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 | 标准过高规范过细，捆死基层手脚搞形式主义？

半月谈记者 徐扬 汪伟 邵琨

规范化和标准化，是加强科学管理、推进工作提质增效的重要手段。然而，基层干部反映，规范化和标准化在一些地方执行起来，规范走了形，标准变了味，手脚被捆死了，心思全花在“描眉画眼”上，容易滋生只顾虚功、不重实绩的苗头。过度规范化和标准化，极易成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新变种。

捆着手脚喊冲锋

“每年的文体活动、儒家讲堂等要达到一定次数，志愿者人数要达到相应规模……”谈到工作过度规范化、标准化问题，东部某省一名乡镇干部叫苦不迭，“规范化和标准化我们赞成，但有些规定一点也不接地气，根本没法执行，但还不得不办。”

近年来，基层管理逐步规范化、标准化，这无可厚非。但半月谈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些规范和标准经过层层加码或叠床架屋的繁复设计后，让工作的重心发生倒置，重“形”不重“实”、重“痕”不重“绩”的问题也逐渐显现。

——规范和标准过多过细，基层干部感觉被捆住了手脚。

一些干部坦言，很多看起来有图有真相的材料是编出来的虚功、摆出来的假象。“但没有办法，上面就是这么要求的。”他们对自己这种工作的评价是“捆着手脚喊冲锋”。

例如，北方某市要求农村建立志愿者服务队，并对服务次数和志愿者注册人数作了明确要求。“志愿者注册人数要达到户籍人口的10%以上。”一名乡镇负责人说，一个乡镇户籍人口两三万人，实际在家人口仅为户籍人口的60%左右，而且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轻力壮的大都外出打工了。但要达标就要注册两三千人，基层干部不得不挨家挨户跑，找人挂名，精力大量被牵扯。“发展志愿者需循序渐进，要求过高、标准过细，基层手脚就被捆住了，工作重点也模糊了，眼里全是数字。”

——规范管理成了模板管理，基层生活变得“整齐划一”。

东北某市近期共享单车数量大减，一度出现“骑车难”。市民四下打听才了解到，有关部门为了加强管理，把大量共享单车堆放在一处闲置的工地内。一位市民说，所谓的规范好像是做到了，但生活很不方便。

——规范管理的标准过高过难，基层只能摆样子装门面。

在东部某省的一个乡镇，上级要求每个村都要建设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除了贫困村和人口较少的村外，绝大多数村的服务中心面积要求不低于200平方米，且下达了达标率的考核指标。

“经过调查，有的村办公场所总共不超过90平方米，服务中心怎么能达到200平方米呢？”一名乡镇干部说，为了满足要求，有的乡镇好不容易租到一处闲置的民房，打扫完卫生，摆上器材、桌子、图书等，凑够面积要求。检查组来到后，发现墙上有一处插座，上面插着一个手机充电器，上面落满了灰尘，被认为“有生活气息，不能算入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面积”。

这名乡镇干部不解，在村里，家里没有家具等生活用品的空宅几乎没有。本来这200平方米的要求就很难满足，又有达标率的考核限制，这不是逼基层造假吗？

“虚功”危害大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过度规范化和标准化，导致规范化成了做“虚功”的手段，“高标准”成了“假负责”的外衣。

落实工作，从求实变成求“靓”——

一些基层干部坦言，一些本该经过调研制定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安排，是靠“拍脑门”定下来的，部门之间相互抄袭编出来的。

在一些领导眼中，规范越具体，标准越细，才越能体现出工作态度认真。有时为了追求形式美，还要生造一些概念。

布置工作，从求好变成求方便——

一些负责绩效考核的干部表示，规范和标准越是具体，评价业绩时也越简单、直接，所以现在一些部门喜欢量化考核，一些很难量化的工作也要变着法子量化，列出时间表、路线图。“如果我每天按着量化表格干完了工作，是不是意味着出了纰漏与我无关呢。”一名机关工作人员说，这样的表从制作出来起就只是发挥“指导”作用。

一名工作人员说：“别小看这些带着‘规范化、标准化’帽子下来的工作，将来都要对着条条框框一项项对标。别管上面抓的对不对，接不接地气，只要把表填好、材料写好，就能过关。”

基层执行，从反感变成习惯，甚至由恨生爱——

近期，南方某地一张执法人员半蹲在菜市场摊位前用拉直线的方法衡量蔬菜摆放是否整齐的照片火了。这种“用绣花功夫进行农贸市场精细化管理”的做法引来批评。

有基层干部反映，以前说包子好吃不在褶上，现在工作干好全在面上，只要照着上级机关制定的标准和规范做好工作留痕，就能顺利过关。“熟悉了这里面的门道，工作其实更好干了。”东北某省一名乡镇干部对半月谈记者说，过去干工作常年走基层，干了不少活却不出数，“现在好，照片上墙就算干活了；表格填好，就算完工了。尤其是上面很多检查，也对表不对事，认认真真走好形式就万事大吉”。

抓工作干事业，要“走形”更要走心

“过度规范化、标准化是形式主义的新变种。”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说，变形变味的规范和标准，隐蔽性强，危害性大，基层往往有苦难言。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过度规范化、标准化的一大要害在于无视千姿百态万马奔腾的基层实践，而要用一把尺子量遍基层事务，束缚了基层活力和创造力。标准和规范往往是上面定的，有“手把文书口称敕”的权威性，成了考核的指挥棒，自然而然地将基层的注意力和精力吸附于此，而不是实打实地把工作做好做扎实。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表示，工作管理走上规范化和标准化，是趋势和方向，但要做到讲科学重实际。所谓的规范和标准，要多一些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少一些简单而来的“拍脑门”决策；规范和标准的制定，既要让基层工作有抓手，有约束，也要给基层留有空间和余地。

受访基层干部表示，期盼把整治过度规范化、标准化纳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系列表现中，集中清理一批过度留痕、过度规范化、过度标准化的规定，为基层松绑解套；在督导考核上，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重要标准，而不是所谓“规范”和“标准”的程度，让抓工作干事业“走形”更走心。 （刊于《半月谈》2020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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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