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的美国姑娘唐伯虎最近这段时间遇上些“烦恼”：自一个多月前主持人撒贝宁与外籍女友李白领证结婚以来，她微博上经常会被网友们的祝福消息刷屏。“你都关注我微博了，也看到我的名字了，为什么还觉得我跟她是同一个人？”提起这次“被脸盲”的乌龙事件，唐伯虎哭笑不得。
不过，唐伯虎和李白确实是有共同点：除了都是外国人，除了都借用了中国古人的名字，她们还都参加过央视的《星光大道》，都有音乐人的身份。撒贝宁宣布婚讯之后，很多人立刻挖出了李白曾任“五洲唱响”乐团成员的背景——更多像她一样，来自五湖四海的外籍音乐人也逐渐被关注起来。这一次《贵圈》采访到包括唐伯虎在内的数位驻京外籍歌手——他们有的是职业音乐人，有的是身兼数职的业余歌手，他们来到北京或是追梦，或是淘金，感受了中国音乐行业的发展，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迁，同时也经历了自己人生的起伏。【原文】
一句话现状：徘徊在主流音乐圈边缘的人群
原名Annie的唐伯虎有着一副典型美国年轻女孩的模样：身材高瘦、脸庞小巧、五官深邃——跟她被中国观众所熟识的艺名反差很大。
“为什么不叫‘秋香’呢？”记者问。“对！我之前也问过公司同样的问题！”在北京生活了15年的唐伯虎用流利又带点京腔的中文回答说，这是她18岁签约第一家演艺公司的时候团队帮忙起的名字。“我看过周星驰那部电影，对这个角色印象不是很好，但后来自己查了一些这个人的资料，发现是个很有个性、有才华的‘才子’，而且，我的性格也比较男孩子气。”
取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字是很多外国艺人来到中国发展的第一步，然而，现在的唐伯虎应该明白，除了“名字好记”这并不能对她的事业有太大帮助。
唱英文歌红不了 唱中文歌又“必须要比中国歌手唱得还好”
2013年，与经纪公司解约的唐伯虎只身一人参加了央视《星光大道》，获得了周冠军、月冠军以及最终年度第四名的成绩。虽然靠节目有了一定的观众基础和人气，但对于从小弹吉他爱音乐创作的她来说，在节目上表演的《我相信》、《怒放的生命》等“满大街都在播的歌”并不是她的初衷。
唐伯虎在节目中取得优异成绩
10岁时随父母工作来到北京，虽然自认为是个地道的北京妞儿，唐伯虎还是会对自己的外籍身份感到痛苦纠结。“所谓的‘外籍身份’早就不吃香了，想要在中国音乐圈立足，必须得唱中文歌，还必须要比中国歌手唱得还好，所以我们要付出多少努力，可想而知。”出道七年之久的唐伯虎至今没有正式发行过唱片，参加完《星光大道》到现在，她大部分的工作是去央视或地方台的综艺节目唱唱参赛时候的歌，表演一些带有中国戏曲元素的作品，偶尔可以在一些与文化交流有关的“商演”上唱一下自己的原创作品。
相比之下，同样来自美国的杰西（Jess Meider）“任性”得多。1997年，有着伯克利大学音乐系背景的杰西，因为在纽约发展竞争太过激烈，试图在北京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在位于燕莎商场北边的“保持联系”酒吧当驻唱歌手是她来中国的第一份工作。“那时候我每周都有演出，场场爆满，唱什么都很受欢迎，唱英文歌，唱错了也不怕，因为观众可能都听不出来”。在杰西眼中，那时候的北京像是一片尚未开垦的沃土，“没有互联网，没有MP3，连CD都要大家互相借着听，只要是外来的音乐，大家都抱着极大的好奇心。”
十几年前，杰西获得的第一份工作是驻唱
十几年间，杰西最初驻唱的酒吧被拆除，之后转战各live house，一场门票30-50元之间，发行过四张专辑，全是独立制作发行，全是她热爱的爵士风格。她向记者提起，自己错失过很多与唱片公司签约的机会，原因几乎都是公司总要求她翻唱中文歌。“我不想受到唱片公司太多的制约，再加上现在互联网越来越发达，我觉得……好音乐不会被埋没。”在北京生活了快20年的杰西，依然不会用流利的中文表达。
简迷离：曾经最接近主流的小众音乐人
