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郭刚堂找到了被拐卖了24年的儿子郭振（又名郭新振）。
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放弃对孩子的寻找。数十个省份，骑行50多万公里，报废10辆摩托车……以郭刚堂的故事为原型，被拍成电影《失孤》，由刘德华主演。
然而《失孤》的故事并没有如期待中完美结局，已经成年的郭振选择继续和养父母家里生活。
对于郭振的选择，郭刚堂说他理解并且支持，“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孩子能好。”
找回孩子，郭刚堂有了笑脸
保护郭振
时隔24年，郭刚堂见到了儿子郭振。
这个男人26岁了。他不记得2岁以前的事，从没想过自己曾是被拐儿童。
他出生在山东，如今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话。郭刚堂仔细的从儿子身上寻找着血缘的印记，包括小时候左脚拇指上烫伤的那粒伤疤，“一看就是我儿子，但是比我帅多了。”
在公安机关举行的认亲仪式上，已经头发花白的郭刚堂一只手紧紧抱住已经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郭振，一只手去抹眼泪——人在最激动的时候，会哽咽到说不出话。
在众多镜头的簇拥下，郭振的背明显僵直着，他不知道手应该放在哪里——眼前的父亲，如此陌生。周围的人甚至是民警都湿润了眼眶，所有人都希望他能紧紧拥抱眼前的父母，然后流下久别重逢的眼泪——但是他没有。
在郭刚堂后续的采访中，他澄清说郭振不是没有哭，当时他正在低声安抚自己，“爸妈，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只是当时话筒收声不好，众人都没听见这一句。
按照相关规定，被拐儿童成年后的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力，郭振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养父母家。
他已经读完大学，职业是一名老师，即便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也难以割舍早已经熟悉的一切。
郭刚堂说，孩子找到后，自己也有倾诉的欲望，想要敲锣打鼓的告诉全世界，自己的孩子找到了。但是平静下来后，自己在想到底哪种方式才是真正的对孩子好——郭振和其养父母之间有24年的情感牵绊，这些既无法否认，也不能抹去。
“郭振被拐找到后选择重新回到养父母身边”的消息一出，舆论瞬间引爆了全网。很多人都在网上指责郭振的选择，希望他能够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因为亲生父母找了他24年，这样的选择，既无公平可言，也是对父母的二次伤害。尤其是父亲郭刚堂，单骑走天涯寻子的漫漫长路，更是几经生死。
网上的各种评论像骇浪一样涌来，甚至有“网红”跑到疑似郭振养父母家去直播，形势愈演愈烈的时候，郭刚堂再次挡在了孩子的前方。
“我支持郭振的选择。”郭刚堂说，如果自己非要逼着孩子做选择，那受伤害的就是孩子，“就算是孩子选择我们，也会有人说他不报养恩。”作为父亲，郭刚堂在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去保护郭振，不让他陷入到两难的境地，“整个事情最大的受害者是孩子，如果我非要来我身边，他会受到二次伤害。”
郭刚堂在寻子的路上（资料图）
为了保护郭振，在公开表达了对郭振选择的支持，并且表示同郭振养父母“像亲戚一样走动”后，郭刚堂“消失”了。他几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拒绝了一切媒体的采访，同时小心地保护着郭振的一切私人信息，包括照片、工作单位乃至他养父母的家庭信息等，他用沉默，等待热度的消失。
