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控制好疫情，我们仍然有多种刺激手段可选，消费应该可以实现较快反弹。
5月16日，消费者在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一家超市选购蔬菜。当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了较大冲击。图/新华社
文 | 王明远
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600亿元。这无疑是当下刺激购车消费，挽救汽车销售量骤降的一个重要措施。
与此同时，深圳、武汉、济南等多地通过发放消费券、举办消费季等活动，来鼓励居民消费，甚至连地处北方边远地区的内蒙古赤峰市也推出了发放1亿消费券的刺激计划；而在成都，第一批成都“520”消费券的政策性拉动效应已经开始显现……
众所周知，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力，其重要性无需赘言。在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整体好转，市场逐步回暖，社会消费需求逐渐释放的当前形势下，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切实措施来刺激消费，也正是高度重视消费基础性作用、想方设法推动消费增长的具体体现。
而要通过促消费达到稳增长的目的，如何切实提升当前的社会消费信心，无疑至为关键。
5月22日，游客在江苏省扬州市皮市街夜市上游玩。扬州市结合本地特色资源，鼓励引导夜间餐饮、旅游、文化娱乐等消费活动，促进夜经济发展，提升城市活力。图/新华社
保消费信心就是保经济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供给侧改革的展开，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2021年已经超过65%。我国最终消费总额也一路攀升，2012年突破20万亿，2015年突破30万亿，2021年达到44万亿元。
可以说，最近10年，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取代投资和外贸，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
然而，今年3月以来，随着疫情加剧，消费出现剧烈下滑现象。其中，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1%，成为近20多年来，跌幅第三大月份。
分领域来看，4月份仅有食品、饮料和药品类支出上升。这些上升，全赖居家抗疫囤货这种特殊背景，而服装、化妆、家具、通讯、汽车、家电、珠宝首饰均下跌。尤其是消费层次越高的商品门类，跌幅越大。
比如，我国4月份汽车销售量同比下降47.6%，重型汽车销售量下降80%以上，创2007年来新低。其他方面，通讯、珠宝首饰类的下跌也都在20%以上。
而服务性消费方面，因为人员流动的大规模被限制，下跌幅度更大。4月份，全国餐饮业收入下降21%；铁路仅发送旅客0.57亿人，同比减少79.8%，是自2013年国铁集团成立以来的历史最低点。此外，四大航空公司的旅客运送量，同比也都下跌70%以上。
与此同时，社会储蓄总额却在大幅增加。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增居民存款规模超过了7万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这说明，大家对未来的判断越来越持保守谨慎态度，希望通过尽量减少消费、增加存款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这也就是社会消费信心不足。
社会消费信心下跌为什么可怕呢？因为，近十年来，在供给侧改革逐渐落实，以及市场经济制度越来越完善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也越来越理性化、科学化，已经逐渐从“生产决定消费”的模式，过渡到了“消费决定生产”的模式。
尤其是互联网和大数据对各行业的赋能，使得经济系统逐渐可以精准、敏锐地计算出社会消费需求。我们的很多新型制造业企业，都是精确地根据订单组织生产。而当社会消费下跌的时候，生产规模和投资意愿也会随之下跌，带来经济的联动负溢出效应。
因此，保消费信心，就是保经济增长，就是保我们经济长期增长的未来。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很多经济体都把刺激消费，当做复苏经济的关键性措施。比如，减征消费税、发放消费券等，都是较为普遍又见效明显的办法。
5月17日，居民在濮院镇佳源夜市的小吃摊享受美食。近日，浙江省桐乡市濮院镇集吃喝玩乐购于一体的佳源夜市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景象。图/新华社
刺激政策越早效果才越明显
提升居民消费信心，对释放消费活力、拉动经济增长如此重要，那么，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认为，首先是要给予居民对经济预期的信心。
消费信心与经济的预期正相关，居民之所以不愿意消费，根源是疫情之下对经济预期的不确定。因此，我们在科学执行动态清零政策的同时，要稳住经济基本盘，增强居民对经济增长的信心。
如果人们对经济缺乏信心，即使发放消费券甚至现金也作用有限，谨慎消费心理之下，消费券大概率是被闲置，而发放的现金则有可能转化为居民超额储蓄，而不是被用来消费。
与此同时，还要竭尽全力保居民的收入。居民消费的直接决定因素是居民收入，因此，刺激消费信心的前提是尽量减少居民收入不下滑。
从这方面讲，一方面是稳就业，让经营困难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能够继续经营下去、不裁员，这就需要继续在减税增贷上下功夫；另一方面，则要尽量减征个人所得税，来维持个人收入。
过去，我们经济刺激的中心放在给中小企业纾困，这有助于稳供给，但对于稳消费意义较弱。如果能同时给居民减税，也不失为保消费重要而精准的刺激措施。
因为，从我国个税体量看，去年纳税额已近1.4万亿，超过消费税成为第三大税种，占财政收入比例达8%以上。而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贡献主力是中产阶层，也恰好是一个对收入敏感、消费最理性的主力阶层。最近汽车、珠宝首饰、购房、旅游、装修等，这些与中产有关的消费大规模下跌，主要原因就是其收入减少、消费信心不足。
如果适当减免5000亿个人所得税的话，将使得中产阶层收入增加20%左右，保持他们在汽车、购房等方面消费信心，则有可能撬动数万亿级别的消费。这种精准刺激，可能远优于大水漫灌式刺激政策。
此外，就是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实施的，给居民直接发放消费补助。这种补助目前主要体现为消费券，其中又分全额消费券和打折券、满减券。
打折券在经济上行期，如2005年前后家电三下乡时期，刺激作用明显，但在经济下行期效果也要“打折”。因为，居民并没有能力或意愿支付本金。也因此，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地方，在本轮疫情后，可以加大力度派发消费券，甚至是派发全额消费券给全体常住居民。
比如深圳，如果给每位常住居民发放2000元消费券，仅需资金300亿元左右，其财政收入却是近万亿级别，完全可以承受。而这些消费券，对于挽救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餐饮、住宿、游乐等行业效果巨大。
从总体看，只要控制好疫情，我们仍然有多种刺激手段可选，消费应该可以实现较快反弹。关键是，刺激政策有很强的时效性，越早效果越明显，如果当家庭资产负债表普遍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多政策就都为时已晚。因此可以说，想方设法重振消费信心，已刻不容缓。
撰稿 / 王明远（经济学者）
编辑 / 何睿
校对 /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