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的后代：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接下来由小编来为大家说说成董必武的后代。
董必武子女 董必武子女现状
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长篇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一时间，董良翮成为中华大地家喻户晓的人物。有关董良翮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革命干部的后代”，他的行动“得到父母的支持”。然而，生活在北京的不少“老三届”的同学都知道，董良翮是中共元老、当时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的小儿子。
28年过去了，董良翮现在在做什么?董必武的其他子女状况怎样?
当电视专题片——《开国共产党人的亲情家事》的摄像镜头对准董必武后人的时候，作者作为该片的撰稿人之一，随笔记录下他们当今的普通生活和对父亲的珍贵回忆。
董良羽，董必武之长子
1938年3月生于延安，曾就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93年由北京空军司令部退休。
我是1938年3月在延安出生的。我出生时，父亲不在身边。当父亲在武汉听说我出生的消息时，高兴得不得了，特意给我买了一条粉红色的小连衣裙。长期以来，这件事成为母亲责备父亲不会买东西的一段笑料。当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注视父亲时，面对的是一位蓄着胡须的陌生老头儿。我不理他，长时间地面壁而坐。父亲一点也不生气，而是想办法接近我，给我抚爱。
妹妹良是1941年出生的。当年，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冬天常常烤不上火，我和妹妹冻得直哭。父亲每次从国统区回来，都给我们带一些小礼物，非常疼爱地给我们洗脸、洗手，还经常把我们抱起来亲亲。我们渐渐喜欢上他，终于认可了这位父亲。
我从小没有上过幼儿园，而是跟随父亲到处奔波，重庆、南京、延安、西柏坡……当年，母亲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是劳动模范，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实在有些吃不消。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父亲便把我带到重庆曾家岩。
可以说，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那时，没有教科书。父亲用蝇头小楷把授课内容写在毛边纸上，钉成课本，教我背诵。父亲是严师，每天的功课背不下来，就不许睡觉，从不迁就我。
我从读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住校，与父亲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尽管这样，父亲对我的教育一点也不放松。我每次回家，他都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听我汇报学习和思想情况。父亲严肃有余，很少开玩笑，讲笑话。在我心中，他可敬，不可亲。
父亲在世时，我从不介入他的工作，了解不多，对他的历史作用也不清楚。我退下来以后，参加了中央文献研究室《董必武传记》和《董必武年谱》的编写工作，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资料，才对父亲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慢慢悟出了他的精神所在。父亲用他一生的奋斗和人格风范深深地影响和感染着我们。父亲自幼古文很好，又工于律诗、书法，通晓英、日、俄语，法学造诣尤深。但他从不因为自己是党的“一大”代表，而居功自傲，摆老资格。父亲常常自喻为“布头”、“龙套”和“老牛”。党需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干好什么。
退休前，部队的一位首长曾好心地提示我：“老董呵，你是不是找找关系，在部队再干几年。”言外之意，要我想办法找上边的人，解决职务和军衔的问题。我没有这样做，55岁，到年龄就退休。我想，领导人的子女也是普通人，他们除了肩负更重的社会责任，没有什么可特殊的。
董良翚，董必武之女
1941年生于西安，曾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哥哥良羽出生时，抗日战争刚刚爆发。那时，日本鬼子的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而我们国家不能制造飞机。父亲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制造飞机就说明她的富强，所以给哥哥取名良羽。
出于这样的想法，我出生时，父亲就继续在“羽”字上做文章，为我取名良翚。弟弟出生后，父亲又为他取名良翮。
解放后，父亲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十分欣喜。哥哥上大学时，选择了导弹无线电控制专业，他就十分高兴。1970年，我国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84岁高龄的父亲亲自带我们去北京卫星地面站观看“东方红”卫星飞过首都上空时的情景。可以说，“羽”字是父亲心中的寄托和期望。
1953年前后，我们家曾住在北京鼓楼后面的小石桥，一个有很大后花园的套院里。父亲很喜欢这个住所，房子的建筑布局很合理，也很有气魄。但父亲还是决定搬家，迁入中南海去。
为什么要搬家呢?父亲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拨开食指，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有人烧锅炉、送煤，要有人跑这么远来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这第二呢?我上班太远，如果家在中南海，上班就近了一半路程，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的国家穷啊!”