来自法国的加百利是中法音乐组合简迷离的吉他手，十几年前，他在网上认识了当时正在法国留学的主唱苏娜，组成乐队并与当地一家音乐厂牌签约，后来因为合约问题一起来了北京发展。跟杰西一样，简迷离虽然是走电子和视觉相对小众的风格，加百利也是一个坚持自己理念的音乐人。
回国之后，加百利和女友苏娜寄给各大唱片公司的小样立刻得到了积极的回复，很快，他们就成功签约了当时在华语乐坛很有分量的竹书文化，成为陈琳、杨坤的师弟师妹。2005年年底，他们发行了第一张专辑《私人生活》。
早在05年发行的专辑，看起来依然很前卫
加百利接受采访时说道，在录制第一张唱片时，制作人也想用“中西合璧”的方式包装他们，比如加入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但这个想法很快被加百利拒绝了，在他看来，跨界不是一件容易事，“不是老外唱京剧，文化就能被传播”。当时，简迷离坚持了自己的音乐风格，并将音乐、文学和视觉进行拼接，他们的每首歌都烙印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标签，俘获不少文艺青年粉丝，也收到众多电视节目、音乐节等演出邀请。
简迷离在音乐节上极具冲击力的表演
但很快，由于合约原因，简迷离在首张专辑短暂火热之后迅速消失，隐退三四年之久。2011年底他们推出翻唱专辑《末日恋曲》，在加百利的坚持下，他们用颠覆的形式改编了像《甜蜜蜜》和《那些花儿》等经典，再加上女主唱在唱腔上的突然变化，引起了一些争议，随后简迷离继续陷入低潮，甚至离开中国进行休息调整。
“十年前，我们给把小样寄给麦田、摩登天空，只要能找到联系方式的，都投了个遍，几乎唱片公司都有回应，现在想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加百利眼看来，如今的音乐圈远不如十年前那样开放：“那时的唱片公司老板也好，工作人员也好，他们真的会去听小样，真的会去寻找可能他觉得比较有意思的音乐。”
每一个洋明星经历过的尴尬，他们也都经历过
“每次上节目，几乎都会被制作单位要求穿旗袍，即使我唱的歌的风格跟旗袍一点都不搭，”对于性格爽朗不拘，被粉丝称为“虎大”的唐伯虎来说，让她穿旗袍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她还是照做了——画着大浓妆，顶着一头盘发，唱着“我要飞得更高”。
唐伯虎经常穿着中国旗袍表演
也许是有了像大山这种通过相声等中国传统艺术走红的外国人的前车之鉴，也许是正如唐伯虎所说“现在很多节目找老外，仅仅因为缺少一张外国人的脸”，这些外籍歌手为了给观众留下印象，也是蛮拼的——一点不亚于国内明星在综艺节目里的表现。
最常见的，在许多节目和演出中，主办方或是导演组都会要求他们演唱戏曲作品，“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中国歌手都没办法唱好，但因为你是外国人，所以你就必须得学。”
唐伯虎向记者回忆起一次被安排表演经典黄梅戏《女驸马》的片段。由于时间紧迫，节目组只给她留出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我要边做动作边唱，每句词的动作都不一样，不是说随便摆个pose就可以了，另外所有的词都很生涩难懂，发音更是超难，还有各种奇怪的咬字，如果一个中国歌手去学恐怕也得至少一天。”
这次经历在唐伯虎看来并不是最痛苦的，去年年底她扮演虞姬的时候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痛不欲生，终身难忘”。“因为要勒头，真的是疼到死，疼到缺氧的状态，我从小到大从来没那么难受过”。在娱乐圈打拼了这么多年，那次是唐伯虎第一次有想哭的感觉。
唐伯虎参加戏曲节目学习中国国粹
讲到这些不堪的经历时，唐伯虎突然陷入一阵沉思，不过她活泼的本性立刻恢复了回来：“哦，还有，最怕主持人问‘你会不会用筷子’，要是不会用，我岂不是早就饿死了！”
