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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年，孛儿只斤·铁木真在鄂嫩河源头竖起王旗，随着蒙古各部首领拜服于地，“成吉思汗”之名成了很多人的噩梦。
被成吉思汗凝聚在一起的蒙古人，如狂飙的野马席卷了欧亚草原，将一个又一个狠人打翻在地，摧毁他们的都城，掠夺他们的财富、妻女。这段雄浑豪劲的岁月，是每个蒙古族心中的圣殿，被各种诗歌、传说反复颂唱。
由此，草原上以强者为尊的惯例也被打破，形成了“只有成吉思汗家族（“黄金家族”），才能受到天命护佑”的观念。
到这个时候，“黄金家族”的含义中，开始有了“王系”的概念。这与中原王朝“天命”、“正朔”的思想，一般无二。
当然，黄金家族的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存在变化，从开始的泛指铁木真直系后裔，转变为特指托雷王系。
也就是说自蒙哥继位之后，只有托雷的子孙才是正经百八的黄金家族，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的子孙，虽也姓孛儿只斤，属于王统一脉，但却在黄金家族的竞争中落选。
至于横行于新疆草原漠西蒙古（明史称“瓦剌”，清史称“卫拉特”），血缘关系就更远了，连孛儿只斤家族的边儿都沾不上，这也是漠西蒙古即便实力再强，依旧得不到广泛认同的原因。
例如曾暴打明英宗的绰罗斯·也先（瓦剌），力量最强时曾把东部蒙古打得躺地上哼哼，连大汗脱脱不花的家产都给分了，却依旧不能取而代之。
严格意义上说，也先弄死了脱脱不花后，曾自称“大元田盛(天圣)大可汗”，是自成吉思汗以来，非黄金家族称“汗”的第一人。
但别说蒙古各部不认可，就连明朝都不认，也先曾洋洋得意地给明朝发了一份昭告，称“往者元受天命，今已得其位。尽有其国土、人民、传国玉宝。宜顺天道，遣使臣和好，庶两家共享太平”。
结果明朝回信里，依旧称其为“瓦剌可汗”，把也先气了个半死。但不管怎么说，也先也算干过一任大汗，虽然也就一年多点。
不过他也是个狠人，不是得不到广泛认同吗？
那就把能得到的都干掉，看认不认同！
《明实录》、《皇明北虏考》皆有记载，“凡故元头目苗裔无不见杀”、“遂自立为可汗，尽杀故头目苗裔。”[1]
明史中“尽杀黄金家族”的记载，显然不准确，还是有逃过此劫的零星后裔。三十多年后，崛起的达延汗（孛儿只斤·巴图孟克）便是漏网的黄金家族成员，他在位期间，降服了东部蒙古各部，被尊为“中兴之主”。
随后，达延汗分封诸子，建左右两翼六个万户：
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兀良哈万户和喀尔喀万户；
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部户和永谢布(哈喇慎、阿苏特)万户。
从分封的名字就能看出，现代蒙古各部名称，基本都是由达延汗奠定的。因此，他的儿子们分别成了察哈尔部、土默特部、扎鲁特—巴林部、克什克腾部、外喀尔喀七部的始祖。
达延汗自己统辖左翼三万户，大汗驻帐于察哈尔万户，于是察哈尔部的统领，世代由达延汗长子长孙接任，隐隐成了黄金家族王统所系。
正因为有了这层关系，达延汗的7世孙林丹汗，于1604年继位时，虽漠南蒙古的科尔沁、内喀尔喀、土默特、鄂尔多斯各自为政，大汗只能控制辽河流域的察哈尔部（分为浩齐特、奈曼、克什克腾、乌珠穆沁、苏尼特、敖汉、阿喇克卓特和主锡惕八个鄂托克），但依旧被大多数部落遥尊为共主。
只可惜，林丹汗出生的时候不太合适。他在位期间，女真人已从白山黑水间崛起，随着女真政权不断南下，辽西地区开启了汉、蒙、满的三家混战。
作为夹在明朝与后金之间的蒙古大汗，林丹汗的棋子地位迅速提升，明朝一改之前“穷饿之虏”[2]态度，开始用“市赏”的方式，花钱买蒙古人做盟友。
