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NHK的节目打出“政府决定将核废水排入海洋”的字幕，我不由地想起了2015年6月到访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见闻。
我是从韩国首尔“世界科学记者”大会现场直飞东京的，当时日本政府定下的灾后集中复兴期已经结束，可能是为了展示阶段性成果，更有可能是急于证明核电的安全，希望通过国际传媒向邻国“传话对表”，包括我在内的十余名国际传媒代表，在一个蒙蒙细雨的清晨搭乘巴士向福岛出发了。
东京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奥运圣火”传递起点“J Village”， 这里原本是一个足球训练基地，来不及撤下运动标语，就被改造成东京电力公司核灾应对中心。墙上唯一增加的彩色装饰，是附近小学生图文并茂写给核电站工人的信：“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的命”、“你们是英雄”、“希望你们和家人早日团聚”，统一的落款时间是2011年3月18日。
每个想从“J Village”继续前进到核电站的人，都必须接受两次辐射测量，为的是确认进场前后体内辐射增量没有超标。小森明生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对这种检查习以为常，如果没有核灾，小森明生会在副总经理岗位上退休，讽刺的是，因为核泄漏，他反而得到核电站稳定中心总经理职务。
坐在巨大的白色机器前，检查只用了一分钟就完成了，为了防止核污染而造成财物损失，只携带一支笔和一本笔记本，我和小森明生就乘专车一路往北，目的地是20公里外的核电站。
可以不戴手表，但在核灾禁区绝少不了随身携带辐射测量仪。“这是一项永远不会结束的工作，”车窗外是大片农田中散落的绿色塑料薄膜，小森明生轻声嘟囔，薄膜里是准备用人工方法除污的土壤。车速不快，我们都下意识地盯着辐射测量仪，过了禁区外唯一的还营业的24小时便利商店，测量仪上的数字开始变化。
这里是富冈町，每小时0.6微西弗，车又开了五分钟，数字变成1.1，超过了国际辐射委员会定下的普通人年均1毫西弗的辐射标准。到了接近核电站的大熊町，一开始是每小时2.7微西弗，随后数字跳到6.0。见到我有点慌张，小森明生倒是很镇定，“这附近测量过的最大数值是8.5。”
几乎是屏着气，我们沿着规定路线走到核电站内的防震楼，这栋灰白色的建筑既是现场指挥中心，也是穿脱防辐射服的地方。全身里外三层，脚下是厚重的铅鞋，手上戴两副手套还要仔细拿胶带密封。为了降温，马甲里装的是冰袋，还随身携带一台微型辐射测量仪，能够像计步器一样累计当日辐射量。在厂区内上下车，就连穿脱鞋套都有严格规定，下车时有专人负责摘取，千万不能自己动手。
在核电站堆芯熔毁的1号、2号和3号机组中，前两个机组情况最为复杂，内部温度最高。3号机组由于爆炸坍塌，安全壳内的垃圾很多，可谓各自面临不同的困难。除了用大量海水进行冷却取得了进展外，其他一无所获。
一边陪我走向2号机组，小森明生一边说，眼下如何取出熔毁核燃料成为处理废堆面临的最大难关。“1号有392根，2号有615根，3号有566根，1号和3号内温大约20度左右，2号则最高大约25度。”一度想用机器人来探测内部情况也纷纷宣告失败，在小森明生的眼中，要说唯一乐观的迹象当属污水处理，“以前每天要处理400吨，现在只有300吨。”
本文作者当年在福岛第一核电站。
或许是靠近海的缘故，核电站上空空气永远是雾蒙蒙的。路边的一切物品几乎都被打上了“污染”的标签，在有7000人工作的禁区，按照距离机组远近划分，每个人工作的时间长度也不一样。在辐射量较高的2号机组附近，一个工人的极限工作时间是10分钟，也就是600秒后就得离开。
正准备记录更多机组受损的细节时，让我后退的声音一遍遍传来，“这里辐射量是276微西弗每小时，得赶紧离开。”
经过身体除污和随身携带物品辐射量检测，我又回到“J Village”，核灾禁区之行宣告结束。一路下来，拿到三个数据，整个活动辐射量是0.3微西弗，相当于去牙科诊所拍了三次牙齿X光片，而全身辐射测量仪的前后数据分别是418和518，上升亦不明显。
我望着周边的山还是苍翠青山，水还是潺潺清水，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脱下了沉重的辐射防护服，只觉得畅快呼吸真好。
十年潜心钻研风湿病的越知沙惠博士，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10天，收到了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因为家乡史无前例的大地震，她把专业换成了公共健康方向。
2013年，带着在世界卫生组织实习经验和帝国理工文凭，她重回福岛相马中央医院，她说她毕生医学工作想要得到答案的问题是：福岛核灾到底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
