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温珠子
童年的我几乎没有什么零花钱，那时候父母没有给小孩子零花钱的习惯。我被众多的零食诱惑着，为了解馋，我偷过家里的钱。
父亲喜欢把平时买东西找补的镍币放进柜子左边的抽屉里，和着另外一些重要的东西一起锁好。我在嘴巴馋得不行、恰巧屋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就鬼鬼祟祟地拉开右边的抽屉，心跳得咚啊咚的，生怕这时候父母或哥哥突然推门进来，那我就只有被抓现行了。
我把手努力从抽屉上方的一点空隙那儿探进左边的抽屉里，五指向下划拉，忍住手腕被挤压的疼痛，终于摸到了那些硬币。我凝神感觉它们的大小，想摸一个五分的，又怕父亲心里有数，犹豫着想拿一个两分的。盒子里一分和两分的最多，拿了父亲应该不会察觉。于是，我分别抓出了一个一分和两分的硬币揣进衣兜里，慌忙关好右边的抽屉，心里一阵狂喜。
钱很快被我换成了一杯爆米花和两个水果糖，或是一根小麻花儿、棉花糖什么的。肚里的馋虫暂时被安抚了，心却会七上八下好几天，直到劣迹没被暴露，才渐渐安下心来。所以，我只敢偶尔为之。
还有一个零用钱的来处，却是正大光明的。那就是到堂子里去捡钱。
我们把剧场里观众坐着看戏的地方，叫堂子。那时候川剧十分火热，每场戏几乎都爆满，夜戏散场已经很晚了，清洁人员只能第二天打扫。我们这帮剧团里的小孩儿，就趁着还没打扫的时候，提前溜进堂子，仔细查找翻看每排每座椅子上面和地下的东西，有时能捡到一些零钱。运气好的话，还能发现角票或一元、两元甚至五元的人民币。
记得演《雷打张继宝》那出戏，剧情一演到孤苦无助的老两口被迫去沿街乞讨，声泪俱下的时候，台下的许多观众就会奋力向台上扔钱币。有的一把一把的镍币扔上去，有的把镍币裹在纸票子里扔，有的钱飞上了舞台，有的钱就散落在堂子的角角落落。这给我们的捡钱行动更增加了热情和信心。
捡钱虽然开心，但那是碰运气，常常有搜遍所有角落也一无所获的时候。捡废铜烂铁就不一样了，捡到了肯定是能换成钱的。
我和哥哥去喇叭社外面的斜坡上捡过废铜烂铁。我们弓腰在成堆的废弃金属里翻找，能发现一些铜丝、铝皮、铁块什么的，积少存多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一次能换好几角钱。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那时候的泡泡糖十分稀奇，是长条形的上海泡泡糖，红色的糖纸上印着一个鼓着腮帮子吐出又大又圆泡泡的小姑娘。糖纸里面裹着的，是一根乳白细滑的糖膏，刚开始嚼的时候特别甜，后来慢慢淡了，糖膏便变得有了韧性，这时候就可以展示吹泡泡的技术了。
我和哥哥卖了捡来的铜铁铝，去街上买泡泡糖。一个瘦削的中年女人，脑后拖着一根又长又细的辫子，坐在街边的一块大石头上，腿上放着一盒上海泡泡糖。长条形的泡泡糖规规矩矩地排列在盒子里，整齐划一的图案和红彤彤的颜色，看着让人心痒难耐。
一角钱两个。她面无表情地说。我们交了一角钱，手指在那些长条上扒拉着。都是一样的。她又严肃地补了一句。我们好像觉得总能挑出一两个厚点的。
我们嘴里吧嗒吧嗒嚼着甜腻的泡泡糖，噗噗地吹响它，看谁吹得更大，一路慢腾腾地往家去。手掌按着衣兜里剩余的角票，心里感到特别满足、特别快乐、特别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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