除了要学千奇百怪的才艺，他们那一张“老外的脸”甚至会被提出更多奇葩要求——连一向“高冷”的杰西也难免于此。“一次我们在商场里演出，但场地设备太简陋了，连吉他插电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用音箱放歌，于是他们就把我化妆成Lady Gaga的样子，让我对口型假唱。”由于对Lady Gaga的歌并不熟悉，杰西当时只能压低帽子，用话筒捂住嘴，边听歌边跳起夸张并拙劣的舞步，继续表演，尴尬程度稍作脑补便知。
“大家觉得我们吃香，因为有张外国人的脸就可以上很多节目，去很多地方表演，这是事实，”唐伯虎说道。“但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明星，让大家喜欢上你自己的音乐，是件很难的事情。”
生活不富裕但也不寒酸，他们有很多赚钱门路
虽然并不能挤入主流的娱乐圈，但整轮采访结束后记者发现，这群外籍音乐人的生活并不像他们在娱乐圈的地位一样尴尬窘迫，甚至可以过得无忧无虑。按大洋的话说，在北京生活“很简单”：“不用交税，不用养车，也不用特别担心钱，因为除了房子北京什么都比（洛杉矶）那边便宜。”
十年前，30岁的大洋身上带着几百美金从美国来到北京，在此之前，他在洛杉矶从事土木工程方面的工作，“挣得不多又极其无聊”。首先，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很喜欢的中文名字：大洋，不仅有“洋人”的意思，作为民国时期货币的别称，还意味着“钱”。
教英语、跑龙套、当歌手什么都做 有时同样的工作挣得比中国人多
刚来北京的时候，大洋常常收到英文老师的工作邀请，但演艺方面的工作更让他感兴趣，因为“简单，轻松，来钱快”。对于此前从未有任何演艺圈经验的他来说，成为一名歌手完全出于偶然。唱歌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技能”——在2008年参加《星光大道》时，大洋甚至一连首中文歌都不会唱，只得再台上跳一段自创的拳击舞。
来北京的一个半月后，大洋就靠朋友获得了第一份“演艺”工作。那是在Millennium Park举行的伦敦-中国奥林匹克展上，大洋身着英国警察的全套配备，扮演一名伦敦警官。在那四天里，大洋“保持警戒”，有时吹响哨子假装追捕嫌犯。而这份工作不仅让大洋轻松挣得七千块，更让他对未来的“钱途”信心大增。
大洋“扮”警察时候的装扮
后来，大洋的演艺事业越来越顺利，他开始进剧组当群众演员，有时候甚至一句台词也不用说，每天就能获得八百到一千的片酬。身为外籍人士，大洋做群演的“身价”比中国人要高20多倍。
大洋告诉记者，他的收入从来北京第四年开始便有了质的飞跃：年收入可以达到18万左右。“那时候钱开始来得又快又轻松，比如在北京车展当车模，四天能挣一万块；去剧组客串一个月，就能挣四万块。”而且让大洋最有成就感的是，他能用在中国挣的薪水，回美国买喜欢的东西。
干同样的工作，挣的钱却比中国人多，这一点杰西也深有体会。“他们无所谓我唱什么，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只要站在这里唱，他们就会觉得有面子”。要知道早在18年前，她在酒吧唱歌的收入就能到达每晚300块，而在同样的地方演出，中国歌手可能连一百块都挣不到。
另外，杰西在采访时说，前几年一些国际品牌活动的出场费非常诱人，像某著名汽车品牌的活动，唱几首歌就能挣到四千到八千块。“07,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这样的活动特别多，平均每个月都有两三次。”杰西坦言，来北京后经济方面的压力几乎没有，同时她也掌握了很多演出方面的人脉，不怎么发愁找不到工作。
大洋已经开始从“龙套”向职业演员发展
“我觉得这也许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吧，钱可以挣得不多，但是朋友、人脉资源一定要有，这才是最大的财富。”大洋说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大洋的野心不仅仅是当个跑龙套的演员，或是什么二把刀的歌手，当他想在演艺圈站稳脚跟时，却发现一切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找不到正规的经纪公司签约，挣多少钱也不能有个正经“明星”的身份。
