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的时候起我们就开始学习白居易的诗，可是当时我们只是简单的知道了诗人的背景而已，却没有深入了解过这些人的生活。看着这一篇篇出色的作品，崇拜之情无以言表。但是若细究起来，这些诗人各个风流成性，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高大。
白居易总是悲天悯人，一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样子，还写下了《上阳宫》《琵琶行》同情女子的诗，谁晓得走出了诗歌，他也不过是无行文人。你可以去泡妞，也可以让我们背你的《卖炭翁》，但你不能让我们一边背着你的《卖炭翁》一边目送你泡妞吧?
樊素和小蛮都是白居易的家伎。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她们俩出名，皆因白居易曾经写过著名的“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其实，白居易当时任刑部侍郎，官正四品，按规定只能蓄女乐三人，但他的家伎除了樊素、小蛮和春草以外，专管吹拉弹唱的家伎就有上百人，还写了一首诗说，“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
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列位看官，这些都是他的人啊。家伎可真够忙的，既要充当侍妾，要充当歌女舞女，又要充当丫环，而且事关社交。她们的数量、质量、伎艺往往还是主人的地位尊严、经济实力、人品高雅的一种体现。白居易忍不住四处炫耀他的美女们。
更讨人嫌的是，白居易的《追欢偶作》中写道：“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我家里养的家伎，每过三年多，我就嫌她们老了丑了，又换一批年轻的进来，经常换新鲜货色，十年间换了三次了。公然以此自炫。这时的白居易已是风烛残年，而樊素小蛮，不过十八九，年方潋滟。
再看看这位白头翁干的好事：他的好友张愔的妾关盼盼原是徐州官妓，张愔病逝，关盼盼矢志守节，十年不下燕子楼，白居易居然指手画脚，认为她何不索性以死殉夫。性情贞烈的关盼盼在十天后绝食身亡。难不成白居易也想让家伎为自己殉葬不成?
袁枚本是清朝的第一情趣中人(这么说，李渔不知会不会跟我拼命，不过李渔蓄养的家伎要忙着巡回演出赚钱的，没那工夫)，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吃喝玩乐天下第一。
呶，就是说“花生米和豆腐干一块咀嚼能吃出火腿味道”的那位妙人。和袁枚比起来，保罗·福塞尔的《格调》算老几。袁枚老夸自己的4位侍妾如何地如花似玉，客人不免充满期待;结果一见面，一口茶差点喷出来：她们都痴肥矮钝，平庸至极。看来，文人口中的美女，听听就好，不必当真。
樊素、小蛮永远活在诗中，这样就好。即使不快乐，比起她的姐妹们，起码还留下一段曼妙的身影，一段绮想。
也许正是因为这风流的习性，造就了诗人们多愁善感的性格，所以才能够写出如此好的作品。历史已经成为事实，作为一个后辈，我们也不好去评判什么，只能静静地看着。
古代文人嫖妓挨揍为何还乐此不疲?
