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酷暑中，不时能听到响着鸣笛的120车辆在路上疾驰而过。但许多人并不了解，120救护车主要有两种任务类型——急救组负责处理突发紧急情况，而非急救组负责将提前一天预约的、康复出院的老人护送回家。8月18日，记者兵分两路，分别跟随急救组和非急救组的一辆车，体验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工作人员辛苦而充实的一天。
【有人昏倒了……】
在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大吉分站，急救医生汪自文介绍：“近期高温天气持续，我们确实是越来越忙了。”一方面是心脑血管疾病病人增多，另一方面，夜晚醉酒的人也越来越多。对汪自文的采访只进行了不到两分钟，只听他的队友一声吼：“出车了！”话音未落，汪自文猛然从沙发上弹起，一路小跑出了门。
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8月17日，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单日出车1316次，创下历史新高。记者从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获悉，截至6月底，急救中心有393辆救护车及1133名工作人员，其中一线医生251人。今年7月，急救中心日均出车1118次，与第二季度日均1008次的出车数相比，上升10.9%，明显受高温天气影响而上升，并且较2019年7月出车数上升1.82%。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瑞金分站的急救医生王国良表示，一辆救护车上的急救人员通常由一名急救医生、一名急救员和一名驾驶员组成。接到任务后，急救队员需要在1分钟内出车，并立即打电话给病人家属，询问病人具体情况。
上午10时46分，王国良接到了当天的第四趟任务，报警人报告一地下车库内有人昏倒。赶到车库入口后，急救车后门打开，王国良与急救员潘俊明、驾驶员刘赟合力将担架抬下车，拎上各种仪器，一路狂奔进入车库。
车库里围了半圈人，中间一位49岁的女性蜷缩在地上，手指痉挛成鸡爪形，她虚弱地呻吟着，断断续续哀求：“快救救我呀，我是不是中风了……”三位急救队员一边检查，一边轮流安慰她：“没有没有，你这是太紧张，导致过度通气，慢点呼吸，让身体放松。”王国良将氧饱和度指套夹在患者手指上，给她的手臂绑上血压袖带，将心电导连接电极片贴在她手腕、脚腕处，她的心电图被急救转运监护仪渐渐打印出来，蔓延到绿色的地面上。
一分钟后，病人说话中气变足了，她反问众人：“我怎么会在这里？”不一会儿，病人恢复了理智，讲述刚才她与老板发生争执，就忽然倒地失去了意识。急救队员将她抬上担架，用绑带固定，在炎炎烈日下将担架抬回救护车上，又为她输液。病人不停纠结：“我儿子还小，我要是中风了怎么办？”王国良一再安抚她，一边解释她并没有中风，一边擦了一把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拿出笔填写院前急救病情交接单和病情告知书。
【把100多斤的老人抬到六楼】
非急救组的第一单任务，是将一名94岁康复病人从华山医院接回银都路附近的养老院。
去医院接人，等电梯是最大的问题。“大医院的住院部，有时要送做手术的病人，有时要送药包。”非急救组司机苏佶成说，碰到这种情况，家属在病房里等得心焦，我们只能在下面等电梯，一等有时就要等上15分钟。说完，他便拿起手中的电话，安慰家属不要着急，已经在楼下等电梯了。
这一单还算顺利。送完老奶奶，司机苏佶成刚刚回到车上，按下“完成”按钮键，下一单任务立马就“跳”了出来——从龙漕路附近的康复医院送往宝山区淞南路211弄的长宏新苑小区。
“师傅，让一下，帮一下忙，谢谢！”一路上，遇到前面车辆堵着的时候，司机苏佶成不停地通过喇叭礼貌地“打招呼”。大约半小时不到，120车辆来到长宏新苑小区。
