开始引起关注，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Ann Oakley）进行了一项探索性的研究，亦是方法论上的开创性尝试——倾听家庭主妇关于家务劳动的真实心声，并将家务劳动视为工作，如同现代社会中其他的工作一样。
奥克利访谈了伦敦的40位家庭主妇，她们来自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年龄在20到30岁，已经结婚并且至少有一个5岁以下的孩子。她认为，尽管这是一个小规模调查，但仍能推进我们对当今社会中女性的现状以及都市家庭生活的了解，对社会学知识做出贡献。在该研究中，奥克利描述了家庭主妇的实际经历以及她们对家务劳动的态度，并且分析了包括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家庭分工、社会互动模式等因素对家务劳动体验与感受的影响，从而进一步解释家庭主妇之间态度和工作情况存在的差异。
热门小说改编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讨论了女性做家务与育儿难题，引起广泛讨论。
家务劳动也是一份工作
人们常常用“家务劳动”这个词概括了女性为了维持家庭日常运转所做的所有的事，但奥克利指出，家务劳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许多性质不同的劳动任务组成的，并将之划分为清洁、购物、做饭、洗碗、洗衣、熨烫六大种类，主妇们对于不同的任务也有不同的感受与偏好。主妇们在做家务中所看重的积极性因素包括能够与人交流、保持“好”心情、有足够的时间、有好的工作环境或劳动工具、有足够的钱、工作能够获得别人的赞赏，而带来消极体验的因素则是单调重复、工作环境差或工具效率低、处于“糟糕”的情绪中、劳作中有孩子牵绊、没有足够的时间、社会隔离、不得不兼顾工作。奥克利认为主妇们对家务劳动的叙述和对其他工作的叙述方式是相似的，她们将家务劳动视为一份工作，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工作一样，家庭主妇也并非人们刻板印象中的“赋闲阶级”。
另一种常见的观念是将家庭主妇视为被压迫的工人，所谓“她在每况愈下、令人不快且本质上是自我否定的工作中被奴役”。那么，家庭主妇对工作的不满从何而来？奥克利借用社会学对工厂劳动和有酬劳动研究中“工作满意度”的概念来评估家庭主妇对自己工作的总体态度与感受。对“家务满意度”的讨论具有方法论上的创新意义，这意味着主妇们得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假如说家务劳动是女性的“天职”，是作为妻子、作为母亲必须履行的职责，她们应该恪尽职守、甘之如饴，没有理由感到不满，或者说，满意与否并不重要。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当你知道自己必须感到满意时，即使真的不满意又会有什么意义呢？”
已有的许多研究认为，对家庭主妇传统角色的不满是属于中产阶级的特殊现象，是少数受过良好教育中产阶级女性才会有的感受，奥克利在研究中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不满意”占据了主导，并无阶层差异。产生这种不满感受的重要原因是，家庭主妇目前或过去从事的有酬工作与她作为家庭主妇的地位之间有落差，家务劳动与有酬工作的体验形成对比，家务劳动得不到经济回报、与世隔绝、不被认可，又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无论是从事低技能、重复性工作的工人阶级女性，还是相对从事职业地位、声望相对较高工作的中产阶级女性，都有相似的感受。
当我们提到工作，通常会想到许多“不得不做”的事，也就是说，工作通常意味着受到外在规范的约束，规定着我们何时、如何、以何种标准完成特定的任务。而家务劳动则看似与之大相径庭，没有外在硬性规范的约束，不被监督，这种“自主性”——如果用主妇们自己的话来说即“做自己的老板”——也确实是家庭主妇们在描述自己劳动时常提及的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务劳动就是随心所欲的。奥克利发现受访者们在描述自己的日常劳动时，都会提及自己在家务劳动中必须坚持的标准，以及实现该标准需要遵循的例行常规程序。当然，不同的人设定的标准和执行的常规不尽相同，有高有低，或严格或宽松，但这也说明了家务劳动的确存在某种连贯的工作结构，也需要遵循特定的规则，这和其他工作是相似的。