古代文人狎妓嫖娼，美其名曰“色隐”，与“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大异其趣。尤其是唐宋时代，色隐成风，李白、元稹、白居易、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杜牧、柳永、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等大文豪莫不和妓女过从甚密。但风流快活也有许多风险，怕染上病不说，弄不好还要挨揍，饱受皮肉之苦。
被妓女揍。唐孙棨《北里志·牙娘》载：“牙娘居曲中，亦流辈翘举者。性轻率，惟以伤人肌肤为事，故硖州夏侯表中泽相国少子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闻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疏猛不拘言语，或因醉戏之，为牙娘批颊伤其面，颇甚。翼日期集於师门，同年多窃视之，表中因厉声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泽颜，同年皆骇然。”夏侯表中进士及第后夜里和一位叫牙娘的妓女鬼混，惹恼了人家，被抓伤了面颊，闹了个笑话。
被军士揍。五代王定保《摭言》卷三记载：“(裴)度狎游，为两军力士十许辈凌轹，势甚危窘，度潜遣一介求救于证。”唐代名臣裴度，体形细小，其貌不扬，偏偏好嫖妓这一口。他的同年尚书胡证，身材非常魁伟，力气特别大。他和晋公裴度同一年及第，两个人常在一起嫖妓。可能是为了争一个妓女，裴度被军中十多个人欺辱，搞得他很难堪，便暗中派人去找胡证帮忙出气。
被嫖客揍。宋沈括《梦溪笔谈》载云：“石曼卿为集贤校理，微行娼馆。曼卿醉与之校，为街司所录。”北宋文豪石曼卿，偷偷到妓院嫖妓，为争妓女，被别的嫖客扁，他趁着酒劲，和人干起来，结果被抓到了衙门。宋代是不允许国家公务员去干那种勾当的，好在那个官员看在他是个文人的面子上，揍了他一顿便放了。
被官员揍。《旧唐书·庭筠传》载云：“(温庭筠)乞索扬子院犯夜为虞侯所击，败面折齿，诉之令狐绹。绹捕虞侯，虞侯极言庭筠狭邪丑迹，乃两释之。”唐代诗人温庭筠，人送外号“温钟馗”，想必长像极为丑陋，好在他的诗词做得好，居然也混出了不小的名气，也结交了一些达官朋友。
六十岁那年，他跑到负责盐铁专卖的扬州扬子院去找老朋友讨要生活费，深夜出来，正撞上负责巡夜的虞侯，要问他个宵禁夜行之罪，温钟馗同志不服，就大闹起来，结果被按在地上暴扁，脸擦伤了，牙也打掉了。第二天他找到当时的湖州刺史令狐绹那里告了一状。
碍着都是文人的面子，令狐绹将那个虞侯找来问话。虞侯就将温钟馗同志经常深更半夜违反宵禁令出去嫖妓的糗事大说特说了一通，搞得令狐绹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好两个人都放了。 这个温钟馗同志嫖妓被官员揍已不是头一回了。据唐代一本叫《玉泉子》的资料记载：“温庭筠初客江淮间，扬子留后姚勖厚遗之。
庭筠所得钱帛多为狭邪所费，勖笞逐之。”当年温钟馗同志到江淮一带，扬州的代理节度使姚勖看重他的才华，打发了他一笔钱财，本指望他回去好好读书，将来好出人头地。可是温钟馗同志辜负了领导的期望，拿着这笔钱天天到妓院嫖妓，花了个精光。姚领导恨铁不成钢，狠狠打了他一顿将他赶走了。
虽然嫖妓有时要受皮肉之苦，但依然有文人乐此不疲，因为，嫖妓不但满足了文人的性饥渴，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创作的冲动，这是花钱买肉欲的一般嫖客们永远也解不了的命题。
妻妾不如妓：妓女有什么功夫独占风流
当今中国社会的离婚率越来越高。社会学家认为这是社会组织结构多元化的正常趋势;婚姻学家认为这是缺乏爱情的婚姻根本就没有必要存在;人类学家认为爱情只能维持两年左右;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心理饱和，审美疲劳的结果;统计学家统计出男女有“七年止痒”;性学家们认为这是夫妻缺乏“性”福所致;而男人们则认为这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妓的性爱生活的必然结局。
妻不如妾、妾不如妓，致使古代的男人放着家中的娇妻美妾于不顾，偏要跑到青楼妓院与妓女们厮混，有的甚至以妓院为家，最后老死青楼;就是如今的男人们也经常不惜冒着风险频频光顾那些光怪陆离的色情场所。那么，身在风尘之中的妓女们究竟有什么功夫可以让男人们有如此不寻常的感受呢?