最近，他决定自己写剧本，做编剧，做自己的电影：“那样的话就不用等别人找我工作，我可以创造自己的作品。”
怀抱“音乐梦想”的他们也还在尝试
在中国闯荡的这些年，加百利、杰西这些职业音乐人亲身感受到了音乐行业的萎靡不振，和整个娱乐圈的发展变化，虽然可能收到过一些挫折，或者离自己当初的“音乐梦想”依然有些遥远，但他们还在继续不懈地进行着努力和尝试。
上选秀节目重拾存在感
眼看“唱片已死”，演出市场逐渐加温，而想要获得更多商演机会，参加选秀节目，增加曝光量和知名度成了所有歌手“曲线救国”的方法，也包括这些外籍音乐人。除了《星光大道》、《中国红歌会》这类外国人经常出现的电视节目，他们越来越多选择登上音乐选秀节目试图寻找新的机会，虽然有的可能造成了反效果。
简迷离在2011年翻唱专辑引起争议再次隐退之前，曾在2012年参加第一季《中国好声音》，然而当他们唱完那首改编版的《龙卷风》时，四位导师竟无一人转身，身为导师兼同门师兄的杨坤甚至建议他们分开发展。那次失败对他们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直到2015年，他们再次出现在选秀舞台——第二季《中国好歌曲》，以一曲电子摇滚风格的《怪兽不跳舞》成功加入周华健队，这个经历波折的组合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节目后，简迷离发行了新专辑《迷图》，并进行了出道十年来第一次live house巡演。
简迷离参加《中国好声音》却不被认可
谈到因为自己的“不妥协”遇到的这些坎坷，加百利认为这是很多音乐人都会遇到的问题，不过现在靠选秀出头难，音乐人靠音乐维生也越来越艰难，跟整个大环境的变也化分不开。“比方说国外重视版权，一个歌手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就可以靠版权吃一辈子，但在中国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如今，除了唱歌，加百利还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帮其他歌手做音乐制作，以及影像资料，用这些收入补贴音乐生涯。
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做自己舒服的音乐
尽管在北京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杰西也曾经萌生过退意，那是她来北京的第十三年，已过而立之年的她仍是孤身一人，随着身边的朋友逐个归国，她越来越感到孤独，甚至有了“放弃一切，回到美国”的想法。然而就当她纠结迷茫之际，音乐人高放闯入了她的生活，共同的音乐理念让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并且很快结婚生子，他们的混血宝宝如今已经三岁了。
有了家庭这个强大后盾，杰西在音乐这条路上似乎玩得更顺手了。生完孩子后，她跟丈夫组了一支名为“唐人街”的乐队，开始在北京的live house里进行小型演出。今年初，杰西开始着手录制新专辑，把这几年来他们夫妻共同创作的作品收集起来。采访时，杰西热情地放给记者试听，一段混搭着爵士和电子元素的旋律从音响里流淌而出——按杰西的话说，这是一张“听起来很舒服，但也会让你跟着旋律起舞的专辑”。
杰西与老公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
相比杰西做音乐时的自在，同样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的唐伯虎，似乎永远处在一个“矛盾”的状态：“我只在美国生活过一年，去美国的话，他们都觉得我是个中国人，而我在中国他都觉得你是一个外国人。”唐伯虎告诉记者，以前写歌的时候，虽然是中文歌词，但她习惯先写出英文再按大概意思翻译出来。最近，她开始尝试更“地道”的创作方法，甚至增加一些中国元素，比如她刚写了一首新歌名叫《传承》，是一首节奏明快的舞曲，但歌词却直接引用了毛泽东诗词。
