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1388年，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内蒙与外蒙的界湖)，北元势力被明朝蓝玉率军突袭，狼狈不已。咱不妨称之为捕鱼儿海之变。 两者相差两百余年，却足可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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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耻时，金军攻破开封城，俘虏了宋徽宗、钦宗父子两代皇帝。并将赵氏宗室、后宫妃子、朝臣等三千余人掳往北方，还有朝廷各种礼器、古董文物、图籍、宫人、内侍、倡优、工匠等，一并抢去。百姓十万众，亦被赶往北方。
捕鱼儿海之战呢，“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并宝玺、符敕金牌、金银印诸物，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无算”，不过，北元可汗脱古思帖木儿及其大儿子天保奴侥幸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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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俘人数上，宗室与大臣，皆是三千余人;金人带走的百姓，比明人带回南方的，多了两万多。
在靖康之变中，宋朝女子受尽屈辱，成为金军兵将之玩物。公主嫔妃，被赐给有功之人做老婆当妾室。更有被送进浣衣局去洗衣服的。
北元的呢，可汗的一个妃子被蓝玉奸淫了，后来成为朱元璋对蓝玉不满的罪证之一。可见，在朱元璋看来，明军不该如此无礼。
靖康之变后，宋室衣冠南渡，于临安重建宋朝，并延续一百五十多年。捕鱼儿海十多年后，北元取消帝号，取消国号，蒙古重新陷入纠纷之中。虽然后来其瓦喇部亦有俘虏明英宗之事，终难对明朝再有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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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征战有年，最终失败;捕鱼儿海北元猝不及防，被打了个大大的偷袭。
宋朝徽、钦二帝最后惨死在北方，脱古思帖木儿与天保奴在逃亡途中，也遭到毒手。这两对父子的命运，倒类似得很。
最大的区别，其实在知名度。靖康之耻，基本读了小学中学的都知道，而捕鱼儿海之战，则纯为爱好历史之人方能看到了。
太史公在《史记》中成功塑造了战国四公子的形象，他们是指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四人皆以“好客”闻名，他们礼贤下士，“争相倾以待士”，广招宾客，借王公之势，“盛养门客、食客、刺客者”，以善养士而出名。然而四人的结局却大不相同：孟尝君和平原君是天年而终，信陵君病酒而卒，春申君结局最为惨烈，“园死士侠刺春申君，斩其头，投入棘门外。” 春申君黄歇是四公子中唯一非王室中人，对比其他三人，孟尝君田文是齐国宰相田婴的庶子，田婴是齐威王的小儿子，齐宣王庶母所生的弟弟;平原君赵胜是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的弟弟;信陵君魏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釐王的同父异母弟。按照先秦“公子”的衡量标准，平原君与信陵君为“公子”，孟尝君为“公孙”，春申君仅为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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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出身上春申君较其他三人已经低了一截，他能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成就全靠的是其出色的外交才能、政治才能，位列楚相。他游学博闻、能言善辩，凭自己的辩才得到楚顷襄王的重用，任左徒。
《芈月传》中的秦昭襄王嬴稷和芈月
其后出使秦国，上书劝秦昭襄王说，秦国和楚国是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秦楚相战，“犹两虎相与斗，两虎相与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秦国和楚国结盟，然后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其它国家。在这篇洋洋洒洒的奏书中，将秦、楚、韩、魏四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地理等等错综复杂的情形分析的透彻清晰，不费一兵一卒就解除了秦、韩、魏对楚国的威胁，显示了他高超的外交才能。
《大秦帝国》中的秦昭襄王
除了外交才能，春申君在“出身遣楚太子归”这件事上表现的智慧与勇气，连司马迁都称赞道“何其智之明也”。楚太子作为人质被扣留在秦国，春申君使计，“楚太子因变衣服为楚使者御以出关，而黄歇守舍，常为谢病。度太子已远，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归，出远矣。歇当死，愿赐死。”昭王大怒，欲听其自杀也。”所以说他是冒着自身的生命危险营救楚太子，待楚太子立为考烈王，受封“春申君”。但是他的最为惨烈的结局却不仅仅因为他的出身，更多的是由于自身的性格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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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珠炫赵客，邑开吴士”。
“太史公作四君传，具见好客意”，“好客”是四公子人物形象中最重要的共性，也是司马迁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司马迁载：春申君“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他的好客是为了巩固自己的辅国之权，更有甚者，待客不是用诚意，而以珠玉待客，这样的待客之道怎么能真得士?