分析起来，娇妻美妾都不如妓女的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因为只有处于风尘演化之中的妓女，才有可能与男人们建立一种无拘无束、轻松自由的性爱朋友关系。
古代社会中的男人们，难于与其妻、其妾建立这样一种来去自由的性爱朋友关系，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而男人们与妻子的关系，首先是一种礼仪关系。夫妻之间相敬如宾，行礼如仪。客气倒是客气，但却生分;文明倒是文明，但也隔膜。他们更多地只是合作，共同完成延续香火或成家立业的任务，即便是经常交换思想，也难于交流感情。
总之，夫妻之间，家务多于私情，礼仪多于性爱，自然难于成为真正的性爱朋友。如果说，男人们与妻子还可以平起平坐的话，那么，与小妾的关系，男人们则处于居高临下的关系。小妾们只有更加温柔的服从、小心的侍候，才能讨的男人们的欢心，才可以在家庭中取得优势的地位。
但是，无论是娇妻，还是美妾，对于男人来说无疑都是一种家庭责任和负担，而妓女们对于男人们来说，就少了这一层不堪重负的压力。男人们在青楼妓院可以无拘无束放松身心地与妓女们凤倒鸾颠，寻欢作乐，既没有生儿育女、延续香火的压力，也没有平衡妻妾之间关系的烦恼，当然更不需要脱衣上床的文明礼仪和繁文缛节。
其二，青楼妓女经过长期的性爱培训和烟花生活的磨练摔打，有着妻妾难以望其项背的讨男人们欢心的功夫和各种性爱技巧。
古代青楼女子从小就被卖入青楼，不仅要接受严厉的文化文艺知识和各种性爱技巧的培训，而且一天到晚都受到男欢女爱红尘性事的熏陶，因此，他们长大之后，不仅歌舞弹唱，无所不精;诗词歌赋，了然于胸;而对于男女之间的床帏性事，更是无不精通，以致花样百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这自然深得男人们欢欣，更让他们流连忘返，不能自持。因此上，历史上的像宋徽宗、明太祖、清同治等拥有三千佳丽的皇帝经常嫖娼召妓;而诸如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等文坛大家与青楼妓女诗文唱和，也是乐此不疲;甚至一些有名文人学士千方百计娶青楼女子为妻，明末清初的艳帜高张、名动天下的柳如是、李香君、董小宛、陈园园等秦淮八艳，一直就是男人们不惜千金、不顾声名而要娶为妻妾的风尘女子。
其三，娇妻美妾不如风尘妓女更吸引男人们的眼球，符合科学的性爱观。
涉及男女情感和性爱，当今的性爱学家最新研究发现，诸如靓女配丑男、小别胜新婚、妻妾不如妓居然都有科学道理。而现实生活中，从古至今，都不乏好汉无好妻、好女嫁丑男的事例，而如今的大街上更是不难看到魅力十足的女性却陪伴在其貌不扬的男子身边。这就是当今所谓的“靓女配丑男”现象。而尤其是“床上无君子”的现象更使人感到娇妻美妾不如风尘妓女的科学性。
据说，一位大学讲师每当与妻子晚上上床时，却一反平日谦谦君子之态，大说粗话乃至脏话。妻子为此大惑不解：平日斯文得体、谈吐文雅的大学讲师，怎么突然间耍起了流氓、素质陡然变得如此低劣了呢?
从心理学上分析，男人与女人上床时的心理相当奇妙，总是一直陶醉在这种特殊的气氛里。与女人上床，可以说大家都是一样的感觉，皇帝和文人没有什么区别，即便与乞丐也没有任何差别。
真可谓是床上无君子，求爱有流氓!大学讲师的妻子不喜欢丈夫讲粗话，“耍流氓”，即便是一年只能见皇上一面的嫔妃也不喜欢皇上讲粗话，“耍流氓”，而唯独只有青楼妓女才喜欢男人们讲粗话，“耍流氓”，这恐怕就是娇妻美妾不如风尘妓女的重要原因。
床上的粗话乃至脏话能在相当程度上提升性生活的快乐感，男人们只有摆脱在性生活中丈夫要庄重、妻子要正经的传统礼教禁锢和伪装，自由奔放地展现真实的自我，兴奋和快乐才能奔涌而来。
因此，男人对“无所顾忌行为”的性生活快乐感必然孜孜以求，而一旦尝到了甜头，绝不肯轻易罢休。这就是为何古代家有娇妻美妾的朝廷官员和富豪巨贾，甚至拥有后宫三千佳丽的皇帝，也要嫖娼召妓的主要原因;也是男人们对妖冶放荡的风尘女子理智上厌恶、感性上却向往的症结所在。
这主要是因为，风尘女子撒娇装痴、大讲粗话，以及毫无顾忌打情骂俏地挑逗等行为，娇妻美妾是绝对做不出来，也是不敢做的。即便是有的妻妾是来自青楼的女子，然而，一旦当她们从良了，就必然会受到家庭礼教和规矩的约束，再也难有床上的万种风情、床下的千般妩媚了!
