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时代到来以后，新兴技术每向前迈进一步，其结果必然导致一批旧式企业关门破产，以及无数工人的下岗失业，进而形成社会问题，这种情况在社会转型时期尤为突出。晚清也不例外。
工人捣毁缫丝厂
1881年10月5日正午时分，广东南海县，1000余名满脸愤恨的手工缫丝工人冲进了一个名为学堂村的村落，可能还有部分匪徒混杂其间，他们高举着“锦纶堂”的旗号捣毁了村中的裕厚昌丝厂。混乱中，部分骚乱分子抢走了缫丝原料10000余斤及其他贵重财物，并与前来阻止的庄丁发生大规模械斗，酿成了血案。
裕厚昌原本是南海举人陈植榘、陈植恕兄弟于1877年创建的一家蒸汽缫丝企业，设备完全模仿邻村继昌隆缫丝厂制造，截止到事发前，裕厚昌已有雇工100余人，可以称得上初具规模。尽管陈氏兄弟平日不太擅长应付乡里纠纷，时常与附近村落中“锦纶堂”旗下商贾发生摩擦，但也不至于招致如此横祸。
在暴徒们打砸之中，三四个身影偷偷溜出了村口，绕到村后一处码头，乘船渡河，到达了对岸的简村。
在学堂村暴力事件发生前不久，简村首富继昌隆缫丝厂老板陈启沅接到消息：“锦纶堂”上千人马正在朝邻村进发，来意不明。他当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刻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他命人迅速前往官山禀告驻扎在那里的官军，求助于官府力量来化解这场危机；另一面迅速召集武装乡丁，安排他们分别把守在简村和学堂村相隔的河岸上，凭岸守望，防止这批人趁乱渡河突袭简村。同时他挑选了反应机敏、身手敏捷的厂内职员三四人，混入骚乱队伍，观察动情，相机应付，一旦察觉异常马上回来报告。上文渡河者，正是简村派出的眼线。
这三四人把在学堂村亲眼目睹到的混乱场景如实讲述后，陈启沅也很吃惊，随即叮嘱简村的武装壮丁，严加戒备。只许对方派代表过来商谈，绝不许大队人马过河。一旦强渡，则立即开战。
骚乱人群捣毁“裕厚昌”丝厂后，在村中一通打砸抢烧，混乱由中午一直持续到了傍晚，历时四五个小时。入夜时分，部分暴徒企图渡河，但发觉对岸已有武装戒备，便四散而去。
事件发生后，南海知县徐赓陛权衡利弊后出示了一道名为《禁止丝揭晓谕机工示》的公文，“本县为民父母，固不能庇奸民而纵其横暴，也不能袒富民而任其垄断。盖地方之芬顽必当究治，而小民生计，尤应兼筹”，明令“裕厚昌、继昌隆、经和昌等丝褐之家，克日齐停工作……”
从这道公文上可以看出，学堂村暴力事件并非一起单纯的民间纠纷。“小民生计”与“富民垄断”似乎成为了文章的关键词。因为小民生计，所以裕厚昌、继昌隆、经和昌等企业必须停工。那么这一切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呢？
落寞的手工缫丝业翘楚“锦纶堂”
事件发生这一年，也就是1881年春夏之间，因为气候原因中国南方地区蚕茧歉收，市面上土丝匮乏，一时间缫丝原材料价格疯涨，丝织业也遭到了空前的冲击，部分手工作坊因此破了产。在这次风潮中受挫最严重的要数“锦纶堂”。
作为岭南地区最大的手工缫丝业行会，“锦纶堂”旗下汇聚了数百家手工机户，手工丝织机工不下万余人，机张至少在5000以上。在手工作坊时代，“锦纶堂”强大的生产规模以及广州丝绸的良好声誉，它的产品很容易就登上了上千里之外紫禁城的汉白玉台阶，成为了帝国皇帝及其宠妃们的御用珍品。
“锦纶堂”真正的风光开始于乾隆时期的一口通商政策。地域优势使他们与十三行的行商大佬们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他们的产品运抵当时西太平洋上最大的贸易港口——广州，进而扬帆出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持着南亚、泰西诸国的市场。伴随着贸易量的加大，“锦纶堂”以其销售市场为基础，细分出了五大商行：安南货行、新加坡行、孟买货行、纱绸庄行及福州货庄。各方议定价格、商讨行规的场所就设定在了距离“十三行”不远处的“锦纶会馆”。
然而，“锦纶堂”的辉煌没能与时俱进。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使得广州城不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主角。在现代生产技术与经营模式的冲击下，恪守原有经营和生产方式的“锦纶堂”在国际市场中更是毫无优势可言。如果硬要给它安上个第一的话，也就是依附于其下的失业人数可以算得上华南之冠了。
蒸汽机的“罪状”
面临生计危机，很多“锦纶堂”的织工都将生丝短缺的原因归结为了蒸汽机织的存在。认为机械缫丝企业大量收购囤积蚕茧，抢走了手工织工的生计。
一时间，各种对于蒸汽设备诋毁、诬蔑之辞四散开来。甚至有人罗列出了蒸汽设备的四大“罪状”：一、华夏子孙使用西洋人的奇技淫巧，大有叛国之嫌；二、蒸汽设备安全性差、容易伤人性命；三、男女同工、有违道德；四、烟囱高耸、有伤风水。
