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炒米视角
清末同治年间，一户周姓人家“闯关东”，来到了辽宁瓦房店和平村黄店屯定居，经过数代人的苦苦经营、繁衍生息，家当传到了一个叫周春富的倔老头手里的时候，全家大约20口人生活在一起，有240多亩耕地，还有1个染坊、1个油坊（兼着磨坊）和1个小卖店。膝下子女8人，5男3女。其中最有出息的是二儿子，在外面做生意。
周春富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到什么程度呢？“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甚至到了大夏天，因为干活汗浸在衣服里，衣服不经穿，而整个夏天周春富都光着上身，所以背部被晒得逡黑，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了他死的那年。
周春富不但对自己刻薄，待人也极为刻薄，即便是子女，为了省钱，不让子女去读书，认为读书不如在地里刨食。家里除了有种地收成保障之外，穿衣可以自己织布染布，吃油自己榨，吃米吃面自己磨，甚至火柴，煤油这些生活必需品，也有小卖店，自给自足。
（周春富的长子）
如果在一个封闭的社会模型里，这种自循环的经济结构，可以维持几千年。这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小农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里，不单单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内循环，也有其“扩张模式”，那就是每每省下一点钱，周春富想到的事情，便是去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总是会习惯性问一句，你（地）卖不卖啊？随着地越买越多，这种模式就普及得越来越大。
看到这个场景，让人想起来的差不多是在元宝镇时期的朱开山吧？很显然周春富比起朱开山更合适叫“土鳖地主”。而此刻万事不求人的周春富，事实上更像白嘉轩，腰杆子直得很。
所以周春富同时可以将自己的刻薄延展发挥到身边的每一个人身上。比如明明是做善事，到年底小卖店里送火柴给乡亲，结果他却习惯性地在每盒火柴里抽掉一部分；比如磨面的时候，非得过一遍筛子，掺一点杂粮；嫌弃帮工光吃饭，不干活，整天放在嘴上叨叨。但实际上这些看似刻薄荒诞的行为，并不是针对别人的刻薄，而是这就是周春富本人的习惯，他对自己也是这样。所以他对别人没有恩德，甚至连自己的子女都讨厌这样的一个倔老头，固执己见，没情商，刻薄。所以这样的人命运注定不会太好。
但是实际上从1840年开始，小农经济模式就一直在受到冲击。所以当时间走到1946年的时候，土地改革运动爆发，那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注定被历史淘汰，本来周春富这个角色也就彻底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但是因为一个艺术创作的角色，一个几乎成为成语的词汇，“半夜鸡叫”，一个叫“周扒皮”的无恶不作的角色闻名了半个世纪。
2008年10月21日，高玉宝接受媒体采访，意味深长地说了16个字，“周扒皮是旧中国地主的集中概括。”
”半夜鸡叫”非常合情，但不合理。这种事情像周春富这样的人的确能干得出来。但是天还没有亮。天没亮，到了地头又如何干活？过分拉长工时的结果不但保证不了工作效率，而且还降低了工人的工作积极性。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得不偿失的管理操作。最最关键的是”得罪人”，在那个社会失范的动荡乱世里，还是应该多学学杜月笙，吃好人生三碗面，在人生最绝境的时刻，至少有人愿意帮你。
那些说周春富是老实良善之辈，替”周扒皮”翻案的人，未必就是良善之辈。周扒皮的悲剧不单单是历史原因，更多的也是其做人失败的原因导致的。
对于这一点，周扒皮炒米曾经深深误会了。
文/炒米视角
原创首发，欢迎关注或吐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