再看信陵君，他的待客不仅美其服饰，盛其饮食，更重要的是待人真诚不矫饰，只要是士人，不论德才高低，信陵君都能谦虚的有礼貌的跟他们交往。比如侯嬴，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夷门监者”，信陵君听说他是个贤者就去拜访他，为他大宴宾客，并亲自去接他，还为他赶车去拜访侯嬴的朋友屠夫朱亥。《史记》中“夷门迎侯生”描述的非常详细，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仁厚长者的风范，“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因此侯生深受其精神感召，在围魏救赵时，挺身而出愿为国家、知己以死相报，“北乡自颈”。反观春申君的三千宾客，却是用于“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
正因为他的待客之道，在李园“欲杀春申君以灭口，而国人颇有知之者”时，只有宾客朱英站出来提醒他。尽管孟尝君“好客自喜”，但“舍业厚遇之”，“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所以孟尝君有鸡鸣狗盗，有冯獾为其“狡兔三窟”，平原君有毛遂为其自荐，有公孙龙为其谋划。
2.“利令智昏”，“奸谋盗楚”。
前文说了，春申君并不是楚国宗亲，他是凭借自己为楚太子出生入死换来的高贵的身份地位的，也就是说他的荣辱全系于楚王。《史记》载：“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乃相与合从，西伐秦，而楚王为从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这说明春申君时刻感到自己的地位不保，再加上楚考烈王多年无子，这使得春申君更加担心自己会一夜之间一无所有。这时李园之妹的一番言语更是戳到他的心窝里去了，所以说最后李园阴谋得逞不是说计谋有多高超，而是因为春申君想利用姻亲关系保全自己的地位，正因为他太看重权势地位，所以不惜“奸谋盗楚”。应该说这是由于他的身份决定的，如果是信陵君，怎么也不会“奸谋盗魏”的，信陵君本身就是魏国宗亲，家国一体，存国就是存己。当然这并不是否定信陵君所做的一切事情，恰恰相反，正是信陵君认识到这一点，家国天下高于一切，一心为国的行为才更突显他的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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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春申君性格中的最大缺陷就是“当断不断”。可以说，救楚太子归国任相一事是他人生的分水岭，前期明智忠信，后期昏聩自利。高居相位二十多年，养尊处优，早将他的赤诚之心消磨殆尽，他盲目乐观，缺乏忧患意识，从而变得昏庸迟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李园“欲杀春申君以灭口，而国人颇有知之者”时，他竟毫不自知，当门客朱英向他分析他与李园之间的利害关系时，他置之不理，竟说“足下置之，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
再看平原君，虽不是太史公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据实而论，平原君的才智没有超人之处，甚至于显得平庸，他爱美人，喜奢华，贪小利，却也缘于他的贵族身份，但他的最大长处就在于他善养士，能用人，知错即该。听从李同的劝告而解邯郸之围，采纳公孙龙的意见不请封都是善用人;不以自己的身份为意，向信陵君赔罪，向毛遂道歉是知错即该。
司马迁评论春申君的惨死时，认为他“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如果春申君也能像平原君那样善用人，知错即该，采纳朱英的建议，是有可能避免灾祸的。无妄成灾，朱英徒语。
四公子的死亡不能不说是其各自的个性使然。
平原君虽不识大体，但庸人有庸福，天年而终，其后代与赵国共存亡。
孟尝君由贱而贵，重地位，重利益，虽寿终天年，然死后儿子为夺薛公之位自相残杀，终被齐魏灭亡。
信陵君仁贤，一心为国，晚年却遭魏王猜忌，兵权被夺，郁郁不得志，“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终病酒而卒。”
春申君利令智昏，奸谋盗楚，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终身首异处，惨遭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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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在《史记》中成功塑造了战国四公子的形象，他们是指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四人皆以“好客”闻名，他们礼贤下士，“争相倾以待士”，广招宾客，借王公之势，“盛养门客、食客、刺客者”，以善养士而出名。然而四人的结局却大不相同：孟尝君和平原君是天年而终，信陵君病酒而卒，春申君结局最为惨烈，“园死士侠刺春申君，斩其头，投入棘门外。” 春申君黄歇是四公子中唯一非王室中人，对比其他三人，孟尝君田文是齐国宰相田婴的庶子，田婴是齐威王的小儿子，齐宣王庶母所生的弟弟;平原君赵胜是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的弟弟;信陵君魏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釐王的同父异母弟。按照先秦“公子”的衡量标准，平原君与信陵君为“公子”，孟尝君为“公孙”，春申君仅为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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