郭刚堂的拒不发声，让围绕郭振的一切都显得扑朔迷离。对于他的养父母家、工作地点甚至婚配情况等都流传着几个不同的版本。记者求证的时候，郭刚堂颇有点得意，“说明咱把孩子保护的不错，让人找不着。”
父与子
郭刚堂在重新学习做一位父亲。
除了郭振，他还有两个孩子，虽然常年奔波在为他们找哥哥的路上，但父亲给孩子的爱从来没有缺席。每次从外面回来，郭刚堂都会给两个孩子讲点外面的新鲜事，讲讲自己的所见所闻——在两个孩子的心里，爸爸去外面找哥哥了，但是爸爸会回来，回来会带来礼物和故事，爸爸是很厉害的人。
但是给郭振做父亲，郭刚堂显得有些小心翼翼，像一个初为人父的新手爸爸一样，探索着和儿子相处方式。
在郭振丢失的时候，只有两岁，胳膊跟藕节一样，小胳膊小腿肉嘟嘟的；被找到时，他的个头已经高过父亲半头，是个26岁的青年男子。彼此之间空白的24年，不仅仅是代沟的差距，里面有太多的眼泪、磨难以及血肉亲情和养育恩情之间无法言说的拉扯和牵绊。
认亲现场的郭刚堂夫妇和郭振（资料图）
郭振是一名教师，郭刚堂平时几乎不会给他主动打电话，只是从微信上联系。父子之间形成了默契，他们在聊天中会刻意跳过中间那些年。为了找到郭振，郭刚堂在外面乞讨、挨打，吃遍了人世间的千般苦，他从来不说；郭振的成长经历，他在另一个家庭里遇到什么，成长的困惑如何消解，郭刚堂也从来不问。双方聊天，都在小心翼翼的避开敏感话题。
“这一个月以来，我们基本都是在微信上聊点新闻，聊点工作，我们谈以后，不谈过去。”郭振找回来了，郭刚堂不想让这些记忆碎片变成玻璃碴，扎在他的心上。他不想让孩子背上道德的枷锁。命运给的痛，由他一个人承受就可以了。
他在试图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让老父亲和已经成年的儿子都轻松的氛围——从朋友做起。谈谈时政，聊聊未来，说说工作上的开心和烦恼。
半个呱哒
很多人对郭刚堂如此“大度”的选择并不认同，一路见证了郭刚堂经历的痛苦，亲戚朋友们都劝郭刚堂要把孩子带回来。
在采访的时候，小区里一位大爷远远地就给郭刚堂招手：“你得把孩子带回来啊！这咱自己的孩子！你带回来啊！”
孩子妈妈张文革会想孩子，总是想着能多看看郭振，想跟孩子生活在一起。说起这个问题的时候，郭刚堂短暂的沉默了一下，“那她也得忍着。”
他怕郭振会觉得有压力，哪怕这种压力纯粹发源于爱。
在采访的时候，他小心地避开记者询问的一切有关郭振的细节，尤其是双方相处的细节，“我不想打破现在的平衡。”
郭刚堂寻子路上（资料图）
郭振在河南，郭刚堂在山东，这不远不近的距离，反而可以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谈及认亲后的走动，郭刚堂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近日河南洪灾和疫情的原因，也让两地的往来交通不方便。
“孩子人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在一起。”郭刚堂心里清楚，24年的分别，让双方不可能没有一点隔阂，“日久见人心，总有一天会走到心里去。”
只是，当被人贩子改变得四分五裂的家庭重新归位，就算每个人都在努力愈合大大小小的创口，缺失的24年还是横亘在这个家庭中间，像一道隐秘的伤痕。
生活的琐碎里经常无意显露出令人伤感的小细节。郭振生活在河南，爱吃面，郭刚堂家在山东聊城。虽然都是北方，但聊城是运河古都，和中原大地的口味、菜品相差甚远。认亲的当天宴席上有一盘聊城的名吃呱嗒，这是一种煎炸的当地小吃，郭振当时吃了半块。这个细节，让郭刚堂高兴了很久，“这是家乡的味道。”
“你怨恨吗？”
郭刚堂寻子用的摩托车，静静躺在地下室里，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这是郭刚堂寻子骑的第十辆。寻子的时候，郭刚堂就把印着孩子照片的旗插在摩托车后面，行程逾50万公里，走遍了除新疆和西藏外的所有省份。
完成使命的摩托车