古代妓女密不外露的房中之术：男人无不成俘虏
在提到妓女这个词的时候，似乎很多人都持着一种不屑的态度去看待她们。其实，不少妓女对文化发展，特别是性文化的发展，还是作出了大贡献的。比如，本文所讲的五位妓女，她们破解男人身体的性密码，就颇有些文化的味道。
洞悉男人腰间的秘密
宋代名臣寇准曾感叹说：“老觉腰沉重，慵便枕玉凉”，这句话无意间泄露了当时许多男人的秘密，即“腰”的秘密。有位名叫香兰的妓女，似乎洞察了这个秘密，特别善于在男人腰间施展功夫，“兰指弗过，客莫不癫狂”，一时间生意火爆极了。据《武林旧事》记载，香兰不惑之年，依然保持了勾栏头牌的身份，与其高超的“腰间”撩拨技术恐不无关系。
从性文化的角度来看，男人的肚脐以下到耻骨处，满布着性感神经与触点，它和大脑甚至有着不平常的激情连结。所以，妓女香兰由此下手撩拨男人，会让男人兴奋地难以自持，直到因渴望而濒临决堤的边缘。时间长了，男人焉能不感觉“腰沉重”?
吸吮男人的“飞机场”
唐人于邺在《扬州梦记》里叙述了这样一个事情，说扬州妓女喜欢“珠翠填咽风流事，恣意朋客胸脯间”，这也是有说道的，并非空穴来风。男人轻轻啃啮、挑弄、百般爱抚女人那饱满紧挺的双峰时，内心会激起排山倒海的**的爱欲狂潮，女人同样会在男人胸前的那两颗小豆豆上做文章，获得感官上的享乐。
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里，也有类似的记载，说唐代妓女多深谙此道，会采用许多种办法让男人胸前的两个小豆豆硬挺起来。有的使用香料，也有使用丹药、蜂蜜、果糖之类的润滑剂，结合双唇在其上轻拂、绕圈，然后再含住它，用力吸吮，让它在温热的口中溶化。
不但会吹“枕边风”
古代妓女与客人之间，吹“枕边风”是常有的事情，比如某妓女受人之托，求某客人办事等等，这不奇怪。但是，许多妓女会利用客人的耳朵行撩拨之事，让客人欲火焚身，这就很新鲜了。据《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记述，西汉文帝时，洛阳某妓“擅耳技，巧舌如簧，或吹，或吸，尝令(客人)血脉张也。”成语“巧舌如簧”是否出于此处，笔者不知，但这句话似乎跟性文化大有关联。
不得不钦佩妓女对男人生理情况的深刻了解!事实上，对男人而言，耳朵确是点燃热火的要塞，只是经常被粗心大意者地忽略罢了。根据研究，男人的耳朵比女人要敏感得多，它们绝对值得女人在共享云雨时给予非凡的呵护与关注。对于男人的耳朵，女人的舌头是唯一派得上用场的利器，先缓缓伸进耳朵内，再沿着其轮廓轻点舔吻，别忘了适时转动舌头，接着赐以微微呵气，再以双唇含住耳朵，用力吸吮(可别用力过猛)。
对男人的脖子要“狠点儿”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唐代著名歌妓李端端说的。据说当时以写侠士诗闻名的唐人崔涯，每将诗题于娼肆，不胫而走。他的毁誉，能令娼馆或门庭若市，或门可罗雀。有一次，他写诗嘲笑李端端，李忧心如焚，请他可怜，另写一首好的，崔涯应允了，于是豪富争到李家去。为了感谢崔涯，李端端使出浑身解数，相陪了数月，后作诗戏说：“崔郎文章利如刀，只是脖颈怕鸿毛。”看来崔涯的性敏感区正是在脖子上，被李端端搞得门儿清。
对女人的玉颈，男人也许轻柔细慢才会管用;但对男人来说，颈部的挑逗得狠点儿，否则就不吸引。最好用上整个嘴唇，用力吸吮，转以间歇的轻咬，若再加上发声娇喘和低呤，女人的投入表现将使男人的欲望完全清醒，还有什么比欲火焚身的女人更能引起男人的行动呢?李端端的探索，尤其宝贵。
解码“双球”，男人无不成俘虏
清代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一个非常火辣的妓女，碰到任何男人，无论是在宴席上，还是在房间里，她都会一屁股坐到人家身边，然后俯下身来，双手抚弄男人下身的“双球”，鲜有男人不大呼“投降”的。这位妓女实在是位直接得不能再直接的人物了，无需铺垫，目标明确：用最短的时间，把男人弄上床。
男性雄风底下的那两颗超级敏感的小球，恐怕是身体密码里最先不具保密性的密码了，绝对是女人可以直接下手的目标。力道猛烈，男人会感觉疼痛，但古代妓女自然不敢过于“鲁莽”，她们会将它们轻轻握在掌中，以手指轻柔抚弄，直到男人浑身酥软无力，才用温柔的唇密集进攻，不消数分钟，男人将马上投降，化为妓女最忠诚的爱奴。
绝对奇葩!古代日本妓女“卖春”方式
