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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配送成为伤亡率最高的职业之一：在上海市，每2.5天就有1名外卖小哥伤亡！
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送餐外卖行业的伤亡道路交通事故共76起，相信还有更多的小剐小蹭等交通事故没有统计。
中国外卖市场用户规模已达6亿，每周最少有4亿外卖飞驰在大街小巷，是外卖小哥撑起了中国千亿级规模的餐饮外卖市场。为了一单7块钱成为亡命徒，在外卖小哥身上，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反思。
悬殊的奖罚和有漏洞的“智能算法”
外卖小哥总是在拼命赶时间，因为准时意味着赚钱，超时意味着罚钱，首先在奖罚机制上，就存在问题。
95后外卖小哥刘威算了一笔最挣钱的账：“送一单外卖赚7块钱，一天能送40单，加上保底工资3000元，一个月最多挣个一万出头。”
看似送得多赚得多，但外卖小哥罚得更多。刘威说，“送餐超时扣20，等于三单白送。要是有顾客投诉你，先罚款200，半天儿白送。”
用餐高峰期，外卖订单会在短时间内大量产生。就算是对时间精打细算的刘威，也免不了要超时，“不到一个小时让你送六七单外卖，除非你是闪电侠。”
如果超时，刘威就先给顾客打电话，问问顾客能不能让自己先点击“送达”，顾客同意，就是他的小确幸。刘威说，“大多数顾客都挺体谅的，不过也有没运气的时候。”
8月18日那天，北京暴雨。刘威从10点开始送到下午2点，他全身淋透，“雨衣根本不管事儿，裤衩子都是湿的。不过暴雨天气，顾客都挺理解的，都跟我说 晚点没事，辛苦 什么的”。
然而，中午最后一单刘威还是收到了投诉。“200块啊！这半天的雨算是白淋了。”这个小伙子咬咬嘴唇，“咱也不是说客户不对，毕竟是咱送晚了。”
外卖小哥成了时间上的穷人，刘威说，“派完单后，系统会给你算出个时间，但是系统算出来的时间是死的，送餐过程中的各种突发状况则是无法预料的。”
刘威有次送外卖，按着地图显示的最短路线走，结果钻进了死胡同，一堵墙扎扎实实地挡在了面前，翻过墙确实就是目的地，“跑外卖地图是靠不住的。”
如今互联网＋送餐的模式已经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人工智能派单”，利用大数据进行系统派单。然而，不管技术怎么优化，更多是从平台自身提升效率的角度来设计，而不是从外卖小哥的角度。
最让刘威恼火的是商家出餐太慢，商家出餐用的时间越多，留给外卖小哥送餐的时间就越少，而大数据没有分开算。
有次刘威眼看快超时了，就先跟顾客沟通，点了“送达”键。结果送了一趟回来，商家还没出餐，餐厅经理推诿的理由更怼得他无话可说——都摁“送达”键了，为什么还要出餐？
其次，车开到小区门口，保安不让进。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子，一言不合，动不动就杠上了。有的保安小哥一生气，趁外卖小哥送餐时拿把锁，把电动车锁了。
刘威也遇到过被保安扣车的情况，可是他还要送外卖，赶时间，情急之下就给保安塞钱，“没有钱搞不定的事儿，况且花掉的钱还不如超时罚款来得多。”
落不到实处的安全保障
外卖小哥出现交通事故，首先是安全教育没到位，当交通事故不可避免地发生后，外卖小哥的安全保障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实际上他们时刻都处在不安中，因为保险得不到落实。
外卖小哥的用工形式分为三种：平台自营配送员、代理商配送员，以及众包配送员。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三种不同用工形式的员工根据相应的保险方案理赔。
平台自营配送员跟平台签约，属于劳动合同工，签订五险一金，但比例很少。
代理商配送员跟代理商签约，属于劳务派遣工，由第三方公司劳务输出。虽然声称的保险标准与自营一样，但实际上很容易出现扯皮的现象。