奥克利认为所谓“自主性”的背后实际上存在两个悖论：其一，标准和例行常规的制定看似是由人们主观决定的，但是它们“被神奇地客观化了”，也就是说，家庭主妇自己制定出的标准成为了一种需要严格遵守的外部义务；其二，这种客观化的过程实际上削弱了所谓“自主性”，她们被自己所设定的标准和常规所束缚，“女性与她们自己订立了秘密合同，她们成为自己的老板、评判官和奖励给予者”。
《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英）安·奥克利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与“女性气质”捆绑的家务劳动
女性为成为家庭主妇所做的准备，实际上从童年时期就开始了。
奥克利讨论了女性童年时期的社会化经历，揭示了在这个过程中女性身份、女性气质是如何与家庭生活、家务劳动捆绑在一起的。女孩在童年时期认同母亲作为榜样，受访女性在叙述家庭劳动时，常会提及儿时做家务劳动的经历，并且常常以母亲作为参照来界定自己的家务劳动行为，将母亲视为模仿的榜样，或者是试图逆转母亲的模式。家务劳动的职责具有性别属性，被认为是女性化的，家庭生活通过社会化过程与女性气质相联结，内化在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中，她们早期对家务劳动的认可帮助形塑了未来的行为，并且这一点并无阶层差异，不同家庭背景的女孩从小就对家庭主妇的角色形成了基本的认同。
在婚姻之中，夫妻双方如何对家务劳动进行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是否会随着女性参与有酬劳动、婚姻关系趋于平等而发生转变？男性是否会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奥克利的实证资料发现，参与家务劳动和育儿活动的男性仍然是少数，婚姻生活其他方面的平等共担（如共同的休闲社交活动、共同做决策）并不能准确预测家务和育儿的平等分工，人们所期待的夫妻地位平等的现代婚姻中，家庭任务层面的不平等仍在延续。
此外，奥克利认为性别角色规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婚姻中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分工模式的背后发挥很大影响的是人们对于家庭中男性、女性“合适”行为的观念。她在研究中发现，人们仍然将女性与家庭生活联结在一起，并认为照顾家庭和孩子是女性自然而然、更加擅长的事，尽管出现了男性更多参与家务劳动的趋势，但关于两性角色的理念并未改变，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和抚育子女的主要责任人，这种观念不仅为家庭主妇所有，也暗含在社会学研究的预设之中。
为家庭提供支持才能促进性别平等
女性在家庭中进行着工作，这种工作被隐藏、被遮蔽在她们为人妻、为人母的性别假定面纱的背后，奥克利通过研究，把这一看不见的劳动揭示出来。她指出女性的家庭责任持续存在，是走向性别平等的一大障碍。对抗性别歧视，需要对现状进行理论分析，需要制度层面的努力，需要消除文化与观念上对女性的偏见，而奥克利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女性自身意识的提升，意识到社会是如何将女性气质与家庭生活捆绑起来的。
如今，社会学者们不再像安·奥克利当初那样面对着质疑和阻碍，家务劳动已经成为一项有关性别平等、家庭与婚姻关系的重要研究主题。家务劳动被纳入大型社会调查之中，学者们得以获得实证数据，运用更加复杂的统计分析技术来进行研究，呈现家务劳动时间以及家庭分工的现状与变迁，分析家务劳动分工模式、男性参与家务与育儿的影响因素，探讨家务劳动对两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影响，等等。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家庭规模小型化，养老育儿照料资源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家务劳动的外包、市场化家政服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当家务成为有酬劳动，将会如何影响家庭关系，劳动者的现状和劳动经历又是如何，这一产业应该如何发展，也成为重要议题。学者们也呼吁应在公共政策层面做出努力，为家庭提供支持，促进性别平等。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陈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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