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Karakush
前两天，沈晖写了一封《威马家书》，给放假归来的威马人提一提精神气。
主要是说，威马百亿融资很牛逼，但是今年形势也很严峻，新能源的前景确实很光明，但是生存是永恒的课题。接下来，威马一要狠做产品抓落地，二要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敬畏投资人的每一分钱，坚持精细化运营。保持增长，保持前进。
标题是“家书”，可是按照行业习俗，其实也是写给外人看的公开信，吹一吹成绩，聊一聊计划，表一表决心。
读后感觉诚如头上标注的“冷思考”，理智有余，澎湃不足，总有些遗憾：人大概还是穷的时候，写信比较有才华。
“世界并不欠我们一个理解，在今天这样一个人人都可以发声的时代，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质疑甚至谣言都是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需要面对的现实……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专注在目标与行动上，用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完善自己，既要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
这段话的普世感很强。事实上，李斌在更早之前的一个采访里就说过，被问到怎么看马斯克造车造得都要哭了。李斌说，“企业家有什么可委屈的，谁没压力呢？这个世界从来不欠你一个理解。”
看，放在谁身上都可以。都不容易。
而放在那会儿的蔚来身上，又多了几分孤胆英雄的悲壮。
那是蔚来最惨的一年：首批ES8交付出现了一些问题，被曝负面；有谣传交付都是内部消化，负面；财报巨亏，负面；股价5刀，负面；裁员，负面。就这负穿地板的行情，还远不是最惨一年里的最惨时刻，并且诚如李斌所言，“其中有些是完全基于臆测的不实传闻”。
宝宝心里苦，但是指望世界一个善良的理解，还不如咬紧牙关给世界一个认真的交代。秦朔当时评价说，对待批评的态度，可以清晰地看出被批评对象的胸襟、自省和自我超越能力。而从这封信里，则能看出一种痛定思痛之后的坚定。那是做人最可怕的态度，意味着谁都拦不住了。这事儿得成。
沈晖的这封信其实写得很好，带了很多个人色彩在里头。这是创始人写信最要紧的特征，否则就和新闻通稿一样没有灵魂。
个人最喜欢的，显然是楔子部分对《三体》的援引：“生存本来就是一种幸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类有了一种幻觉，认为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这就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绽放出了一些敝圈罕见的人文色彩。
但问题是，无论怎样冷峻严肃的生死忧患意识，摆在“百亿融资”那么喜庆的消息之后，就很难产生危机共情，反而有种出戏的不真实感。就像每次放假归来，总有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同事会愁云惨淡地说自己胖了三斤丑得要死，你于是就想把镜子糊在她脸上：近一点看得清。
如果从纵轴上看，能看得更清。
去年9月，沈晖也写过一封《威马家书》，里面什么好消息都没有，主要是在说车市低迷，威马高层架构做一点调整。但是最后整了一段，莫名震撼，是这么写的：“同学们，请保持我们的勇敢和坚毅，哪怕误解重重，哪怕粉身碎骨，哪怕万劫不复！我们都要坚持为用户创造价值！”
排山倒海，慷慨激昂，而且用词之大力，你怕不是会纳闷造车到底是个什么事业。之所以撕心裂肺，因为彼时威马过得也不是很如意：销量不够多，放话年销10万，到写信前只1万出头；风头不够大，企业比较质朴，被从明星头部挤粗；再加上日常路人看衰、和吉利的官司等等。
即便信里什么都没说，但是情绪到位了。这种火急火燎的真着急“要死了要死了”，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倡议着急“凡人必有一死”，在感染力上有着质的差异。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蔚来的交付就步上了增长正轨，今年往后已经是在思考毛利率，思考如何成为一家挣钱的公司、伟大的公司了；而在后者发表的当月，合肥项目公布，信便彻底失去了那种和苦难同行的荡气回肠，变得单纯的正能量起来。
即便李斌一定会坚持，“请大家牢牢记住，在很长时间内，我们都是一家求生存的创业公司”，但大家都知道，哥们儿你们稳了。
一无所有的时候，写信才可贵，显得你有追求；有钱的时候再有追求，任何追求，只会让人觉得你是真的奢侈。
其中一大半是雷军带动的。他在小米正式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的时候，写了一封公开信《小米是谁，小米为什么而奋斗》，定义小米不是单纯的硬件公司，而是创新驱动的互联网公司。当时十几个企业的CEO跟帖“回雷信”：XX是谁，XX为什么而奋斗。
何小鹏也写了一封《小鹏汽车是谁，小鹏汽车为什么而奋斗》：“我可以非常肯定的是，小鹏汽车期望通过创新、高科技的产品和服务，去改变和创造我们的未来出行生活，让每个人的出行更美好，更智慧。”
同年是车和家三周年，李想写了一封内部信，主题是构建什么样的组织，使命和价值观是什么：“中国汽车十几年的高速发展，城市交通越来越差，车内的体验毫无进步，需要有企业来改变这个现象，这就是我创立车和家的原因。用科技改变出行，让更多人受益，这是车和家的使命。”
最早是2004年谷歌，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在提交给SEC的文件里，多夹了一份Letter from the Founders，开头就是那句著名的，“谷歌不是一家传统的公司。我们也无意成为一家传统的公司。”往后他们两个人每年都会轮流写一封，夹在年报里。
这当然不是SEC的规定动作，不过也没有明令禁止就是了。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些公开信简直太装了，因为它披露的信息本质上和正经的招股说明书是重复的，只不过采用了一种更亲民人性化的叙事风格。
但是很多时候，它又很像路演讲稿，具备启发性和煽动性。创始人会讨论公司独特的内核与信念，对行业的革命性颠覆，对眼下时代精神的见解，以及能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而不仅仅是最大化股东的投资回报。这些上了价值的私货是很难被体现在条款性质的文字里的。
也因此，创始人写信土产于硅谷，顺理成章。这里的创业者大多还带点理想主义，即便最终不免向资本主义作出让步，但比起普通企业家，他们有一种本能向投资人们解释理想主义的重要性：我做这个事很可能不挣钱，但它对社会、人类、文明是很有建设意义的。
比如佩奇和布林的那封信里就直白地写道，“我们将为了长期的目标不断完善自我，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每个月的稳定收入。我们将为经过精心挑选的高风险、高收益项目提供支持。”这可是要吸引人投钱的信啊。
最有理想的还不是谷歌。福布斯杂志曾请学者用大数据分析硅谷几个明星企业IPO时的创始人公开信，佩奇和布林喜欢谈论未来；而最不愿意谈钱的，其实是脸书的扎克伯格，和钱相关的词仅占信件的1.19％，不到其他创始人的一半。他当时强调，“我们始终以我们的社会使命作为主要关注点。”
然而，无论如何三令五申，被资本裹挟前进的创始人们总都不可避免面临选择：利润还是愿景，或者更可能地，利润还是既定发展优先级。再头铁的创始人，你总会看到一些妥协的变化。
当你认真要挣钱的时候，信就势必不那么好看了。
从某种程度来说，不好看其实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