这种煽动大多是利用普通民众对于机械知识的匮乏以及传统道德的根深蒂固展开的。蒸汽缫丝机作为舶来物品，在为数众多的普通百姓看来无非是“黄毛鬼子”的奇技淫巧，无论其效率高低，产品是专门卖给“番鬼”的，既然是鬼佬的东西，那么华夏子孙就应该敬而远之。这种思想大有产业报国的意味，把手工与蒸汽的划分上升到了了国家民族界限，是否支持手工缫丝也就成为了一个人爱国与否的衡量标准。如果一个炎黄子孙从事机械缫丝当然也沦为了人人唾弃的“洋奴”、“汉奸”。
此外，在工匠刚刚接触机器过程中，由于技艺不够娴熟，机器伤人的情况时有发生。经过宣传夸大，确实让不少国人对于蒸汽缫丝心存抵触。而在当时，男女同工的行为依旧被传统观念所不齿，机械缫丝企业每家招纳女工约400余人，而男工只有100余人，男女混杂明显有悖于传统礼教，这无疑是在公然挑衅儒家士绅以及思想保守者的道德底线。
岭南地区向来最重风水，对于择地建宅的讲究也颇多，蒸汽机器平日噪声隆隆，汽笛好似鬼哭狼叫，烟囱高耸，时常会被风水先生们认为不祥之物。碰巧赶上周边某家小儿夭折、科举不中、不能生养等问题，村民们往往会把怨气直接发泄于丝厂上。
在种种妖魔化蒸汽机械的传闻声中，人们日渐开始对于这种新生事物产生了排斥心理，甚至有了抵触情绪。
“继昌隆”引领蒸汽缫丝的潮流
其实蒸汽机械出现在广东也不过10年的光景。1872年，旅居越南的华侨商人陈启沅返回了他的家乡——广东南海县简村，携带着多年飘泊海外积蓄下来的7000余两白银，在那里他兴办了一家小型的机械缫丝厂，取名“继昌隆”。甚至连他本人都没有想到，这家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竟然抢去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两项桂冠，它是内地第一家华侨企业，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机械缫丝企业。
至于为何没有选择通都大邑，而是在这个偏僻村落来开设这家工厂。大致上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7000两白银的经费，在置办设备、雇佣劳力后显得过于拮据，很难在广州、佛山等市镇立足。另一方面，相对于市县，晚清的农村长期处于宗族自治之下，政府权力处于真空状态，无论是官府还是丝织行会全都鞭长莫及。对于蒸汽缫丝这个新生异类来说，等于躲过了麻烦。
继昌隆缫丝厂
事实证明，陈启沅的判断是正确的，新式工厂也是成功的，成功体现在他的生产能力和产品附加值上。时任南海知县的徐赓陛在其公牍《不慊斋漫存》中对于继昌隆缫丝厂蒸汽设备的生产能力有过大致的计算，他写道“每一个女工可抵十余人之工作”。由此不难想象，蒸汽机械的出现确实严重影响了手工织工的生计。据统计，截至到1881年前后，继昌隆缫丝厂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大约增到了八九百人。照此推算，仅继昌隆一家就抢去了近万手工工人的饭碗。
当然，这还不是最要命的，在当时来讲，中国丝商基本上还没有营销手段的概念，因此产品质量就成为了影响价格与市场的关键。19世纪以来，中国丝织品质量的下降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19世纪初，就已经有英法商人公开站出来抱怨中国生丝缫制工艺以及产品包装的粗糙。
1873年5月3日，一位外籍人士在开设于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撰文称，“中国人必须意识到中国生丝在欧洲的真正地位并且尽一切力量加以改进”、“除非在这两方面采取改进措施，他们的生丝就必须从我们的消费中排除出去”。
陈启沅的新式工厂的产品恰恰平息了西方人的不满。由于产品质量优良，他很快便赢得了海外丝商的信任，同时也收获了巨利。难怪他在自己晚年的著作《蚕桑谱》中不无得意地说：“成本则如是也，用茧则如是也，沽出之价，竟多三分之一。”
陈启沅的成功无疑起到了示范作用，继昌隆设立后的三四年时间里，南海、顺德两县的乡野之间机械丝织厂形成了风起云涌的态势，据1880年海关报告，当时广东全省已经有机械缫丝厂100余家，共计丝车2400架。
蒸汽缫丝企业的快速牟利，让很多人按捺不住了。其中包括手工业主、失业工人、乡绅、土匪流寇、甚至普通的仇富民众，矛盾终于在这一年的10月5日爆发了。
“继昌隆”变身“世昌纶”
《禁止丝揭晓谕机工示》发出后不久，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南海的机械缫丝企业全部被迫停工了。久经世面自幼闯荡越南的陈启沅，决定把厂址迁到澳门继续营业，他依旧执着相信着机械缫丝业的前景广阔。
在得知继昌隆缫丝厂迁址澳门经营后，《北华捷报》不无嘲讽地说：“满大人的愚蠢和偏见便宜了我们，我们希望中国资本家会看到这个殖民地为工业投资提供的便利。”
3年后，经官府同意，陈启沅再次将厂址迁回简村，改称“世昌纶”，取世代昌盛之意。曾遍及南粤的手工作坊则慢慢消失在蒸汽机的轰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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