努尔哈赤的心思也一般无二，努力得挖蒙古墙脚，给出了一个“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的方略，科尔沁、内喀尔喀等部很快便与后金王室进行了联姻。
面对两方的拉拢与挤压，林丹汗施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提出“南朝只一大明皇帝，北边只我一人，何得处处成王？我当先处内，后处外”。[3]
应该说，林丹汗的时机选择没毛病，团结蒙古各部同后金、明朝相抗衡，符合蒙古的利益。但他努力非但没能团结蒙古各部，反而使其愈发分崩离析。
达延汗之后的蒙古各部，信马由缰惯了，认个不管事儿的共主还行，戴紧箍咒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更何况，大家也不没别的选择，明、后金都不比林丹汗差，还能卖个好价钱，干嘛非得跟着你创业？！
努尔哈赤对蒙古各部的现状，甚至认识得比林丹汗更清晰，他曾对手下说：“蒙古之人，犹此云然，云合则致雨，蒙古部落合则成兵，其散犹云收雨止也。俟其散时，我当而躡取之”。[4]
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闲散惯了想收心特别难，林丹汗想做的恰恰是把大家都归拢起来统一管理。
另外，林丹汗贸然改宗也是个重大败笔。
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俺达汗和三世达赖在青海湖畔会晤后，黄教便成为了蒙古各部落广泛接受的信仰体系，尤其是四世达赖云丹嘉措转世于蒙古，更让格鲁派成为蒙古族心中自己的宗教。
等到林丹汗时期，不但格鲁派寺院遍布蒙古各地，各部首领也以入藏拜见获取尊号为荣。
林丹汗也是一位藏传佛教的信众，他名字中的“林丹”，便是个藏语词汇，意为“具善”。
在《蒙古源流》中记载，他曾从不同教派的藏传僧人受戒。[5]其崛起的初期，也曾借助黄教的影响，并在察哈尔部修建了大量的寺院，有些寺院一直保持到近代，所以藏文史料尊其位“林丹呼图克图汗”。
但“安内”政策实施后不久，林丹汗却突然别寻他途，改宗了“红教”。
需要注意一点，通常意义上说一般将宁玛派称为“红教”。但林丹汗改宗的这个“红教”却是一个泛称，并非特指宁玛派，而是泛指除黄教外的其他教派。
关于林丹汗为什么要改宗，俄国学者弗拉基米尔· 佐夫和乔吉都认为，改宗红教主要是基于其一统蒙古的政治诉求。[6]
估计林丹汗想通过扶持另一个宗教系统，来加强自己的权威。但这意味着，他同时挑战了蒙古各部的固有权力和固有信仰。
从史料记载上看，似乎林丹汗是个没多少底层历练的富N代，收敛人心和拉拢盟友的手段，不是非常熟稔。
把一套化骨绵掌，愣是打成七伤拳！
很快蒙古各部都不跟他玩儿了，科尔沁部、外喀尔喀、奈曼、巴林、扎鲁特和敖汉等部纷纷倒向了后金。
1627年，皇太极携辽西蒙古之助，痛击了林丹汗的察哈尔联军，逼得林丹汗落荒而逃，开启了痛苦的西征。
在被迫西征的道路上，林丹汗为获取补给，向同宗兄弟挥起了屠刀，沿途的蒙古各部均遭受了惨痛的打击。
大约在1627年至1628年期间，林丹汗暴打了土默特部，将其老巢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占领，还继续南下征服了鄂尔多斯部。[7]
这也就意味着，由达延汗划分的漠南蒙古左右两翼，在林丹汗谋求统一的操作下彻底撕裂。
土默特部被赶走后，林丹汗在归化城继续执行了抑制格鲁派的政策，大量黄教寺院受到摧残。
就在林丹汗被迫西征的期间，另一支蒙古部落也在向南征伐，他们的目标是青海的牧场。
说起蒙古喀尔喀部，大家习惯上认为就是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即清代历史上的外蒙地区。