唐伯虎说，也许这种中西结合的方式才能让自己真正踏实下来：“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人，经常卡在一个特别不舒服的位置，但如果能找到一个方式把两者融合到一起，那这就是我自己的风格。”
最后，我们跟他们聊了一些音乐以外的事儿
来北京之前，大洋只在明信片上看见过这个城市的面貌，“印象中，北京有长城，有故宫，有很多胡同串子骑着单车在灰色的小胡同里来回穿梭，又穿着中山装的中国人灿烂地笑着，露出缺了几颗的牙齿。”大洋曾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个破落颓唐的城市，可恰恰相反，北京的现代化和包容性给了大洋一记耳光——他怎么也想象不到，北京的发展如此迅速，一座文化古城中不逊于纽约的水泥森林。“到处都是车、人，一年365天日夜不停修建、养护中的道路建筑，而且，比起在美国，我在这里得到的机会要多十倍。”
在这生活多年，大洋的生活习惯早就跟一个普通北京人无异。比如，北京人眼中的“世界中心”——五道口，对他来说就是天堂。“天啊，那里都是留学生，都是年轻人，有西餐，有便宜但是好玩的酒吧”，提起五道口，大洋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他说，那里简直就是自己第二个家。大洋曾经在五道口住过七年，一开始与人合租，房租每月只有一千块，后来他搬到科技大学对面的石油大院，房租也不算太贵，“一开始2200后来涨到2600”。那是一间一室一厅的公寓，对于独居的大洋来说，宽敞又舒适，偶尔他还能邀朋友来家小聚，一起做做饭喝喝酒。大洋甚至还得意地向记者推荐自己开的比亚迪，“我开了两年了，没什么毛病，关键是省油。”
大洋和自己的爱车
全世界都知道北京房价贵 空气脏 他们怎么看？
采访最后，我们与这些老外音乐人聊了聊中国的房地产，大洋说，自己实在理解不了，为什么中国人要花那么多钱在北京买一座“监狱”，而用同样的钱完全可以在美国买栋大别墅。虽然他在美国有几万美金的退休金，但是却完全不想浪费在中国的房地产上。所以，每次和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都会迈不过买房这个坎儿。而加百利虽然已经结了婚，但他和妻子苏娜仍然在北京租房生活，尽管加百利笑说“法国人也喜欢当地主”，但北京高昂的房价，他们确实“没必要给自己增加这么一个烦恼”。
而嫁给了一位北京本地音乐人的杰西，则完全不用为房子发愁，她说自己很庆幸，有房子为她的生活减少很大一部分负担。几年前，她和家人搬进了位于望京Soho附近的新家，如今那里的房价已经翻了一番——而初来北京时没用积蓄投资买房也成了她心中一大憾事：“我在朝阳北路那边看中过一套房子，现在涨了快八倍。”
杰西不愿因小问题而放弃在北京的幸福家庭
然而，现在最让杰西担忧的显然不是北京的房价，而是越来越严重的空气质量问题。“当然该做的防护措施都会做，但如果因为这个原因让我放弃家庭放弃音乐，回美国从零开始，是你你会愿意吗？”
也许，北京对这些漂泊异乡的老外来说，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它有广阔的胸怀却充满残酷的竞争，然而不论如何，都让他们欲罢不能。
总结陈词：
外国面孔想在今天本土文化越来越强势的中国娱乐圈形成气候，目前看起来是越来越难的，特别是在整个音乐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外籍音乐人想走出自己的一片天，更是不可能。但是，对这批在京城扎根的外国人来说，音乐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座飞速发展的城市更已经是他们离不开的归属感：在这里，他们的中国梦有的已经实现，有的还在继续追逐中。
主笔 :马晓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