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林更新 口红”这样的关联词上了微博热搜，原因无它，大概是每个女孩子都想要一个林更新这样的男友，因为他在一档猜测口红价格的节目里频爆金句：“原来口红那么便宜，就两三百块，那为什么要说女生败家呢?这不是随便买吗?!”
对啊!林更新真是妇女之友!虽说作为消耗品来讲两三百也算不上特别便宜，虽说女人永远不会满足于只有一支口红，虽说女人也不大可能把所有买回家的口红都用完……但是，口红对大多数女人来说，确实是成本最低的满足自己小小梦想的方式了，要不然还真的“伐开心买包包”吗?分分钟把自己搞破产的节奏。
梦露说：“口红就像时装，它使女人成为真正的女人。”口红和高跟鞋应该是每个小女孩最早的性别启蒙，穿上高跟鞋、涂上口红就意味着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女人，成熟、性感、风情万种。
张爱玲在散文《童言无忌》中写道：“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祺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让年幼的张爱玲魂牵梦萦的丹祺口红长这样，图为1950时代的款，像一枚小小的子弹。
幼年的张爱玲迫不及待地想长大，她幼时就曾放言：“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因为长大成人不仅意味着她能够穿高跟鞋涂口红穿奇装异服，更意味着可以做这些事的她，有了掌控自己命运的自由，她可以逃出那个让她窒息的大宅，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
△左为穿着继母旧衣服的张爱玲，那时的她自卑、敏感，因为穿不完的旧衣服而内心怨愤。
男作家伊北在《流苏与娜拉》一书中写道：“张爱玲去世后，留下遗物不多，最显著的是三样：手稿，假发，口红。写作是安慰内心，假发是抵抗岁月，口红则是展现给世界的一抹亮色——出门走走，好歹对得起路人观众。”张爱玲的口红都是艳色，她皮肤很白，所以喜欢“血盆大口”的效果。她的遗物中最多的就是口红，CD的几款经典口红，张爱玲都在用，另外还有雅顿、倩碧等品牌。祖师奶奶到老，也是时髦先锋。
△《半生缘》里蒋勤勤饰演的顾曼璐大概是最符合张爱玲妆容审美观的，乌发雪肤，爱司头，大红唇，处处展露着上海女人时髦精致的派头。
性子一向清冷的张爱玲几乎是把自己所有对生活的热情都寄托在口红之上了，她对口红的态度就是窥见她欲望的一道小口，她的欲念之光，她的生命之火。
她写香港沦陷之后和炎樱那些古怪的行为：“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年轻时第一次读觉得这二人简直是不可理喻，外面都战火纷飞了，你们想的还是冰淇淋和口红?简直是安心做亡国奴的样子!
年岁渐长，对世事多了些感悟，方才领悟到，在动荡的年代能将一颗心保持在日常生活的状态，才是最难得的大智慧。去年巴黎爆炸案之后，《纽约时报》写了一段话：“法国有一切宗教极端分子仇恨的东西，从一连串琐碎的小细节中感受生活的乐趣。每个早晨咖啡和羊角面包散发的清香，街头漂亮的女郎尽情飞扬的裙角，朋友相聚小酌的美酒，恰到好处的香水味……”
无论面对怎样的暴徒和恶行，只要被压迫的人们没有在战栗之中丢失掉自己对生活细节的追求，那他们就永远不会丢掉对未来的希望和对自由的渴望。正如法国人民对抗暴恐分子的方式是继续在露天咖啡厅闲坐而不是躲在家中瑟瑟发抖一样，张爱玲对抗战争的方式，就是用对口红和冰淇淋的渴望来消解对横飞的炮弹的恐惧。
只要还有口红可以用，有冰淇淋可以吃，日子再难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就算没有了，我们还能靠着渴望支撑下去，这些平日里打个唿哨就会忘记的感官温暖，反而比人们惯常用来穿江渡河的理性之桨更能给人以慰藉。
△张爱玲发表的小说中常常可见她自己绘制的插图，女主人公们面部最常见的特征，就是一张诱人的红唇。
我有一个独自来北京打拼的朋友，因为学历普通、工作经验也不多，刚来北京的时候日子过得极其落魄，常见的状态就是在不断找便宜的房子搬家。为了攒钱她连200块一篇的约稿都写，但是她整个人还是过得美滋儿的，因为她每次额外收入超过一千块的时候，她就会去商场买一支口红奖励自己。
尽管她的衣服鞋包都是淘宝买的，尽管她忙的经常只能素面朝天，尽管她经常被忙碌的工作和狂躁的老板压榨的要崩溃，但是只要她往嘴唇上抹上一抹口红，那就是属于她的片刻魔法时光了。日子好像不那么难捱了，生活好像又充满了希望，连带着这个陌生的城市，都变得梦幻和可爱了起来。
