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为自己感到悲哀，一边鄙夷着这些东西耽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一边又无法控制地掉入陷阱，有时候很想把手机扔了”“再玩手机就废掉了”……当算法全面入侵生活，当感受到不可再回的时间被吞噬，一些年轻人开始觉悟并选择反抗。在个体尝试重新掌握生活主动权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来自技术伦理的指引和政策法律的规范不可缺位。
在你察觉时，算法的隐私入侵已完成
打开北京白领李子的短视频App，刷不到尽头的视频能够清晰地勾勒出一个25岁年轻女性的“画像”：“小个子女生初秋穿搭”表示个子不高，“奶茶新品大测评”表示喜欢喝奶茶，“北京望京二房东跑路”表示经常关注社会新闻……李子曾经尝试过搜索“游戏”“篮球”等与自己生活领域完全不相关的话题，几番浏览后，此类视频很快出现在了自己账号的推荐列表里。
天津师范大学研二学生小吕第一次意识到被手机购物软件“监控”发生在3年前。“在和室友交流日常护肤心得的时候，提到了某品牌的一款面霜，下午刷购物软件，那款面霜就出现在醒目的位置。”
“首先是觉得惊讶，之后就会感到有点可怕。”小吕说。社交媒体上，与小吕有相似感受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在微博上以“手机”“偷听”为关键字进行检索，“实时广场”上很容易发现这些隐藏在生活中的“偷听鬼”：刚和伙伴聊了猫咪，购物软件就推送了猫粮；吃饭的时候说要买火腿肠，打开搜索引擎就看到了撕火腿肠外包装的“秘诀”……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副主任孙萍说：“算法的逻辑生成其实是基于人的既有特征，现在的大部分算法推荐都应用在商业领域，瞄准客户是它的主要目标。没有人会愿意被算法过度窥伺，问题是在这样的现象发生时，很少有人会察觉。等到发现时，算法的隐私入侵其实已经完成了。”
“整个人会感到一种巨大的羞耻和空虚”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姜巍说，算法技术的意义在于将此前的“人找信息”转化为基于电脑自动化运算的“信息找人”，既解放了用户进行信息检索的时间成本，又极大地提高了人和信息的匹配度。
这种对用户偏好的迎合，除了影响消费习惯以外，也在以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吞噬着人们的时间。19岁的大二学生林晗是一名重度短视频App爱好者，他说，自己就像是陷入了一张被算法推荐技术密织的网里，游戏、短剧、搞笑视频……只要手指向下一滑，就能接收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整个人会感到一种巨大的羞耻和空虚。”林晗说。当时间在以这种纯粹消遣娱乐的方式悄悄溜走之后，“耻感”会让他想要拼命学习来弥补。但事实是，他很难控制自己解锁手机，依次点开几个熟悉的社交媒体软件查看更新的内容。
据极光发布的《2021年Q2移动互联网行业数据研究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我国网民人均手机App安装总量增至66款，人均单日App使用时长为5.1小时，相较2019年同一时期增加0.4小时。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翟秀凤告诉半月谈记者：“算法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中立技术，本质上还是平台用以实现用户黏性和内容变现的工具。算法精准推送的原理就是在搜集用户数据的基础上无限趋近用户的喜好，从而提高用户的使用时长和使用依赖。普通用户往往难以抵抗这种基于偏好的‘投喂’。”
“网生一代”尝试对抗算法“驯化”
无论是受到广泛关注的“隐私侵犯”“大数据杀熟”问题，还是个体感知各异的“时间吞噬”，社会对于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应用价值导向的追问从未停止。许多“网生一代”年轻人开始通过自己的方式，对抗算法的“驯化”
林晗为自己准备了“定时手机盒”——那是一个长约20厘米的浅蓝色盒子，把手机装入后设定时间，规定时间前无法取出，以控制自己手机使用的时间。李子则选择了更直接的方式：把手机设置成黑白色——单调的色彩能够控制自己持续浏览的欲望。
豆瓣“反技术依赖小组”聚集了16000多名想要和算法“过招”的年轻人。他们的手机里只下载通讯类App，看视频和购物选择网页版，随身携带现金，以期逃离算法，重新找回生活的主动权。一位小组成员在帖子“对抗技术入侵的一次尝试”中写道：“离开智能手机解放了我的时间和注意力，而过多时间被解放，必定伴随着无聊……因为无聊，我有时间写下这篇文章，也更多地关注起世界的可爱。”
无论是社会的舆论还是年轻人的对抗，指向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如何规范使用大数据、算法技术，才能让其在有限的边界内，更好地为人服务。
11月1日起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赋予了个人对其信息控制的相关权利，规定了信息处理者的职责和义务，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但在现实生活中，基于各网络平台的强势地位及用户的不自觉被“驯化”，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各项要求和规定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全面贯彻和实施仍待进一步研究。
孙萍说：“目前社会已经出现了对于算法很多层面的‘感知不适’，例如隐私泄露、大数据杀熟等。虽然政策面已有动作，但仍未能有效触及算法普遍场景化的诸多问题。想要引导算法合理发展，应该树立社会层面的算法伦理规范，创立算法应用的普遍准则和伦理规则，这样才能做到人机互动的‘共益’和技术的普惠。”
翟秀凤认为，应尝试对算法运行和发挥作用的过程进行“黑箱解码”，以便公众知情和部门监督。此外，还应建立用于算法评估的权威第三方评价体系。“可综合法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信息技术等跨学科专家的意见，对平台开发算法的商业初衷和运用算法的后果进行综合评价，要求平台基于公共价值对算法予以优化的同时，也为有关部门开展监管提供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