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导演病逝，全国网友都难过，《西游记》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不仅仅是永不消逝的童年记忆，也是成长年代的情感教育。《西游记》每年都有重播，但我还是好奇，现在的95后、00后们真的爱看吗?看惯了3D特效等五花八门的奇观大片的这代人，还能接受一部“史前时代”特技水平的电视剧吗?前段时间，我问一个95后，你看过86版《西游记》吗?令我惊讶的是，他有点生气地说，当然看过!我想，全中国没有任何一部电视剧会像《西游记》那样包揽不同时代的观众。
是什么让86版《西游记》可以有如此巨大的观众包容性?是孙悟空这个深埋在中国人基因中的文化图腾的缘故吗?是因为杨洁导演和她的团队耗时六年精心打造吗?或许都是。今天我们都讲工匠精神，《西游记》便是最佳范例。很多文章都引述过杨洁的自述作品，谈到当时的拍摄条件之难。譬如当时《西游记》剧组是四大名著剧组里经费最少的，只有几百万。
今天我们有各种理由怀念杨洁和她的《西游记》，但有一点很少有人谈到，《西游记》对于文革后重建中国人的国家认同的意义。去年我采访了一位念文学的博士朋友，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孙悟空形象变迁。谈到86版《西游记》时，他说这部电视剧有一个技术上的重要特点就是实景拍摄，取景全国各地，这是通过风景再造来实现后文革时代的国族认同。这个说法稍微有点学术，怎么理解?《西游记》和其它三大名著的央视版电视剧一样，本质上是官方行为。
1981年文化部计划筹拍四大名著。为什么官方要在那个时间段拍四大名著呢?按照这个朋友的说法，文革结束后，中国满目疮痍，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八十年代的文化策略是用“祖国”来取代“国家”，“国家”象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体制，“祖国”则指向大好河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电视剧版《西游记》有思想史的意义。
对于杨洁和86版《西游记》，我想多说两点，第一，尽管杨洁坦言要忠实原著，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电视剧版在很多地方和小说原著是有出入的。有一位朋友叫张怡微，她专门写过一本书叫《情关西游》。她讲电视剧其实有很多问题，并不是完全忠实原著的。比如原著里沙僧并不是那么刻板的、性格阴沉不明的人物，他智商挺高的。再比如原著里的孙悟空其实从来没有自称“俺老孙”。今天说这些当然不是吹毛求疵，因为谁都没法做到百分百忠实原著。
看到一篇专访，杨洁谈到对于名著翻拍的看法，她说翻拍不要胡搞，比如唐僧要谈恋爱、猪八戒生孩子了之类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老文艺工作者的迂腐。诚然，任何名著在不同时代翻拍，必然会带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但类似让唐僧谈恋爱、猪八戒生孩子这样的改法与其说是解构，倒不如说是将经典作品庸俗化，迎合恶趣味，从本质上暴露的是我们的创作者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轻浮心态，失之敬畏。据说日本有一个西游电影直接把唐僧和孙悟空的师徒情处理成了爱情，这不叫解构，这叫胡搞。在这个胡编乱造的时代里，我倒觉得，我们有必要重新温习杨洁导演最朴素的告诫：不要胡搞。
第二点，当我们怀念杨洁和永难再复制的电视剧版《西游记》里，我们也要重新审视杨洁作为一个女导演的意义。回头来看，杨洁导演的一生和她的同辈人一样，是一个传奇。她干过革命，去过延安，是新中国第一代广播、电视工作者。她的第二任丈夫小她13岁，换句话说，杨洁奶奶当年克服世俗偏见阻力玩“姐弟恋”。
有时我觉得这些从革命年代过来的人其实要比今天的我们时髦得多，激进得多。想起当年女作家丁玲应邀访美，号称“美国公众的良心”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桑塔格邀请这位来自共产中国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去酒吧跳迪斯科，丁玲轻描淡写地笑笑说，三十年代我在上海早玩过了。
杨洁作为全中国最早一批影视剧导演，当时技术上能尝试的她都尝试过了。当年国内因为几十年不拍功夫片，都没人会吊威亚，杨洁和她的团队做到了。把一部鸿篇巨制改编成电视剧，她也做到了。
杨洁拍西游，有时代境遇下的难，也有作为一个女导演的难。在张艾嘉去年出版的《轻描淡写》一书里，读到一篇文章谈到身为女导演之难：
“我常用玩笑的口吻说男女导演的分别只是去厕所方便之差，其实它并非玩笑，而是一个天注定的事实，残酷、痛苦、完全无法逃避的事实，尤其是未过五十岁的女导演，每个月的那几天在深山野外拍戏时，不敢喝水，苦忍生理上的疼痛是必经之道。”
我找来杨洁的回忆拍西游的那本《我的九九八十一难》，并没有找到类似谈及女导演的生理期问题这样的描述。张艾嘉在书里说电影圈一直以来是男性主导的行业，电视剧圈亦是如此。直到今天，在这个行当里，除了杨洁，我们能想到的中国女导演依然不多，而在落后性别观念成为重灾区的国产剧银屏，裤裆藏雷也好，婆媳撕逼也好，后宫斗争也好，大概部分是因为这行女导演太少。
因此，在性别政治的意义上，被新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洗礼过的杨洁除了拍出《西游记》之外，同样值得我们纪念的是，她和一生和她的作品是这一性别理念的最佳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