日本，由本州、四国、九州和北海道等四个大岛及一些小岛组成的东亚群岛国家。日本的名意为“日出之国”。古代日本一直不满意身为一个小小岛国的地位。
公元607年，日本羽翼初丰，圣德太子致信隋炀帝杨广说，“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国书”，表达不甘屈就小国地位、要对等交往的强烈愿望。隋炀帝览之不悦，斥之无礼，并遣使问罪。
日本原称倭国，唐朝开元年间，史学家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记载：“武后曰日本”。武后乃一代女皇武则天也，“日本”一词方正式出现。中国漆器经丝绸之路传入西方，英文称之为“JAPAN”，后来传入日本大放光彩，因此，日本英文名也称“JAPAN”，即中国漆器。
日本是一个色情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当然，并不只是今天的日本才有这样发达的色情业。在古代的日本，色情业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
据有关史料记载，古代日本妓院一般情况下被分为了三个级别。其中第一级叫做“大店”，是所有妓院中最高等级的一类;第二级叫做“中店”，相对“大店”虽然不及其奢华，但各方面的硬件设施在当时也算得有一定档次;而到了第个三级的“小店”，从女人的服饰到场所的环境，以及服务特色，几乎各个方面都与前面两者有了质的差距。
在日本，能够在这种被称为“大店”中坐等嫖客的妓女并非满地皆是，她们是出类拔萃的那种论姿色、才艺均佳的女子。客人想要相约大店妓女多数还要靠钱说话，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或许连见上一面都会很难。
“中店”内的妓女一般都是衣着华丽的。虽然没有大店中的高贵，可以生意成交之间由客人“物色”，但是“中店”的妓女其价钱也不会很低。此外，“中店”妓女还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地方就是可以得到一个宽敞高档的房间为客人服务。这样的条件也让她们至少享受到了衣食无忧甚至是可以追求品质的待遇。
“小店”妓女是级别最低的妓女。在这种被称为“小店”的妓院中，妓女只能够隔着这种类似于笼子的房间任由嫖客挑选，环境不堪的种种表象也充分反映了当时日本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
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日本的历史上，“卖春”制度最初确立于公元8世纪的奈良时代。当时皇宫中特设“采女部”，从各地募集美女。“采女”名为司内职，实则是一种官妓，如有外国使节来朝，则叫她们侍寝。
此外，还有一种“巫女”。“巫女”本来是演“神乐”、司祭事的女子，后来变成了妓女，因为日本古代的神社多设于交通和兵营的中心地带，“巫女”住在神社周围，和众多的过客、士兵、游民交往，就由“神妻”堕为“巫娼”了。
到了平安时代，出现一种叫“白拍子”的卖笑妇。“白拍子”原来是以歌舞为主、卖春为辅的妓女，和日本现代的艺妓颇为相似。和“白拍子”同时出现的是“傀儡子”，她们流浪各地，一面舞木偶、玩把戏，一面卖春，主要以平民百姓为卖春对象。
除了此以外，还有“桂女”、“汤女”、“长者”和停船场的“游女”等不同形式的妓女。“桂女”主要为军人服务，也叫做军妓。“汤女”则主要在温泉场活动。“长者”是在驿路范围内以来往过客为对象的妓女，如同路边拉客女一般。
室町幕府时代是战乱频仍的乱世时期。上层阶级耽于骄奢淫靡，而人民陷于异常的贫困。因此，一方面促使了公娼的繁荣，另一方面促使了私娼的产生。
私娼当时称为“夜发”，都是下等妓女，夜间出没街市，四处拉客，一时像雨后春笋般地涌出，大有压倒公娼之势。以前的“汤女”也从温泉转入民间的浴室，投入私娼的队伍，被称为“搔垢女”。
在町人阶级的支持之下，日本的江户时代出现了大规模的“游廓”，“游廓”是妓院集中的地方。具有代表性的，是江户的吉原“游廓”，当时的町人文化就是以“游廓”为中心而发展的。