急救员一看订单，要将老人送往6楼，但偏偏没有电梯。刚看到这位老人的时候，大家微微一笑——100多斤，属于小个子。只见急救员袁峰和王宏伟一左一右，将老人用蓝色的软担架抬起，司机苏佶成负责抬起老人的头部。准备动身时，苏佶成细心地说：“爷叔，我们现在要把您抬到家里。您放心，我们会尽量轻一点，稳一点，您别担心。”
三个“壮汉”齐心协力，准备将老人从一楼一口气抬到六楼。可谁知，在抬运过程中，可能是因为紧张，老人不停地变换体位，一会儿挣扎，一会儿想坐起来，像个哭闹的孩子一样。这一折腾可不要紧，本来两名急救员步调一致，现在一下被打乱了。只能一边挪小步伐，一边安慰老大爷：“您别紧张，躺好。”可老大爷还是紧张，最后索性坐起来，双手紧紧地抓紧软担架的拎手。本来分散的重心，一下集中到一处，更难抬了。
即使这样，三个“壮汉”还是一鼓作气将老人抬进家中。“爷叔，到家啦，您好好休养啊！”放到床上的那一刻，老大爷开心地笑了。抽掉一次性担架布和软担架后，三名“壮汉”一个个已经是气喘吁吁了，额头上、手臂上不停地滴汗。身旁的家属连忙道谢：“太感谢你们了！大热天，真不容易！”
回到底楼，三名壮汉在树荫下定了定神。“这位老人体重还算轻的，”急救员袁峰补充，“要是遇上体重较重的，有时我们抬到三四楼，为了安全，就得找一处平坦的地方先将老人放一放，我们左右两人换把手，调整一下，继续抬着上楼。”
今年43岁的袁峰，原来是做押运员，疫情期间无意间看到抖音上，一排120救护车送国外人员去隔离点，觉得好壮观，感觉这个职业神圣。碰巧看到急救中心招人，就来试试了。“觉得这活儿责任心更大，更有挑战性，不可预测的情况更多。”
【半米宽的门，侧身抬进去】
还没说完，下一单任务，接踵而来——从定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一名骨折老太太送回家。
就在赶去接人的路上，急救员袁峰坐在晃晃悠悠的车里，眼睛微微闭上，打了一小会盹儿，养精蓄锐。车速一慢下来，袁峰便警觉地睁开眼睛，做起了准备工作。得知老太太骨折，他提前准备好红色的“康能”，等把老太太抬上担架后，再用打气筒给“康能”充气。“打气后，里面会变硬一点，能起到固定作用。”
车程并不远，开车5分钟就到。但小区内车辆很多，停的也七歪八扭的，十分难开。司机苏佶成凭借着高超的车技在车辆的夹缝中，左顾右盼、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挪动着救护车，终于从车海中移动到楼下。
来到19楼一看，傻眼了。由于老人家中堆着各种杂物，本就不宽的大门被堵得只能打开“半米宽”。非急救组的三名“壮汉”相互打量了一下，决定让身材较大的袁峰先进家门做接应，苏佶成和王宏伟则一左一右，每人提着软担架的三个拎手，把骨折老太太抬进门。在进门的那一刻，苏佶成和王宏伟侧身、踮起脚，一点一点“挤”了进去，眼睛时不时还要低头看着老人不要被夹到。里面的袁峰一看见老太太，便一个箭步迎上去，帮忙护住老太太的头部。三人沿着狭窄的过道，轻手轻脚地将老太太抬到床上，这才舒了一口气。“到家啦，放松啦！老人家好好休息啊！”苏佶成温和地对老太太说。
一般一天八、九单接送任务中，大约有五、六单是这种没有电梯的老公房，都需要靠人力“抬”上去。一趟下来，满身满脸都是汗。车辆上的工作人员往往都是人高马大的“壮汉子”。超过1米85的大个子，力气大，但有时也不方便。
袁峰的额头上有一个新鲜的伤口，双手手臂上则有好几处划痕。他轻描淡写地说：“前几天，抬一位老人不小心弄破的。”原来，老人家住的是年代已久的老房子，地板、楼梯都是木头的，狭小的空间内还做了吊柜当碗橱，把老人安全放下后，他猛地一抬头，正好撞到吊柜角儿，当场鲜血直流。简单处理后，袁峰又投入到紧张的接送任务中。
【“平常不吃汤面，吃拌面”】
11时45分，完成了三单接送任务的非急救组三名“壮汉”在路边找了一家小面馆。“平时中午，我们开到哪儿，就在哪儿就近找地方吃午饭。”三人分工合作十分默契，一人点单，一人到隔壁买饮料，另一人负责找空位。
