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碑票房双丰收的国漫电影《长安三万里》最近遇到争议。
8月16日，洛阳市隋唐史学会通过官方自媒体账号发文，在肯定电影《长安三万里》价值的同时，认为部分情节描述与真实历史不符，极易误导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因此该学会委托律师事务所发函，要求电影《长安三万里》的制片方、导演、编剧等发表纠错、致歉声明。
截至8月17日，《长安三万里》上映41天，票房超过17亿元，豆瓣评分8.3分，是暑期档得分最高的电影。
影片采取了独特而新鲜的讲述角度，借助李白与高适一生友情，把唐代历史人文鲜活地展现于银幕之上，为观众制造了一场“悠长梦境”。电影不但是出品方追光动画目前最受观众肯定的作品，也为未来动画片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现在《长安三万里》从制片方到创作者个体，均被学术机构要求道歉，这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这么说是因为，文艺创作与专业研究在看待历史与人物时，出发点与视角向来有着较大的不同。文艺创作看重故事的结构、情节的精彩、人物的吸引力，偏于感性与想象力发挥；而专业研究则专注于多方论证、深度挖掘、去伪存真，偏于理性与严肃。当两方遇到一个具体问题或事例时，产生不同看法是很常见的。
通常而言，创作群体以及支持电影为提高欣赏性可以大胆改编的观众认为，电影还原历史，但电影不是历史，如果严苛地按照历史来讲故事，有可能会束缚手脚，难以保障艺术创作的自由度。
学术研究专业团体，包括相关历史人物的后人，普遍也认可适度改编，但在涉及史实失真或者牵扯人物隐私时，往往抱有较为强烈的反对态度。
坦率说，直到现在，双方仍未找到一个拥有某种标准的共识，这种争论将有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这次洛阳市隋唐史学会提出了《长安三万里》四处“情节与历史严重不符”的地方，分别是：李白与杜甫第一次相逢在洛阳，并非影片中描写的长安；杜甫早年生活在洛阳，并非影片中描写的长安；“一日三绝”发生在洛阳天宫寺，并非影片中描写的扬州；救下郭子仪的是李白，并非影片中描写的高适。
对于这四点，在影片上映不久，社交媒体上已有争论，甚至在个别话题上，升级为网络骂战。这次洛阳市隋唐史学会在影片上映40天后提出道歉要求，不排除是受网络争议影响，尝试普及一些与电影相关的历史知识。
对观众而言，看电影时的愉悦感、收获感是第一位的，观影第一时间内，更多会被情绪感染，而不会立刻去探寻史实。
但在影片票房高企之后，作为电影的延伸话题，对涉及史实部分的情节进行讨论，继而产生一些争议，而作为争议载体的作品，被推到焦点位置，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而争论升级到发律师函的层面，也不是坏事，有其积极一面。首先，这起码可以平息舆论中的骂战色彩，去除讨论过程中的浮躁气息，把问题提升到一个更为正式的层面中来。
其次，大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博弈”形式，较为清晰地探触到改编的边界，保障作品在欣赏价值不受损的同时，也可以赢得尊重史实方面的加分，使作品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这次《长安三万里》被发律师函，给以后的同类型题材以及所有涉及真实历史的影视改编，提了一个醒：可否在创作过程中，更为慎重地处理真实历史事件与人物关系？
如果必须进行较大尺度的改编，能否尝试在该情节展开时的画面上进行简明扼要的字幕提示，或者在片尾加以说明？这样可以有效避免观众把电影故事当真实历史来看。
从这个层面看，《长安三万里》片方与创作者，有必要与洛阳市隋唐史学会进行互动，把这次碰撞变成一次具有传播意义的文化交流。
电影的创作空间与自由度要维护，历史的真实性与严肃性也要诚恳面对，但这两者之间不应是对立关系，也拥有良好融合的可能性。
当然，融合的前提是，爱护国产片的探索与发展，把服务观众作为最高追求，使电影真正成为娱乐性与艺术性俱佳的文化产品。
撰稿 / 韩浩月（专栏作家）
编辑 / 迟道华
校对 /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