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指控美国在乌克兰实施了大规模军事生物计划，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对于这一指控，先是美国国防部、国务院撇清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隶属关系，随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强调乌克兰生物实验室是“生物研究设施”而非“生物武器研究设施”，总统拜登轻飘飘地宣称俄罗斯是在“虚假指控”。
缺乏全面澄清
作为国际军控体系和战略稳定的重要一环，生物武器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国际社会极为敏感的话题。随着俄罗斯给出的美国在乌克兰军事生物活动的细节和书面证据越来越多，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疑云越来越重。面对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面对世界卫生组织销毁这些实验室病原体建议，作为事件的主要当事方，美国和乌克兰除了给俄罗斯扣上“操控虚假信息”这个帽子外，却并无更多更全面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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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生物实验室是否开展生物武器研究，显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据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家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P4）实验室，以及多达1495个生物安全三级（P3）实验室。并且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还在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控制有336个生物实验室。
回顾历史，美国在生物武器政策上、对国际社会的生物安全承诺上并不持久明确，而是翻云覆雨、出尔反尔的。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曾先发展生物武器而后“积极”推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先推动而后强烈反对国际核查议定书谈判。二战以来，美军先是以降低疾病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为由，在欧洲、东亚、非洲、南美等建立了至少7个官方、建制化陆海军海外军事医学研究基地和生物实验室，并覆盖全球主要地理区域。冷战结束后，美军又以“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威胁为名，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新一轮合作威胁降低方案》等，或强迫或利诱26个国家，在东欧、中亚、东南亚进一步资助或控制众多海外生物实验室。
因此，对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问题，美国轻飘飘的几句话，显然是不负责任的。是确有难言之隐，还是这个头号军事强国骨子里的傲慢？美国是否撕去了在本土生物实验室不敢、不便开展进攻性生物武器研发的遮羞布，事实上已经越过了红线？在这个事情上，美国政客的遮掩，只能加速国际社会的警醒。
监督体系失语
不容否认的是，美国政府资助的海外生物实验室建设运营，事实上将本土的高风险病原体的泄漏或扩散风险强加在他国人民头上。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就暴露出美国资助在乌克兰开展了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具复杂技术水平的生物实验。而从业界普遍经验看，乌克兰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
更令人忧虑的是，美国政府资助的海外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更多企业、基金会、半官方机构、非政府组织以传染病防控和“全球卫生安全”为旗帜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国际舞台。这些入局者有着特有的便利，既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又存在主动进行风险逐利的可能性，难免令国际社会深深疑虑。正如俄罗斯新披露的证据显示，拜登之子所管理的公司参与了美军在乌克兰的军事生物计划。
同时，美国国会、司法机构、主流媒体等监督体系对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事件的选择性失语已经表明，美国政府，至少是部分核心决策层，已经被部分利益群体捆绑，走上了一条黑暗之路、泥泞之路。
“养蛊”必遭反噬
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彻底放弃了原有生物武器政策，美国依然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缔约国。但美国政治现实决定了其高度保密的、缺乏有效外部监督的军事生物项目的发展，事实上助长了生物武器扩散的风险。
尽管国际社会对美国巨额生物防御预算、遍布全球军事生物实验室一再表示质疑，但美国政府依旧矢口否认研发生物武器。但“养蛊”必遭反噬，“基地”组织即是证明。
从长远看，这类缺乏透明性、缺乏严格监督的海外生物实验室如果不加以管制和制度性约束，不仅将造成风险外溢，还将造成更广泛的各类社会后遗症。显然，这是美国强力追求军事霸权的悲剧，也是美国政治的悲剧。
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王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