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乎被人们遗忘的陈天桥，宣布给加州理工学院捐赠1.15亿美元，用于脑科学研究。这个新闻出来后，很多人表示反对，比如北大教授饶毅说陈这种行为是“典型的错误”，应该捐给中国。陈为什么没有捐给中国?或者换个问法，中国大学为什么收不到私人捐赠?
要点速读1捐赠私人财产，是陈天桥夫妇的私事，不必接受公共舆论的检视，更不必接受站在国家高度的审视。这次捐赠，更可能是陈天桥的个人兴趣，企业家对前沿科学有兴趣是好事。2中国大学难募私人捐赠，和国有办学体制、科研经费机制有关，不透明让富人望而却步。更和高校没有募款传统，不懂方法，不积极主动相关。募款是门技术活。一些低级的恶意揣测可以先歇歇
在将盛大游戏和盛大文学出售后，中国互联网最早一批的风云人物陈天桥，就云淡风轻地消失在公众视野中，除了在网瘾少年这样的话题时，被当做“始作俑者”拉出来批斗几句。
陈天桥“消失”多年后，这次带着争议出现
这一次，他恐怕想不到，一个支配个人财富的捐赠行为，不仅得不到民众支持(这个是常有的)，也遭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反对。著名教授饶毅表示：“陈天桥夫妇选择在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研究都历史悠久的加州理工学院支持脑研究，而不是上升期的中国，是典型的错误。”
这个捐赠有没有错，咱们先不谈。可以先谈一个现象。近几年，只要有中国富人给国外大学捐款的消息传出，很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为子女录取买单”。不可否认，美国排名靠前的一些高校，确实有吸纳校友捐赠，并对校友子女优先录取的传统，但这一点对加州理工不成立。
加州理工学院更像是一个科研机构。它明文规定录取不会参考种族、校友、捐赠等因素。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表示，这世界上没有哪个土豪会弱智到送不成器的孩子去Caltech(加州理工学院)受苦的，同样的钱去读常青藤不就完了?
这次捐赠，更大程度上是陈天桥个人兴趣，不必上升至国家高度
陈天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这两年他拼命学习脑科学知识，已经见了斯坦福、哈佛、加州理工、麻省理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校长，也和国内的知名大学交流过。在2015年春节，陈天桥甚至托人从复旦大学借了20多本脑科学基础教材。
这种巨大的学习热情，是需要兴趣作为强力支撑的。这个兴趣和他做游戏时的经历有关。据陈天桥介绍，盛大游戏最多时上千万人同时在线，如果改一个游戏数据的输入，有的玩家就崩溃了，有的人就上来闹事，有的人则觉得很开心。同样的输入，经过人的大脑的处理，会输出不同的感觉，最后引导你的行为。“信息输入和输出之间，我们的大脑怎么处理?我们对它完全未知。”
加州理工学院官网对陈天桥夫妇的介绍
当然，这可能不仅是陈天桥个人的兴趣爱好，他认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脑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连，他要提早布局。
饶毅批评陈天桥夫妇的捐赠行为，更像是从国家层面出发的。饶毅曾经给出过一组数据，说美国每年投入神经科学研究的资金是50亿美元，中国是2亿美元，只有美国的4%。言下之意是中国更需要这笔钱。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可能存在两处不妥。
其一，捐赠是陈天桥夫妇的私事，不必接受公共舆论的检视，更不必接受站在国家高度的检视;其二，脑科学研究，是基础科研。基础科研对科研工作者自身有竞争，但对全人类而言不存在竞争。中国人一直在癌症治疗等领域受到美国科研进步的好处。把目光只局限在一国，稍显狭隘。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在接受捐款后表示，“本校与这对夫妇共享着同一个愿景。我们都坚信通过对大脑的科学洞察，从而使我们更深地理解人类如何感知世界，以及技术干预如何改善人类体验。”
为什么不捐给中国大学?
为什么不捐给中国大学，似乎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今年3月，陈天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曾经要捐赠给某大学一笔资金，对方开始很高兴，我们说希望你给我一个报告，结果就不给。问题出在哪?他们还是不缺钱，没必要和我打报告做乙方。
是不是真的不缺钱，不得而知，至少从态度上看不像缺钱的样子。陈天桥认为，中国大学得不到私人捐款，是国有办学体制、科研经费机制遏制了整个民间慈善。直接点说，陈天桥即使不愿给国内高校捐款，也是被逼出去的。
反看加州理工学院，他们有一个叫做发展与研究所关系的部门(Development and Institute Relations)，负责与捐赠者和潜在的捐赠者合作，建立一个良好的支持环境，“使资金资源与学校的愿望相匹配，所有的支持者都能够充分参与，享有知情权”。
我国高校的造富能力并不差，2014年，仅清华、北大两校培养的亿万富翁就分别达132位和125位。但是，一些富豪在选择捐款时，并不会把国内高校作为首选。2010年，耶鲁大学2002届毕业生张磊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赠888万美元，这一举动遭到多数网友非议。原因在于，张磊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不捐给人大而捐耶鲁就是“忘恩负义”。
潘石屹2014年捐赠耶鲁也引起一番批斗
在接受捐赠后，捐赠者以何种方式监督资金使用，捐赠资金怎样公开、透明地使用，这些问题在国内大学都不清晰。连捐赠前让你提交一个资金使用规划都不肯，还想在钱撒出去后监督?想给国内大学捐赠的人，在心里不得不掂量一下，我这样做有意义吗?
除了以上这些问题，中国大学之所以收到的捐款少，和他们自身募款意愿、能力低有很大关系。著名美国脑科学研究所冷泉港(ColdSpringHarborLab，CSHL)神经科学主席AnthonyZador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为什么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得到了这项捐赠，很显然是美国大学接受私人慈善捐款的历史更为悠久。”
这话说得一点没错，在美国大学，校长、院长的第一要务就是募款。清华大学潘庆中教授举过一个例子，他有一次和几位老师去麻省理工学院见一位院长，“我们早上见的他，他说中午不能和我们一起吃饭了，因为他要从波士顿飞旧金山，晚上要跟旧金山的一位捐赠者一起在机场吃饭，吃完饭以后他在机场的酒店过完夜，第二天一早再回来。你想，他用6个小时飞过去就为了吃顿饭，睡一觉，再用6个小时飞回来，就是募款去了。”客观地说，中国大学有些校长和院长的观念还没转变过来，觉得“管人要钱”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
个人捐赠，只要不是诈捐，就不必受到任何道德审查。即使从技术层面说，国内的大学应该自己反思，是不是他们把捐赠都逼往了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