电影里，刘德华说，“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我是个父亲。”这基本是郭刚堂对导演彭三源说的原话。
路上的艰辛，只有郭刚堂自己能够体会。他遇到过交通事故摔断过肋骨，碰到过拦路抢劫，还遭遇过泥石流。在骑行深圳的路上，1万5千多公里的行程中，郭刚堂见到了100多起车祸，12个人在他的眼前死掉，其中6个都是骑摩托车，“老天没让我死在路上，已经算对我不薄”。
在儿子走失前，郭刚堂在当地是殷实之家。为了找儿子，不到一个月就倾家荡产。寻子路上的开销靠沿途出售家乡的手工葫芦为生。如果没钱了，就回家打短工，打完工再上路。最窘困的时候，他手里只有一毛五分钱，只能要饭吃。
为了省钱，住过墓地，睡过桥洞，和流浪汉抢睡觉的地方。有一次，骑到大别山碰到大风大雨，山路的一侧就是悬崖，郭刚堂连人带车卡在了水泥桩上，看着一侧的悬崖，郭刚堂觉得跳下去把一切了结也挺好，但这时候，歪斜的摩托车后座上的旗子还在风雨里飘着，发着啪啪的声响。
他幻听了，那声响像是郭振在说，“爸爸别难过，我一直陪着你呢。”
九死一生，这只是漫漫寻子路上的一个瞬间。“你怨恨吗？”记者问。家庭破碎、风雨奔波、双鬓染霜，24年的亲情是一片空白。
“原来的时候会有怨，会有恨。”郭刚堂说，“但我们得看以后。我已经过了24年的苦痛的日子，难道我以后还要过吗？我的意愿就是修复血浓于水的亲情。”
急不得
郭刚堂在自己能做的最大范围内给孩子自由度和选择权，但他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大方”，会在某些细节上进行坚持：找回来的郭振也没有去派出所正式改名字，郭刚堂没有对孩子提任何要求，但始终坚持叫孩子“郭振”，虽然孩子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
一个月的时间里，郭刚堂基本知道了孩子的爱吃什么，喜欢什么，郭振也开始慢慢地了解着亲生父母，自己的原生家庭。这一切都朝向着好的地方发展。
父子之间，在一点点的互相打量、试探中，慢慢感受和靠近对方。
郭刚堂说，这个过程，“急不得”。能够做到“急不得”，一方面是24年的时间长度里已经磨平了郭刚堂的一切棱角，另一方面，在找孩子的过程中，他见过了太多的眼泪和破碎。
在某种意义上，寻亲这件事更像在和命运赌博，成功找到已经不容易了，能回归家庭更难。在找孩子的过程中，郭刚堂主办了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在找郭振的同时，也为更多的人找丢失的孩子。
在这个过程中，他见到了太多不尽人意的案例：有对夫妇丢失孩子后，找了十多年遍寻无果，丈夫顶受不住压力跳楼死了，结果孩子在30多岁的时候找回了，面对他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庭；有的因为找孩子的事产生分歧和配偶离异了，两个人的压力留给了一个人继续去找……
就算是比较幸运的找回了孩子，更多的考验还在后面：被拐走的孩子常常状况百出，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有些孩子残了、病了；还有些孩子在养家没有得到好的教育引导，走上了歪路。
地下室很多东西，都跟寻子有关
就算足够幸运，避开以上种种，依然隔着时间、地域、缺位的亲情，即便是孩子找到了，真正能和亲生父母在一起生活的不多。从某种程度上说，郭刚堂算是“幸运”的：重新见面时，郭振健康，读过大学，是个彬彬有礼的好小伙，而且自己的家也在。
“人得往前看。”地下室里，还散落着一些寻子时用的孩子照片，郭刚堂把这些收拾起来，关掉灯，锁上门，“没有任何隔阂是一种奢望，相处需要时间，我们都在努力。”
关机的自由
生活在向好发展。首先就是体现在郭刚堂夫妻俩身上。
记者见到郭刚堂那天，他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衣，西服裤子，还有一双簇新的皮鞋。这是他跟孩子妈张文革一起去镇上服装店买的，“挺大的服装店，这身加起来得300多块钱。”在此之前，他已经很多年没有买过、穿过这么“正正经经”的新衣服。