为了节约时间，三人点的不是面，就是蛋炒饭。坐下来，一瓶盐汽水，2分钟下肚；一瓶美年达，直接往肚子里灌，几口就干光了。他们实在太渴了。“为了能尽早开始下一单任务，我们吃饭一般都在10分钟内解决。”也只有在等菜上桌的间隙，三人才有空看看手机，看看新闻，时不时和同伴们聊两句家常。“你看这是我儿子，平时都不给他吃这个，这次是邻居给的……”
一位病人有轻微发热症状，急救队员便将她就近送到中山医院发热门诊。按照规定，救护车刚刚接诊了发热病人，需要紫外线消毒半小时，于是急救人员赶紧利用这段时间去吃午饭。中山医院对面有一排餐厅，他们径直走过生意兴隆的几家，找了一家客人不多的面馆，每人点了一碗十几元的汤面狼吞虎咽。
“我们平常不吃汤面，吃拌面。”王国良说，“因为拌面容易打包，如果吃饭时有紧急任务传来，可以直接带走。今天必须消毒，我们才能安心坐在餐厅里吃碗汤面。”急救员潘俊明则说，为了能够随时出车，他们也经常买来午饭，干脆坐在救护车里吃。
这顿平静的午饭吃完，他们暂时没有接到新任务，便驱车回到瑞金站点。一打开房门，凉爽的冷气扑面而来。“救护车里太热了吧？”潘俊明问记者。因为一直在烈日下暴晒，并且车门时开时合，救护车内的空调聊胜于无。回到站点，急救队员们才能享受片刻清凉与宁静。驾驶员刘赟瘫在沙发上看手机，没一会儿，就双手抱着手机睡着了。
【充分尊重病人意愿】
刘赟睡了不过几分钟，“叮铃铃”的电话声再度响起。这次是一位病人报告自己鼻出血不止。按照病人住址，救护车来到一个老旧小区门前，刘赟正在想办法开进门，拨打120的阿姨就自己步行出来了，看起来并无大碍。
“医生，我不会脑溢血了吧？”这位六十多岁的阿姨被绑在担架上后，抓住王国良的胳膊绝望地摇晃着，“我还有后事没交代，你一定要听我说，帮我作见证啊……”王国良反复安慰她，告诉她没有出现脑溢血症状，应该只是鼻腔损伤。阿姨仍然坚持要他听自己的遗嘱，王国良柔声道：“好的好的，我听着，帮你记住。”阿姨交代完家中房产分配事宜，终于放下了一直悬空的手。
这次任务并不复杂，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般来说，如果病人生命体征稳定，急救人员会充分尊重病人及家属意愿送去病人指定的医院。如果情况紧急，则会就近、就急、就能力选择医院。这位阿姨生命体征稳定，坚决要求去瑞金医院，王国良解释，瑞金医院没有五官科，不能收治她，建议她去第九人民医院，但阿姨不愿改主意。无奈之下，救护车只好先去瑞金医院，瑞金医院的医生给出了一样的答复，阿姨这才信服。于是急救队员重新将阿姨抬上救护车，送往第九人民医院。
上了高架后，救护车在车流之间蛇形穿梭，车内颠簸异常，警笛声十分尖锐刺耳，王国良一笔一画地记录病人信息和病情，他早已习惯在这样的环境下书写文字。王国良生于1969年，已经做了三十年急救医生，因为资历老、徒弟多，被瑞金分站的后辈们尊称为“大师”。出任务时，他奔跑如风、动作麻利，此时却将眼镜下拉到鼻翼上，微微老花的双眼努力上翻，以看清纸上的小字。
与大众的印象不同，急救人员接到的大多数病人，病情并不严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普通人缺乏医学专业知识，无法判断病人真实情况。王国良笑道：“我们经常在电话里听到病人情况多么危急，比如已经昏迷不醒，呼吸微弱。我们着急忙慌一路疯跑过去，一看，没事呀！”
120车辆，无论是急救组，还是非急救组，只要出车，就是一整天“连轴转”，一单任务刚结束，另一单马上就来了，马不停蹄。
急救队员的工作非常忙碌，一整天都在外奔波，基本没有时间回到站点休息。长期坐在救护车坚硬狭小的座椅上，最痛苦的是抬病人时往往需要哈着腰，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很多急救队员腰椎损伤，有时要用腰托。偶有空闲时间，他们也要检查救护车上药品是否齐全，氧气够不够，心电图的电板电池是否充足等等。高温下，每一次任务结束后，急救人员脱下一次性橡皮手套，都能倒出汗水来。
紧张、忙碌、疲惫……这些都是120急救队员日常所经历的。但是，回响在城市上空的120警笛声，为许多脆弱无助的病人，带来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