但实际上，蒙古喀尔喀部历来有内外之分，内喀尔喀的位置约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到哲里木盟一带，后来成为内蒙古的扎鲁特部、巴林部、巴岳特部、翁吉刺特部和乌齐叶特部，外喀尔喀部才是今天的蒙古国。[8]
内外喀尔喀历来都是黄教的信众，其首领阿巴岱亲自到归化城拜见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
索南嘉措曾让他自取一尊佛像，当阿巴岱选好后，问达赖喇嘛这是什么佛？达赖喇嘛说这是金刚手菩萨，于是便赐给他“大瓦齐尔巴尼汗”的尊号（瓦齐尔巴尼为梵语“金刚手”的译音）。
林丹汗推动改宗后，喀尔喀部落愈发离心，但其中也有林丹汗的支持者，却图汗（朝克图台吉）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有关却图汗身世的资料，稀少而混乱，有的史料称其为图蒙肯·朝克图鸿台吉或朝克图鸿台吉，还有称楚琥尓·朝克图的。[9]也有学者认为“却图汗”为其自封的尊号。
1631年，却图汗在外喀尔喀的内乱中遭到驱逐，他只能率部南下，寻找新的牧场。
当他进入青海后，击败了盘踞于此的土默特部落，便迅速转向了噶玛噶举派，对原有的格鲁派寺院下了重手，“青海地方原有的格鲁派大喇嘛和僧人多遭杀害，有一些则被关入了监狱。”[10]
在痛打格鲁派的过程中，却图汗对所有阻碍的人都大开杀戒，同族侄儿阿海岱青，便因反对而成了牺牲品。
却图汗混得风生水起，林丹汗的日子却愈发艰难。
被迫西迁以来，打劫沿途的蒙古各部养活了察哈尔部，但却得罪了大多数蒙古部落。
这导致，林丹汗占据的地区，因“畜牧匮乏”加之“塞外霜早, 颗粒无收兼厉疫盛行”，察哈尔部几乎陷入绝境。
1627年10月2日，十八岁的崇祯登基。
这位死社稷的愣头青上台后，听说大明这么牛逼的存在，居然需要花钱卖太平，当时就怒了，不但“尽革其赏”，还把林丹汗派去要钱的使臣给杀了。
林丹汗心里说，我TM打不过皇太极，也就忍了，明朝都囊成这样了，也敢跟我装？
不给我钱，我自己去取！
按明史记载，当时的察哈尔部，“插（察哈尔部）之疲甚、饿甚、穷甚”、“插有马约备仅收四万，插众不满五万”[11]，跟后金较劲确实打不过，揍揍明朝还是可以的。
1628年6月，察哈尔破边而入，杀明朝军民数万人，差点攻破了大同城。这时的崇祯才认清了自己的实力，捏着鼻子恢复了“市赏”。
但辽西的皇太极却不愿意，林丹汗又缓了过来。1632年三月，他会盟于西拉木伦河畔，蒙古科尔沁、扎鲁特、巴林、奈曼、敖汉、喀喇沁（哈喇慎）、土默特、阿鲁科尔沁、翁牛特、阿苏特等部均出兵相应，10万大军浩浩荡荡的西去揍林丹汗。
林丹汗无奈之下南逃，皇太极分兵三路穷追41天，在得知林丹汗已渡黄河而去后，才停住了脚步。
仓皇南逃的过程中，察哈尔部众大量逃散，被皇太极收拢的遗部，便有数万人之多。
穷途末路的林丹汗为获取粮食，连续两年攻掠明朝边境，与时任陕西总督洪承畴大打出手。
大概就在此时，林丹汗在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六世活佛（夏玛巴）却吉旺秋的撮合下，与青海的却图汗、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西藏的藏巴汗，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反格鲁派联盟。
这个“反格鲁派联盟”的成员组合，实在有点混搭。
联盟成员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大概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不喜欢黄教。
作为战争的失败者，林丹汗想寻求一处发展空间，以躲避后金的追击。