德川幕府一面集中妓院，加强控制，一面极力地取缔私娼，但是私娼不但不见减少，反而日益增加，尤其是“汤女”盛极一时。据《守贞漫稿》所载，江户时代，在日本的每个浴室都有“汤女”二三十人，她们陪酒、陪歌、陪浴，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三陪女”。
公元1867年，二百多年的江户幕府时代结束，迎来明治维新年代。日本一方面向外扩张，一方面发展经济，这也推动了“卖春业”的畸形繁荣。尤其在日本东京，卖春表现出它独特的季节性：“春夏盛时，一月或有五六十席”，“妓于秋风一起，辄锁户晦迹以去”，“柳桥之妓春夏则百余，秋冬减其半”。春夏繁盛，秋冬衰落，形成了古代日本最奇异的卖春特色。
在古代日本，除此以外，更让人不可思议的卖春特色要算妓女和嫖客之间必不可少的合同交易以及有关账单的支付方式了，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美国着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专门研究了日本契约卖春的形式。
她在自己的主要着作《菊与刀》中说：如果有一位妓女被一个男人看中了，这时该男人成为独占她的主顾，并与妓院订立契约后把她变为情妇。这样的女人受到契约条款的保护。但是，一个男人可以不订契约就把一个女仆或女店员变为他的情妇，这些“自愿情妇”必然缺乏保护。
本来，“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就是指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譬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一位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她以女性的独特视觉观察日本卖春行为，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对于这些观点，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认为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
在日本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女人地位低下，被“喜新厌旧”的男人“始乱终弃”的比比皆是，难以计数。因此这类契约既是男人独占女人的依据，也是女人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在日本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大都不喜欢口头的“君子协定”，即便是海誓山盟，倘若没有文字清清楚楚地写着的“纸上契约”，以后难以应付赖账的了。
这在日本文化中是不以为“耻”的。因此，如果有了“纸上契约”，无论哪一方都不敢赖账了。日本人是最怕“羞耻”的，更害怕被众人孤立的，万一由于赖账打起官司来，闹不好就是一个剖腹自杀来洗刷“耻辱”。这也许就是鲁思·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文化特征所概括的“耻感文化”吧!
有人说，在现代的日本十分注重礼仪，但是，人们更看到的是日本许多虚伪的礼仪。可以说，不论是现在日本，还是古代日本，人们都能了解到这样的现象，大多数日本人既重视情欲的肉体表达，又讲究端庄体面的礼仪，甚至嫖客和妓女搂在一起缠绵之时也没有真正忘掉日本式的特色礼仪。
平安时代皇室宫廷的风度，江户时代浮荡世界的高雅，甚至明治维新时期茶馆中的潇洒，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现代。在古代和现代的日本，许多事都有一定的规矩，嫖客对妓女、妓女对嫖客也有许多规矩，违反了这些规矩不仅会被人看不起，而且自己也感到耻辱。
据说，在日本看卖春女脱衣舞的男人们决不乱动手动脚，在男人付完钱一个挨一个地离去时，卖春女们必须赤裸地地站在门口，柔声细气地邀请每个客人捏一下她们的乳房。
当男人们捏过她们的乳房后，所有的卖春女都要对客人深深鞠躬，并齐声地说：“感谢您的光顾，希望有幸和您再会。”当然，所有的客人也都只捏一下一个卖春女的乳房，然后有礼貌地离去。这也许是日本的又一种奇异的卖春特色吧!