孩子妈妈张文革也变了，她一直饱受肩疼的困扰，但是从来不舍得去医院看，怕花钱。这次她主动提出来要去医院看病，“以后儿子成了家，得给儿子看孩子。”
郭刚堂带着她，医生给扎了几针，原本疼的抬不起来的胳膊很快就觉得好转，“就花了167块钱。为了这点钱，她就这么忍着疼不说，疼了这么多年。”说起这个，郭刚堂觉得愧对妻子，为了找孩子，夫妻俩这么多年来一直过着近乎自虐式的生活。现在儿子找到了，妻子终于肯给自己身上花钱了。
这个背包在寻子时护在胸前
夫妻俩的聊天也变了。以前郭刚堂寻子无果回家后，夫妻俩之间纵有千言万语，也被大段的沉默代替。因为不管说什么话题，最终都会发展到郭振身上。郭振的丢失是俩人最大的痛，不去提，痛得很，去提，就是揭开伤疤。
“现在我们俩遛弯，能聊点别的了。就算是又说到了郭振，也没那么沉重了。”郭刚堂说，终于可以卸下包袱，聊点家长里短的话题了。
寻回郭振后，郭刚堂终于有了“关机的自由。”以前怕漏掉郭振的线索，电话从来不敢关机，但是随着自己“出名”，每天都会接到各种各样的电话：除了让他帮忙找孩子的，还有让他找牛的、打官司的、安慰的、倾诉的，还有很多是骂人的。郭刚堂现在终于可以关机了，“这是找回郭振后我觉得最幸福的事。”
只是午夜梦回的时候，郭刚堂总是忍不住去琢磨：哪个孩子的眼睛像郭振，哪个孩子的耳朵有点像……像是一种应激反应，闭上眼就想，改不过来。
不过，新的生活正在规划中。郭刚堂喜欢开车，他脑子挺活，已经看好了一个运输项目，准备开干，“老郭的任务很艰巨，还得给儿子娶媳妇、看孩子呢。”
因为刘德华电影的轰动，之前有多家直播公司找到他，想要“包装他当网红”，价格从40多万一路开到了近200万，都让郭刚堂拒绝了，“男人要靠着自己的双手养家糊口，不弄那些东西。”他说，自己有点大男子主义，觉得靠着双手养家糊口是男人的本分。而且作为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的会长，一旦自己被利益绑定，一言一行都不由自主，怎么再去帮别人找孩子？
停不下来
他太懂孩子丢失的痛了。自己的孩子找到了，还有很多的孩子没找到，他不忍心停下。
“我这几年一直在找人开发一个寻亲程序，就是把所有失踪人口的信息尤其是特征都放上去，只要用人像、关键词对比，就能找出相关的人。”郭刚堂掏出手机，给记者演示上面的信息，打开小程序“天涯寻亲”，输入“伤疤”关键词，包括郭振2岁照片在内，出现在失踪儿童一栏。
“一个老郭能有多大的力量，就是累死我我也没有多大的本事，我就是个普通人。”郭刚堂说，现在他的微信、抖音每天还收到大量的信息，根本看不过来，“等这个软件上线，大家就能通过这上面找到很多关键线索和信息。”此次郭振被找到，也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否则靠郭刚堂骑摩托车单枪匹马的去寻找，依然是大海捞针，不知道何时才能亲人相见。
寻子的过程中郭刚堂也在帮别人寻亲
“寻亲时一个特别大的阻碍就是地方保护主义。买家不会主动的说孩子信息，他的亲属邻居就算是想说也不敢。孩子有时候想找父母，但是记不清信息，碍于各种原因也不好公开去找。但是如果能通过这个程序查询，那一切就能私下里进行。”郭刚堂说，这个程序的种种功能，针对的都是自己寻子几十年得出的痛点，“这个程序很多开发都是人家技术公司公益给做的，我一共就往里头投了几万块钱。没办法，谁让老郭不是个有钱人呢。”
郭刚堂计划着，等疫情形势缓和一点，自己就去北京再找一趟技术公司，把这个软件完善后正式推出，等一些都步入正轨，自己就从天涯寻亲协会会长的位子上退出，把这个寻亲的软件捐出去，让国家相关部门来接管运营。
“到时候老郭也过过正常的日子。”郭刚堂计划了三件事：骑着摩托车玩，陪着爱人出门旅游，帮儿子看孩子，“以后就过这样的日子。”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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