却图汗可能真是欢迎林丹汗到来，因为他部族的实力并不算太强，西部蒙古的卫拉特四部，都是属于黄教信仰的范畴，这让他有点如芒在背的感觉。如果能够联合察哈尔部，多少也能安全一点。
盘踞于康区的白利土司，掌控着类乌齐、芒康、昌都、玉树、邓柯、石渠、德格、巴塘、理塘、中甸（香格里拉）、道孚等广大区域。
他对辖区的各教派还算比较宽容，并非很多资料上说的，因信奉本教而厌恶藏传佛派。
因为，格鲁派属于藏传佛教，噶玛噶举又何尝不是？
其实在他治下，各教派混得还算不错，主巴噶举、达隆噶举、萨迦派的寺院都能正常运行，就连号称有仇的格鲁派，小日子过得也不错。
帕巴拉活佛的主寺为昌都强巴林寺，正好位于白利土司的控制区，这位活佛曾多次获得邀请，前去拜访顿月多吉。
作为康区的统治者，白利土司不希望蒙古人的手伸得太长。他一开始将希望寄托在达赖喇嘛身上。五世达赖曾在自传里写道：“早在木鼠年(1624年)除夕，在举行施食法事时，从噶尔巴的辖区（白利土司控制区）送来了到拉萨的人，并声称如果甘丹颇章不能保证蒙古人不向康区进兵。那么，我们不让他们到上部来，这次是看尚敦噶巴的情面才放行的。”[12]
但这要求格鲁派不可能答应，不但不能答应，格鲁派还积极联系蒙古势力谋求翻盘。于是，白利土司开始转而与噶玛噶举派合作，一起对付格鲁派。
联盟里的藏巴汗，作为卫藏地区统治者，更不愿意有蒙古人来折腾。支持格鲁派的土默特是蒙古人，支持噶玛噶举的喀尔喀，不也是蒙古人吗？从他心里来说，最好什么蒙古人都别来，自己守着卫藏这一亩三分地，才是最理想的局面。
当面对蒙古军事压力的时候，他甚至能够暂时放下成见，同格鲁派妥协一起的来对付蒙古部落。所以，在同为藏族一致对外这个角度上说，格鲁派内部有一些相对温和的势力是愿意和第悉藏巴合作的，这其中有可能便包含四世班禅大师。
但没办法，作为军事上弱势的一个世俗领袖，能选择的余地并不多，拉住一支对抗其他蒙古人也是种无奈的选择。这大概就是当固始汗进军西藏时，第悉藏巴显得首鼠两端、优柔寡断的原因。
分析了反格鲁派联盟的四个成员，我们就能知道这个联盟内部各有各的诉求，除了大家都不喜欢黄教以外，再没有任何共同点。
正如史料记述那样，“如同鹿、大雕、蛇和熊各有各自的食物，但又都不喜欢麝香良药麝香的味道一样。”[13]
1634年春季，林丹汗带着察哈尔的部众，进入了河西走廊，准备翻越祁连山进入青海，与喀尔喀部落的却图汗汇合。
从林丹汗规划的路线来看，两位蒙古领袖肯定有过协商和默契。林丹汗全族南下的举动，倒不见得一定是奔着格鲁派去的，更大的可能首先是躲避应强势侵入河套地区（呼和浩特）的皇太极（后金）。其次，也有在青海、甘南、藏区拓展活动空间的图谋。
但天不假年，1634年夏秋，行至青海大草滩时，林丹汗因罹患天花去世。
他的去世，导致察哈尔部落战略方向发生逆转。林丹汗的儿子不愿在相对艰苦的青海开拓，转而掉头回到了河套地区。
1635年二月，皇太极得知察哈尔部回归河套，马上派多尔衮再次发动西征。
在后金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奉传国玉玺出降。
至此，由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汗国正式灭亡，历时421年。
林丹汗也被公认为黄金家族最后一任大汗，此后漠南蒙古全部收归后金版图。[14]
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林丹汗曾自诩拥有黄金家族的加持，令旗一展各部臣服。但可惜他既生错了时代，又碰上了精英级的对手，自己的能力也有点欠费。
于是在向巅峰攀登的险途上，他只能是个半途而废的跋涉者，峰顶那一小块领域，只有最强者才能莅临。
属于他的只有去不了的远方和回不去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