这些代理商多为私人企业，钻外卖小哥文化程度不高的空子，混淆劳务合同与劳动合同。很多外卖小哥聊起自己的保险，也是迷迷糊糊的，但又不敢去查个清楚，将信将疑地盲干。
侯兵是跟代理商签的劳务合同，“入职的时候让我在合同上签字，不签字就不让开工。签完后也没给合同，也不知道合同里写了些什么。”
不过，侯兵知道自己没有五险一金，不确定出了事故劳务公司能不能作担保，“心里没底，出了事故估计还要自己掏钱。”
所以侯兵不担心交通安全，他更担心的是蹭到老人、撞到好车，“豪车一块漆赔掉两三千，被老人讹上了搭进去一天，严重的这辈子就准备替老人打工了。”
第三种是众包配送员，与平台和劳务公司都没有关系，相当于平台下面的个体户。
据悉，自营和代理商配送员为全职骑手，众包配送员为兼职骑手，所以在设置众包配送员的保险时，按月来扣是不太合理的，因此采用的是众包配送员的保险按天结算，保险费强制从送出的第一单工资中扣除，每天扣3块钱购买意外险。
侯兵有朋友转行做了众包配送员，但一个月只能挣个烟钱。这种强制扣除的日险，同样让他感到不满。
因为只要这天接单，就要扣除保险。“打个比方说，你坐大巴并不想买那种三块钱的意外险，现在送外卖让你天天买，谁乐意啊。”
与此同时，众包配送员没有任何的合同，权益保障被推给了保险公司。外卖小哥的电动车大多没有号牌，也没有行驶证，如果没有合法的牌照，出了交通事故后保险公司也会拒绝赔付。
在交通事故上，众包配送员处于很尴尬的处境，侯兵的朋友说，“要是被别人撞上了，车主、保险公司互相踢皮球，要是撞了别人，就尽量私了了。”
空白的安全意识和图快钱的心
一个勤劳的外卖小哥，能日均奔波40多公里，靠的多是自己购买的、无统一标识的、没有上牌的电动车。
电动车属于很尴尬的车种，即不算走非机动车道的自行车，也不算走机动车道的摩托车，灰色地带给外卖小哥何清水提供了钻空子的方便。
为了赶时间，他不守交通规则地满街乱窜——随意变道、逆行、抢黄灯、闯红灯、越界走机动车道、超速走人行道，“把能犯的交通规则都犯了。”
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问题，外卖行业最集中的问题是时间问题，每个外卖小哥为了赶时间都违反过交通规则，但不少人的安全意识是空白的。
为了一单7块钱，何清水顾不上闯红灯，也想不到自己作为家庭支柱真出了事故怎么办，何清水说，“跑外卖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有这7块钱。”
交通事故一旦碰上了，伤筋动骨都算幸运的。何清水也意识到了，死神其实每天都在身边游荡，“我跟出租车撞上过，还有次闯红灯，直接跟公交车蹭上了，所幸我都没有受重伤。”
何清水的话语中透露着一丝丝的侥幸，“伤亡事故只要不发生在我身上，就行。”
前阵子何清水的工友撞伤了，恢复后跟何清水说——以后注意点就是了，心态跟何清水如出一辙。
何清水是山西长治人，在送外卖之前，在老家挖过煤。后来煤炭行业不景气了，跟着同乡一块来北京送快递。送了一段时间快递，被克扣工资，于是又转行送起了外卖。
在何清水的站点里，有小哥一个月的送单量能达到1100单，月薪一万妥妥的。何清水说，“月薪一万在北京也许不算什么，但我这辈子还没挣过这么多钱，在我们老家，坐办公室的也就两三千。”
对好多外卖小哥来说，进这行就是图个快钱。这些涌入外卖行业的送餐小哥，大多都是何清水这样的打工仔，他们不拘泥打什么工，交通安全也不是他们第一位考虑的事，他们在乎的是能不能又快又多地挣钱。
在各大外卖平台烧钱打价格战时，外卖小哥确实享受到了行业红利，也涌进了一波想挣一笔快钱的人。现在，外卖小哥也感受到了要被榨干油水的紧迫感。
最近，外卖超时时间从15分钟缩减至8分钟，何清水闯红灯更频繁了。他很努力地适应这种变动，但很少去质疑它的合理性，何清水说，“都是打工的小老百姓，咱最实际的还是送好手里的这单外卖”。
如果适应不了，“实在不想干了就不干了”。从挖煤小哥到快递小哥再到外卖小哥，何清水转换着不同的身份，当某天外卖行业不景气了，他摇身一变，又会是另一种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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