这次搬家大约是1958年。我们搬进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院。不久，王稼祥叔叔一家也从外边迁进来了。母亲有时去探望王叔叔和朱仲丽阿姨。家里要开饭时，我只要打开北面窗户，扯着嗓子叫唤母亲就行了。有几回，我是从窗口跳过去把母亲找回来的。我们两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文革”开始前，王稼祥一家迁出中南海。不久，红得发紫的戚本禹突然搬了进来。这个院子就开始显得声气浮嚣，喧声笑语常常吵至深夜。父亲和母亲的卧室在二进院北屋的西头，窗户正对着戚本禹住的院子。对于“文革”种种现象的不理解，对于弟弟良翮不明原因被囚禁，父母的心情很压抑。两位老人睡觉又少，如果晚上能够谈谈也好，但现在不行了，隔墙有耳。对二老来说，这种压抑在国统区尝到过，没有想到，1967年他们在中南海又处在这样的境地!我家的乒乓球室设在东墙外的一个车库里。父亲打完球，常常从球室那扇大门走向中南海散步。距球室东侧三四米远的一个院子里住着陈伯达的保姆。“文革”开始不久，有人硬是把父亲经常进出的那扇大门用木板交叉钉死了。事前没有和父亲商量一下，甚至没有通知一声。据说为了安全、保密。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和母亲商议要搬出中南海。
1968年初春，我们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记得一天晚饭后，父亲站在院子里，舒畅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笑着对我说：“良，我们可以上街走走了吧?”我能体会到他的心情，他是多么希望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呀!
父亲去世以后，我常常想，父亲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做过不少工作，肩负过国家重任。他的许多事迹却不见于史料，我觉得很遗憾。
退休后，我要做的事情很多，要将父亲留下的财富好好整理一下。这些东西属于我，也不属于我。我想让大家都知道。
董良翮，董必武的小儿子
1945年生于延安，1969年下乡务农，现为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长
在三个孩子中，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父亲对哥哥姐姐可能不像对我这么宽爱。他们的特权不如我大。他们不能随便进出父亲的办公室，我却可以在他办公室的地毯上打滚，甚至可以乱翻抽屉。父亲曾经对我说：“上帝创造你，就是让你破坏的。”父亲很严肃，但他很有人情味，不打人，甚至没有骂过我。
我在“文革”中，曾两次无故被囚禁。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母亲从广州打来长途电话，说父亲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父亲解释原因。
在姐姐的陪同下，我直奔公安部，又去北京市公安局“投案”。就这样，我开始了第一次囚徒生活。
当我和一大批红卫兵被“特赦”时，江青、陈伯达、谢富治一伙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我们，说是允许革命小将犯错误，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这批红卫兵包括“联动”和“西纠”两批人。据说，我不属于他们之列。
1968年冬季，父亲在广州养病。为了父亲过生日热闹些，我们全家人先后聚会广州。这时，因“文革”暂停了两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我兴奋至极，一到广州就缠着母亲，让她到军区活动活动，接收我当兵。广州军区以我眼睛不好为理由，总说研究研究，一个半月后，才通知我可以入伍。
决定搭乘张云逸大将的公车，先回北京处理一些事。不想在回京的列车上，我已被同包厢的两个男人监视上了。一下火车，我便被他们扣上手铐，塞进一辆早已停在站台上的小轿车里，押走了。与我同行的姐姐和在站台上接我的哥哥都惊呆了，不知所措。
姐姐说，这个时期，父亲做了不少诗，内容都是关于我的。父亲曾经对她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文革”期间，我两次坐牢，到底为什么?我一直糊里糊涂的。林彪摔死了，“四人帮”被揪出来了，我才慢慢明白过来。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整人的手段因人而异。对我父亲，因为无权可夺，便对他老人家进行精神折磨。他们把我抓起来，为的是逼着父亲“跳出来”。只要父亲“跳”，就打倒他。但父亲就是不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
“文革”开始时，我是北京市六中66届高中毕业生。我出狱时，同学们早已离开学校了。1968年12月，父母经过几天认真的考虑，决定送我到农村去。下乡前几天，父亲跟我谈了几次话，他告诉我，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在农村上厕所没有手纸，农民揩屁股用石头……我不知道父亲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下乡后，果然是这样。
离校时，我24岁。出狱半年多，我的身体一下很不好。为了我和女朋友相互有个照顾，父亲要我们结婚后一起去。那时，我还是高中生，中学生结婚没有先例，学校不给开证明。父亲说不开证明也结婚。这件事，我对父亲很钦佩，那么大岁数，还是清末秀才，但他没有封建思想残余，对婚姻的看法，比现代人还清楚。我和爱人是下乡后在农村办的结婚手续。
我在农村干了10年，从普通社员到大队书记，到公社书记，到县委副书记，三年上一个台阶，慢慢地升上来。从1973年当公社书记起，我每年都要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二百天左右。我体会到，只有和群众一起劳动，才能听到群众的呼声，感受到群众的感情。当农民的10年经历，为我一生积累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1979年，我离开农村，回到北京，在农机部农业机械化服务总公司工作。我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大学，只是在干部学院进行了企业管理专业的培训。后来，又从农机部调到康华公司，接着又到了海南……现在在广州经商。
如果父亲活着，我相信他也不会落伍，一样会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