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造成逾万人死亡，数千人失踪，这已经是永恒的痛。越知沙惠说，还有一些被忽略的死亡，“政府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核灾发生后，核电站方圆20公里划为禁区，再往外10公里是紧急疏散区，人们被建议留在屋内，不要外出。可是死神就埋伏在10公里中，“这是看似合理的建议，但是当时50公里范围内没有食物供应，政府也没有考虑到生病和独居的老人，许多老人死于脱水和饥饿，罪魁祸首并不是核灾。”她不愿意向我透露那个灾后调查一个月，看到真相同行的名字。
她所在的医院积累的病例，更真实地讲述上了年岁却无家可归的核灾难民，现在是如何一点一点耗尽生命的。“住在临时居所的老年人罹患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几率更大，握力和腿力也很差。”尽管在地食材辐射量已经正常，但住在临时住所的老年人不出门，不吃鱼，更不吃容易附着核辐射颗粒的蘑菇。
至于之前日本政府迟迟不愿意正视的问题，即福岛核灾是否会增加居民罹患癌症风险，越知沙惠说，五年过去了，可以看到放射性物质铯检出率明显下降，但就没有直接致癌的证据，“2011年9月和10月是中小学生的高中生以上居民的检出极值，现在几乎检测不到了。放射性元素铯137在70至79岁的男性体内检测出最多，”说罢，她补充一句，或许还有一个原因是政府不愿触碰的，“如果承认核泄漏能够致癌，今后巨额医疗开支和赔偿都是惊人的。”
越知沙惠说，许多被招募从事清除辐射土壤工作的季节工都是流浪汉，他们不具备辐射知识，生活条件又差，再加上没有医疗保险并经常在山区灌木中工作，未来成为医疗机构负担的可能性极大。
临别之际，她随手翻阅自己家乡的相册，上面的照片就好像这里没有遭受过灾难一样，黑色骏马在樱花树下吃草，越知沙惠和友人举杯欢笑，两朵紫色的荆棘花在田间开放。她拜托我把这样一个信息分享给全世界，“外围辐射量恢复了正常，但公共健康的恐慌仍在。任何重建家园的计划不仅仅是建一幢楼那么简单，重点是重塑社区居民的健康信心。”
三春町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以西45公里，每逢樱花时节，巨大的三春泷樱总会吸引不少游客。核灾发生时，从禁区避难的车辆在这里大塞车，这一幕还印在副町长茂深谷脑海中。
我离开福岛核电站时天色已晚，所幸能够夜泊在三春里田园生活馆。在那里，遇到了茂深谷还有日本东北大学的物理系副教授小池健，后者如今主持着一项民间辐射测量计划。
在日式风吕“里汤”洗尽疲惫，茂深谷打开了话匣子，“我1980年开始就在这工作，地震发生五年前当上了副町长。”和一般人想象中发生地震后的秩序感不一样，茂深谷说那时候和仙台的通迅并不通畅，“听说发生了核泄漏，我坚持要仙台给我们发碘化钾片，一开始数量不够，只能让老年人先服用，后来40岁以下的人也都服用了。”
小池健接上话茬，“这种应急药主要针对放射性碘辐射而引起的甲状腺癌。”三春町是唯一一个给两万居民发放服用碘化钾片的地方。
不过，就算及时服用了碘化钾片也不意味着安全。福岛最新的筛查结果显示，在青少年人群中已经发现116人罹患或疑似罹患癌症。而正在进行的第二轮检查中，也发现了51人罹患或疑似罹患癌症。
说起2011年6月20日正式启动的民间辐射测量计划，小池健和我说，有一名叫佐久间宽的老科学家，早在地震发生四天后就记录下空气中飙升的辐射量，他们的数据显示，在2011年3月15日2号和4号机组接连爆炸后，空气中的辐射量达到极值，“幸好那几天风向是朝向太平洋，否则就会酿成更大的惨剧。”
仙台迟迟不给辐射数据，茂深谷做出全城发放碘化钾片的决定也靠的是民间数据。那是2011年3月11日下午一点，“眼看着辐射量越来越高，做出决定后，辐射量在接近2点30分时达到极值。”
东京不想公布的数据，反而被茂深谷他们所掌握：按照年计算，在考虑到自然本底辐射范围内，十年后最多的人可能积累辐射超过20微西弗，平均值也在10微西弗左右。然而数据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处于国际辐射委员会公布的日本人年均辐射量合理范围内。
万籁俱静，茂深谷和小池健都不太说话了，偶尔说出的一句是他们不恨核电，如果当年没有核电站，福岛还是一个落后的农村。他们说，福岛核灾彻底改变了日本的能源结构，重启核电也是情理之中，“要不然，东京奥运会都可能办不成了。”
日本有一部描述山神和海神的《古事记》，里面说海洋是日本人永恒的母亲，那里是神明之所。我在结束福岛之行时，曾有两个预言，一是核能全球重启，二是贮藏核废水的储水罐已快摆不下了，核废水不得不排入海洋。前者很快应验，后者如今也成了热点话题。
核废水入海固然部分是一个科学问题，但作为一个深入核灾现场的人，我十分不认同菅义伟首相口口声声表现出来的那种确信和坚定。要知道，自然无垠，人类虽然从自然界发现了核，但许多海洋的奥秘仍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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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杨立群 文字编辑：杨立群 题图来源：作者提供 图片编辑：雍凯
来源：作者：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