古代洛阳妓女不穿内裤的真实原因
现代人以穿内裤为文明，不穿内裤则视为有伤风化。然而，在古代，洛阳的妓女们是不穿内裤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穿内裤呢?
女人不穿内裤，有其历史传统。王小波在他的《红拂夜奔》里写道：“洛阳大街上的妓女对红拂是最不客气的了，动不动就转过身去，撩起裙子来，给她看光溜溜的屁股。
见到了这些屁股后，红拂才知道这些人原来不穿内裤。不穿内裤仿佛是要突出屁股，然而那些屁股本身并不好看。然后她们又转过身来说：想逮人吗?回去打听打听，老娘是几进宫!”
洛阳城里的妓女不穿内裤，虽无记载，但考校野史笔记，不难发现王小波描述的贴切。但她们有无“几进宫”的光辉事迹，却不得而知。
三代以来，女人下体无衣，到了汉朝才穿上开裆裤。《汉书;上官皇后传》说：“虽宫人使令皆为穷裤，多其带。”所谓“穷裤”，便是开裆裤。
穿开裆裤的目的是方便大小便，然则不穿内裤，便也顺理成章。如此情形，至少延续到了唐朝，日本人以唐装制成和服，似乎女子着和服也不穿内裤。
也有人说和服是“吴服”的改造，来源江南八百童男女。女人不穿内裤，保留了古代中国人“衣”的基本特点。“日本人唯一的发明，就是男人的那块兜裆布，至今还留在相扑力士硕大无比的臀缝里。”
先祖创造内裤，以保护性器官为第一要义，又用来维护体面，于是便成为文明的产物。时光轮转，用以护体的内裤如今已以束缚身体为己任，或以三角紧绷于大腿内侧，丝丝入肉;或以三线缝合，以为点缀。
保护的功能既不存在，那么能否遮挡私处，似乎已无必要。所以，前卫女性们到底穿不穿内裤，已无关大局，更与文明无涉。除去“春光乍泻”的“意境”，余下的便只有性的诱惑。
观念开放已久，性压抑的年代早已“逝者如斯夫”，夫妻扪虱夜话，内裤倒成为恩爱的障碍，不如跨越障碍，放弃束缚，返回自由，来得痛快。衣服的作用，以保护身体为最高;又以恢复身体的自由为最高境界。内裤既然成为累赘，那么不穿也罢。
古代军妓悲惨人生：昼做女兵夜供士兵泄欲
“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酡酥。紫绂金章左右趋，问着只是苍头奴。美人一双闲且都，朱唇翠眉映明矑。
清歌一曲世所无，今日喜闻凤将雏。可怜绝胜秦罗敷，使君五马谩踟蹰。野草绣窠紫罗襦，红牙缕马对樗蒱。”这首唐代着名边塞诗人岑参的《玉门关盖将军歌》恐怕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一首描写古代军妓生活的诗歌了。从中不难看到唐代军妓随时应付“军中无事但欢娱”的卖笑生活的无奈和悲哀。
其实，军妓并不是唐朝才出现的，追本溯源，应该说早在二千年前汉朝时期就有了随军妓女了。本来“军中无女”乃是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古训，就像今天人们所说的“战争让女人走开!”然而，战争并没有让女人走开，而是让女人一拨又一拨地走进战争，从而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据有关史料记载，最早出现军妓的汉朝军队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所率领的军队中。
李陵是汉武帝刘彻时期的得力战将，家学渊源，带兵有方，本应做为一代名将流芳百世，最终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匈奴战俘。李陵投降后，匈奴单于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并对他予以重用。
李陵为之忠心报效的汉武帝，斩杀了他的全家。司马迁挺身为李陵辩护，惨遭大刑，终于忍辱负重，写下千古绝唱之《史记》。李陵在送别被困匈奴十九年的苏武回国时，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短短几句，可谓是李陵悲剧与矛盾的一生的真实写照!
李陵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他的军队中就有不少随军女子。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
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