无独有偶，战乱频仍、经济萧条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反而是口红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1946年全球卖出了一亿九千万支口红，光是美国女性就花了二千九百万美元购买口红，她们消耗掉的口红足有5000吨。这固然有“口红效应”(每当经济不景气，人们的消费就会转向购买廉价商品，而口红虽非生活必需品，却兼具廉价和粉饰的作用，能给消费者带来心理慰藉)的因素在作怪，但是更因为当时的女性认为口红可以改善因为恐惧和营养不良带来的坏气色，看上去不仅脸色好，心情也会变得更好一些。
△美国对日宣战之后，丹祺口红曾经推出一个名为“战争、女人和口红”的广告，广告语道出了口红的神奇力量：“可以让女人拥有一副勇敢的面孔”。
△1947年的丹祺口红工厂里生产口红的车间。
△四十年代的丹祺口红现在看来颜色也很美，唇形是那个年代流行的性感的心形嘴唇。▽《色戒》中王佳芝的唇形就是这么画的，汤唯的妆容总体来说都很还原时代风情。
丹祺(Tangee)这个美国品牌与蜜丝佛陀一样，是第一批生产口红的化妆品品牌之一，尽管现在丹祺风流早被雨打风吹去，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从商场里消失了。但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它都一直是口红界的扛把子。丹祺当时最大的卖点是据说可以随着不同人的唇色而改变颜色，且色泽持久，着水不退。
它在《申报》上面做的广告，非常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特点：“内含神秘变色膏，增加自然美，丹祺在未用前，其色似橘，一经着唇，立变玫瑰色，鲜艳自然，终日不褪，中有香霜，使唇柔润。”持久、不掉色、滋润这些特性，都是早期高级口红的显著特征，或者说主打卖点。在《海上花列传》中，张爱玲还将其中第九章命名为“小号的丹祺唇膏”，可见她对丹祺的喜爱。
张爱玲在小说中常常提到各种口红，除了作为人物外形的描述，她更喜欢用口红这样的细节来暗喻口红的主人的性格、背景等等，人说“闻香识女人”，到了张爱玲这里，则是十足的“观口红识女人”，在她看来，口红和鞋子一样，都是最能暴露出一个女人本质的细节，轻易马虎不得。
李安是真的懂张爱玲，例如《色戒》里几个关于王佳芝口红的特写镜头，就得了张爱玲的真传。在浅水湾餐厅，王佳芝和易先生一起进餐，王佳芝喝过的玻璃杯口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口红印。
在很多人看来这可能没什么，因为现在的大牌口红也难免会粘杯，但是易先生看到之后，就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留心的话，没有什么事是小事。”暗示着那时稚嫩的王佳芝就已经暴露了，为什么呢?自然是因为这看似性感的小小口红印。
张爱玲在《留情》里写过淳于敦凤在亲戚家喝茶，“看见杯沿的胭脂渍，把茶杯转了一转，又有一个新月形的红迹子”，便皱眉头，因为自己的“高价的嘴唇膏是保证不落色的，一定是杨家的茶杯洗得不干净，也不知是谁喝过的”。
而王佳芝伪装的身份是富商妻子麦太太，按理说她应该用的也是持久不落色的高级唇膏，但是她的口红印清晰地印在了杯沿上。再退一万步说，如果她是习惯出入上流社会的淑女，那么她也应该会及时地将杯沿的口红印不着痕迹地抹掉，方才符合这个阶层人群的优雅做派，否则就太失礼了。但是这些东西，王佳芝统统都是不知道的。
张爱玲在《创世纪》里写过那种劣质口红，衰落的大家族后人“潆珠用的是一种劣质的口红，油腻的深红色”，那种口红是呆板的暗红，油汪汪的浮在嘴上，还极易掉色。她在药房里上班贴补家用，只好“现在每天都把嘴唇搽得很红了”，对她有好感的毛耀球想送她点好的化妆品，但“他只注意到她不缺少口红这一点，因此给她另外买了别的。”
不要说这位毛先生是不懂化妆品的纯直男，只不过他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让他不足以像易先生那样辨别女人嘴唇上口红的好坏，他不过是个有一爿店面的小康阶级罢了。这个细节一写出来，潆珠身上那种“只是一点解释也没有的寒酸”便愈加鲜活了起来。
△彼时高级口红的广告一定是在强调颜色的鲜艳、持妆的持久以及膏体的滋润度。
口红当然不仅可以区分阶级，还可以暗示性格。《琉璃瓦》里的曲曲“蹲在地上收拾着，嘴上油汪汪的杏黄胭脂，腮帮子上也抹了一搭。她穿着乳白冰纹绉的单袍子，粘在身上，像牛奶的薄膜，肩上也染了一点胭脂晕。”杏黄那样少女气十足的颜色，小儿女的娇憨情态跃然纸上。
《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葛薇龙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姑妈，甫一出场便是：“毕竟上了几岁年纪，白腻中略透青苍，嘴唇上一抹紫黑色的胭脂，是这一季巴黎新拟的‘桑子红’。”哟，紫红的姨妈色，果然是历代继母恶毒妇人的标配。
△当时已有变色口红，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比如这支1939年出品的Tattoo Black Magic Lipstick在灯光下就是姨妈色的。
张爱玲笔下老派女子还是爱用胭脂抹在唇上的多些，《怨女》里的银娣“在手心调了点水粉，往脸上一抹，撕下一块棉花胭脂，蘸湿了在下唇涂了个滚圆的红点，当时流行的抽象化樱桃小口。”
△旧式大家女子的装束和妆容可以参考《橘子红了》里的造型。
在三四十年代西方流传过来饱满的心形唇画法之前，女人们普遍用的还是《红楼梦》里的化妆法和化妆用品，“(平儿)看见胭脂也不是成张的，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宝玉笑道：‘那市卖的胭脂都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渣滓，配了花露蒸迭成的。只用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手心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手心里就够打颊腮了。’平儿依言妆饰，果见鲜艳异常，且又甜香满颊。”
△平儿理妆
张爱玲这一生对彩妆和口红的钟爱，兴许就来自于幼年对《红楼梦》的痴迷吧。说出来不许笑我，我小时候也试过把院子里的花儿摘下来自制宝玉式天然化妆品，最终的结果当然是被家长扔掉了事，
然而一生痴迷口红的张爱玲绝对料想不到，她生命中那个情劫的始作俑者胡兰成，最终却是被一位不用口红的女子收服得妥妥帖帖的。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写佘爱珍，是长挑身材，雪白肌肤，面若银盆，但轮廓线条又笔笔分明。眉毛是“极清”，眼睛是“黑如点漆”，眼白如“秋水”，三十八岁的时候看上去只有二十八，不擦口红，不穿花式衣裳，夏天只穿玄色香云纱旗袍或是淡青灰，上襟角带一环茉莉花。
如此惊为天人的做派，瞬间超越了胡兰成生命中的莺莺燕燕，包括特立独行的张爱玲。在其他多段感情中，胡兰成都是主导者，到了佘爱珍这里，他彻彻底底变得被动，她做生意，开酒吧，开妓院，自己住在福生，留胡兰成一人住在松原町。她的人生并不以谁为转移，她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反而患得患失将她看得重要了起来。
旧时男女多半都觉得涂口红的女人危险，因为她们前卫、时髦，毫不掩饰自己的性别特征，并且忠实于自己的欲望。所以当时延安唯一一个涂口红的女人吴莉莉(史沫特莱的翻译，长得像大S那个)就成为了夫人们的众矢之的，最终被联手“请”出了延安。可是看看佘爱珍和张爱玲的个性，你就明白这不过是无稽之谈，口红只是无辜背锅而已。
在我看来，口红是女人的秘密武器不假，不过作用多半是针对自身而不是对外。我如果没带口红上街，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手足无措。无论出席什么重要场合，只要摸到包包里那支自己最爱的口红，立马觉得信心爆棚、所向披靡。这样的感受当然不是个例，香奈儿女士就说过：“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再涂一层口红然后出击吧。”伊丽莎白·泰勒则说：“给自己倒杯酒，再抹点口红，你就重新活过来了。”
一个涂了口红的自己我个人感觉魅力起码比不涂口红的自己UP十倍，也许这只是我的小小幻觉，但是女人要的不就是这种强大的心理暗示吗?自信永远是女人最好的化妆品，而口红就能给我这样的自信。
男人们不懂女人们为何要为小小一支口红痴迷，就像女人们不懂为什么魔兽能让男人们如此疯狂。因为口红和魔兽一样，都不只是一件冷冰冰的商品而已，它们都是一种情怀，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代表了一种价值观。所以我不同意伊北说“口红是展现给世界的一抹亮色”，晚年的张爱玲隐居在美国几十年深居简出绝少见人，口红对她来说，应该是展现给自己内心的一抹亮色才对。也就是说，我们热爱口红，更多的不是为了媚外，而是为了悦己。